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真的会影响到中国出生人口吗？
2018年对应的生肖是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8年的出生人口规模较2017年一下减少了200万人。有人问，这和狗年的生肖属性有没有关系。2019年是个猪年。会不会有更多金猪宝宝选择在2019年来临人世间？首先，为什么2018年的出生人口下降幅度如此大？多位人口专家的解释和分析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育龄妇女人数下降（25岁到35岁的女性数量较往年减少了）、婚育推迟（大家结婚更晚、生第一个孩子时年龄比以往更大）以及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
那么，大家关心的，出生人口到底会不会受到生肖的影响？最新的一些研究显示，在一些地区，生肖偏好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羊年。
2017年11月发表的一篇《北京出生人口规模变动中的生肖偏好和避讳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马妍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几十年来帝都人对羊年的生育避讳。
1
仔细看看这张北京1949年-2015年的出生人口柱状图：
我们能看到4个年份比较特殊——1967、1991、2003和2015年。
在这四个年份中，北京市的出生人口规模仿佛进入了一个“峡谷”，较前一年和后一年都有明显的减少。好像一部分人约好了一样，要不赶在前一个年份抢着先生了，要不先忍着，等到下一个年头再生。
这四个洼地一样的年份都是羊年。
不过，从1949年以来共出现了6个羊年，其中1955年和1979年这两个羊年的出生人口没有出现比前后年份明显减少的特征。
2
年度的出生人口规模是受到总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比如育龄妇女的人数，也就是能当妈妈的女性人数）的影响。
为了规避掉这种影响，研究者想到的是，比较帝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也就是用出生人口数/育龄妇女人数，再乘以1000‰。
由于研究者只找到了1978年之后的北京育龄妇女数据，所以只能分析改革开放之后的一般生育率和生肖年份的关系。结果是差不多的，1978年之后的四个年份中，除了1979年，其余三个年份（1991、2003和2015）的一般生育率都较其前后的马年和猴年有突然“坠落”。
3
如果把每个生肖年的出生人口总数累加起来，会呈现什么情况呢？
结果是，从1957-2016年，北京市羊年出生的人口数据明显少于其他年份。
从这张图所见，龙年、猪年等被认为是讨好的年份也未有更多人口出生，反倒是兔年是出生人口最多的。2018年所属的“狗年”从北京市过去几十年的分析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4
研究的专家也是想了各种办法来分析这个问题，他们另外用了一个叫年龄偏好指数的工具来比较。
年龄偏好指数( Indices of AgePreference) 是计算某一年龄的调查人口数与以该年龄为中心的前后各两个年龄、共五个年龄人口的算术平均数之比。
我们不需要搞懂年龄偏好指数是怎么计算的，你只需要知道：假设根本就没有什么生肖偏好，那么某个年龄与其前后两组年龄的均值之比应该接近1，转换为指数就是100。
为什么要计算前后各两个年龄，而不是一个年龄呢？因为研究者认为，生育回避应该至少是两年的时间差，需要在两年的时间内考虑提前或者推迟。
那么各个生肖呈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于是有了下图：
结果是，偏好指数的最高点出现在第一轮兔年(1963年)，偏好指数高达138; 而偏好指数的最低点出现在第一轮牛年(1961年)和第三轮羊年(1991年) ，偏好指数分别为75和76。
乍一看，好像大家也不是最讨厌羊宝宝，牛宝宝好像才是最遭恨的？
就像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的，出生人口数据要看长期的趋势，不能看一年。
从这种折线图上也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在每一轮的更替中，比较规律性地出现了羊年的偏好指数(除了第三轮1979年以外)均小于90的结果。
在图上，我们也明显地能够观察到那条神秘的“V字形”折线。
5
回到上面的折线图，为什么有一轮的兔年和牛年分别达到了波峰和波谷？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看时间轴就可以意识到这两个年份的特殊。那个位于指数最低点的牛年是1961年，而那个位于指数最高点的兔年是1963年。
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叫三年自然灾难也好，叫大饥荒也好，总之当时吃不饱的社会经济状况影响了很多人的生育选择。
从全国来看，1960年和1961年出生人口低于1500万，大约在1100万到1400万之间，也是1949年以来的生育低谷。但是不到两年后的1963年，全国一年之内生下了2975万，这恰恰是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生育补偿。
这也就是图中那个神奇的兔儿年。
6
还没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这名学者还用了另一个指数来进一步研究。
这个指数名叫惠普尔指数，这是一个美国人口学家。惠普尔在做人口调查时发现一个问题，当他去问别人的年龄的时候，有不少民众会报出一个整数，比如25岁、30岁、35岁、40岁。也就是说，调查的人群年龄可能在以5和0结尾的数字上出现堆积。
于是惠普尔想了一个办法来检验是否会出现这种某个年龄出现堆积的情况。他的办法是，任意选择一个年龄区间，这个年龄区间差应该是10的倍数，比如23-62岁。以某一个数字结尾的人口数之和做分子（比如所有自报年龄末尾带5的人口数量之和），分母是这个年龄区间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最后乘以100形成指数。
马妍改造了惠普尔数据，用来研究生肖年堆积的问题。最后形成的指数是这样的：
研究者还用了两个口径的数据来分别比较北京和全国区域内、北京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生肖偏好或避讳异同。
从结果我们能看到：全国来看，对羊宝宝并没有什么避讳的。鼠宝宝和牛宝宝的惠普尔指数甚至比羊宝宝更低。对兔宝宝则从指数上看出了生肖偏好。
但是在北京范围内，羊宝宝看起来真的是不受待见。羊年整体的偏好指数低至81，存在明显的生肖避讳。
马妍认为，牛年出现的轻微生肖避讳和兔年出现的轻微生肖偏好都是特殊时期数据波动造成的结果。
那么，我们来看，排除了1959-1961年三年特殊情况的数据，也就是第二组1981年以来的指数分析。
北京人对羊年的生肖避讳实在是非常明显的，而北京户籍人口的羊年生育避讳又是更加明显。
研究者还发现一个趋势，伴随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偏好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
1949年-1984年，北京人的羊年惠普尔指数为94.54，可以说是比较轻微的生肖避讳，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81-2016年，羊年惠普尔指数降低到了84.56，对羊年的生肖避讳已经非常明显了。
7
说到这里，关于北京人生肖偏好的研究就差不多讲完了。
实际“生肖偏好”是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现象。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亚洲华人普遍存在喜欢在龙年生育孩子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而日益凸显。
在韩国和日本，不少人认为马年出生的孩子的命运会不太好。
那么为什么就北京人对羊宝宝意见这么大呢？
明明我这么聪明又可爱。咩~
原因可能有点匪夷所思：
关于“羊年不宜生子”之说主要源于“十羊九不全”（据说原来是十羊九福全）的谬论，有人考证在清朝咸丰年间之前，并未出现过“十羊九不全”之说。
历史上其实人们认为属羊的命好，是安定富裕美好的象征。“十羊九不全”是推翻慈禧太后的政治策略。因为慈禧属羊，为了推翻她，便在民间开始宣称属羊的命不好，从而在精神上对她造成打击。因此，“十羊九不全”说法，是近现代出于政治的需要，民间流传下来的。北京作为清代的皇城是最直接受到这种谬论影响的地域，因而对羊年的避讳可谓由来已久。
参考资料：
马妍 《北京出生人口规模变动中的生肖偏好和避讳研究》
该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变动队列成员福利的影响及政策回应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