漫谈易经载体之理
漫谈易经载体之理自从汉魏王弼以老解易，首创义理学派之后，说易之书，灿若星河；百家之言，各称其是。这些易河上泛舟放歌者的“理”，主要以“注”、“传”、“解”等形式出现。其实，王弼发难的真正企图，是要建立一个高贵无比的玄学体系。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族孙，他家学渊博，英气逼人，自觉有使命在身。在这个对外否定权威，对内觉醒个性的时代，王弼关心的已不再是《易经》本身，而是已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哲学玄思，这正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的现实需要，关注的焦点，就在传统与现实联接点上。以后各家也莫不以此为切入点。
今人顾颉刚说：“《易》本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经他们用了道家的哲理，圣王的制作和道统的故事一一点染上去，它就成了最古的、最玄妙的和圣道关系最密切的书了。于是它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古史辩·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早在汉初，讲授《易经》的人就纷纷为《易经》作传，以后又分出两派六宗。著名的有汉代《京房易传》，宋代《程氏易传》、《汉上易传》、《诚斋易传》等；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内传》之前，就作了个《周易外传》。
那些对《周易》的注释，也是借《周易》讲出一番自己的道理，王弼的《周易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易传”。有的人干脆另立门户，僭号称王，如西汉后期的杨雄（前53－18年），将孟喜、京房的自然哲学观系统化，仿《易注》作《太玄》，自创一套符号系统：一玄、三方、九洲、二十七部、八十一首。每首相当《易经》中的一卦，又分九赞，相当于爻，共七百二十九赞。又分九个阶段，称九天，分配于一年四季之中，表示阴阳二气消长运行，万物兴衰成亡的过程。当时他的朋友刘歆就说，《周易》够难读了，你又来了一个《太玄》，谁能读懂它？我恐怕后人要拿它盖酱缸。孰料宋代司马光竟是知音，不但为之作注，而且自己也另创了套《潜虚》，也有一套符号和说明。
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则另辟蹊径，著《周易参同契》，把易与养生、炼丹等道术联系起来，创建了以道教解易的系统，为气功、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找到了动力，也是今天“科学易”的端始。
后来佛教也充分吸收《易经》精华，形成独特的以佛解易流派。华严和禅宗关系最为密切，而作为禅宗《五叶》之一的曹洞宗，又是禅易关系中的翘楚。其后承云岩昙晟（公元７82－841年），以《坎》、《离》二卦思路，提出“宝镜三昧”新法门，作四言偈颂数百句，其中：
如离六爻，偏正回互，
叠而为三，变尽成五。
此四句最为关键，但奥义秘藏，难为其解，不知难倒了多少学者，而且引起一场长达几百年的争论，断断续续直到清代才告结束。
《宝镜三昧》提出由个别的（事）上能够显现出全体（理）的境界来。说镜里的是影子，镜外的是形貌，如此形影相睹，汝（形）不是渠（影），渠正是汝。如此别开生面，形成禅易一大特色。
当然，这一切易注、易传，大都不是阐发《易经》思想，而是借此来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宋代大儒朱熹不满意这些人的行为，花了20年精力，作12卷《周易本义》，他要还清庐山真面目，依他所见，历代易学，就其解经说，其通病是空论较多，离经文本义甚远。不过，朱熹到底身为一代宗师，胸襟远阔，并不轻易否定一切,而是说只要他们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亦不应置之不理。这就给泛舟放歌者，发放了通行证。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他的理学，后来成为官方哲学；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和唐代孔颖达等编写的《五经主义》，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标准书。然而他自己的一套学说，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庆元二年（1196年），宋宁宗下诏禁止程朱理学，称其为伪学，不料百年之后，1313年元仁宗诏令科举教材，只用朱熹注本，元代的学者几乎都是学习朱、程之说而起家闻名的。
由于朱熹、二程等人的极力倡导，以及陆九渊、杨简、张载、王阳明、来之德、王夫之等人的推波助澜，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思潮——宋明理学，在纵贯四个朝代，绵延八百年中，形成了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模式。理学根本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修身养性，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外王就是建立理想的社会，推行王道于天下。
北宋程颐（1033－1107年）、程颢（1032－1085年）兄弟二人，驱除汉代以来的象数方法，把爻辞变得很容易理解，创造了理学家的《易》。程颐说：“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程氏遗书·卷二》）
他对自己的学生，甚至规定只需看三家易学即可,“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贯通,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劲。”（《程氏文集·金堂谢君书》）这三家对象数扫除略尽，很合程颐味口，汉魏王弼首开义理先河，宋初胡瑗作《周易口义》推阐义理，又有师承关系；王安石著《易解》也属宋易中的义理学派，又是当朝权倾一时的人物。
程颐通过《易经》，提倡修身和改造，允许读者逐步进行，以符合官方标准。他独立地改造了《易经》，让它成为一本道德的百科全书。《易传》是他唯一的著作，在死前10年中，他因反复修改这本书，而无暇再写其它著作，但仍然不能满意，临终前他说“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
《程氏外书·卷十一》）其实他的《易传》的理学思想内核，仍然是从《易经》本身汲取的养料，我们回头看看《易经》，便能发现先圣们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立德”从来就是最高目标，其次才是“立言”，再次才是“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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