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投降到南京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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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见证抗战胜利的城市，也是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举行受降仪式的地方。
1945年9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图为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右）在南京向中方代表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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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这天凌晨零时12分，位于南京中山北路、大方巷路口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接到日本东京陆军省次长发来的紧急电告通知：“天皇陛下于15日12时躬亲广播，望恭谨聆听”。到上午10时10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又接到东京总部“关于结束帝国战争”的命令。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只得下令：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全体官兵，齐集总司令部大楼前的广场上，面向东方日本皇宫的方向，肃然列队，收听天皇广播；同时下令驻南京的日军各部队官兵以及在南京的日本侨民就地收听。
早在1945年8月初，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迅速发展，日本在遭到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连续失败后，又遭到原子弹等的猛烈攻击，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通过瑞士、瑞典，向盟国提出乞降照会。8月13日，日本政府收到了盟国的答复意见，同意日方提出的以保全天皇制的附加条件、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限令日本政府尽快公开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否则，盟国军队将对日本本土实施“总攻击”。
但是，日本政府中以阿南惟几陆相与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为首的主战派仍顽固地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8月14日，南京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东京日参谋总部的“大陆命第1380号”，其内容是要求“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对苏、美、中进行持久战，并准备本土作战”。冈村宁次立即急电东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请代上奏天皇，要求天皇批准他继续作战，“应排除屈辱之和平，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请圣上决断”。
然而，日本最终失败与无条件投降的命运是任何顽固派都无法阻挡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各国的强大压力下，1945年8月14日下午，日最高当局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并于当日晚6时，向各军发出“关于帝国结束战争”的“陆机密电第68号”电报；同时起草《终战诏书》，准备由裕仁天皇于15日正午12时在东京广播，向日本、向世界宣布日本战败，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尽管有一些狂热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于当日夜图谋发动政变阻止日本的投降，但这只不过是徒劳的垂死挣扎。少壮派的暴动迅速被镇压，陆相阿南惟几也于8月15日晨被迫自杀。
1945年8月15日12时，南京各处的收音机里按时传来了日本东京的播音。先是日本播音员用喑哑低沉的声音向日本军民宣布：“这次广播极其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天皇陛下现在正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接着，事前录制的裕仁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声音响起来了。这位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日本当时面临的彻底失败的处境，“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裕仁实际上是宣布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但他在《终战诏书》里，却刻意回避了“投降”这个字眼。在这天，日本军国主义终于走到了末日。但是冈村宁次仍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在率总司令部全体官兵收听了天皇诏书后，当场含泪向总司令部人员作了“谨遵诏命，发挥百万派遣军的核心作用”的训示，但他又致电东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声称：“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且连战连胜……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
裕仁天皇停战《诏书》手迹。
驻南京的日军各机关、各部队军政人员与日本侨民在“聆听”了天皇的广播后，面对着日本最终失败的现实，一些人惊慌失措，长跪在南京的大街上仰天长嚎；还有一些人以自杀表示自己的对抗与绝望。驻南京的日军官兵与日本侨民早已从近来的战局中认识到日本即将到来的结局。但当这个最终结局终于到来，而且来得这样快，他们还一时不能完全接受。然而，日本自发动侵略战争之日，就铸就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必然结局。
冈村宁次在率部收听了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后，接着他又收听到重庆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广播电台发给他的命令，主要内容是关于日军投降事宜的六项原则。蒋介石命令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时蒋令冈村宁次派代表至江西玉山（后改为飞往湖南芷江），接受盟军中国战区受降主官、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示，洽谈受降事宜。
当日下午，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专使张叔平携带随员一人，公开出现在中山北路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方代表洽谈。他们根据蒋介石与顾祝同的命令，要求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即派遣冈村总司令官的代表到江西省玉山，商谈受降事宜。
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各部队，加紧在南京四周广大农村地区的活动，先后占领了溧阳、溧水、句容、六合、高淳等县城与东坝、湖熟、秣陵关、龙潭、栖霞山等许多集镇，兵临南京城下；还策动驻南京的伪国民政府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健魂于8月13日率所部约3000余人起义，投奔六合解放区。1945年8月14日，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派遣扬帆，于8月15日赶到南京，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洽接受日军投降事宜，转达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的要在华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命令，以及新四军军部向华中日军发出的《最后通牒》的4条内容。约在同时，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派遣冯少白，以新四军联络部部长的名义，前往上海和南京，约见周佛海，要其向新四军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很快决定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向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将他们的投降决定迅速通告汪伪国民政府。日军总部派遣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会同日驻华海军代表小川少将，一齐去见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日本驻南京伪政府的大使谷正之也拜见陈公博，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南京伪政府迅速土崩瓦解。
8月15日晚7时7分，南京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东京日本最高当局的“大命”——“大陆命第1382号”，其要点为：“应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但在“停战交涉期间，敌若来攻时，在不得已情况下，为自卫可采取战斗行动”；日驻中国各部队，“得向适宜地点集结”。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才不得不在当日夜向全体驻华日军各部队下达命令：“即时停止战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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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
1945年8月30日至9月5日，重庆国民政府从湖南芷江空运精锐的、美式装备的新六军，陆续抵达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这是自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近8年，中国政府的军队第一次回到这块备受日军摧残与凌辱的土地，受到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新六军担任南京及周边地区的警备。从这时起，南京城才真正结束了日军刺刀下的殖民统治。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对日本投降的报道。
关于在这段时期中，南京发生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可耻下场以及南京民众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河山光复的巨大喜悦，当时报刊有大量的报道。一位身经其事的南京市民在垂暮之年回忆说：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一宣布，他们站岗用的枪全换成了训练时的木头枪。真枪真刀都被集中缴械了。那真是南京人扬眉吐气的日子，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冲上街头狂欢，新街口马路上炸过的鞭炮纸屑足有半尺厚，家家商店的玻璃橱窗、玻璃门上都大大地写着V字。解除了灯光管制后，南京一夜之间亮起来了，百姓家的灯去掉了罩了多年的灯罩，街上的霓虹灯去掉了蒙了多年的黑布。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一扫往日的气焰，军人脱了军装、缴了武器；商人匆忙收拾货物，打点行装。那天我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我看见那些日本军人个个低着头，手捧同伴的骨灰盒，列队向下关集中营走去。一路上，中国民众向他们吐口水，投石块，下关的百姓甚至还气愤地拳打脚踢这些曾经欺压中国人的仇敌，还有人命令日本鬼子向中国人下跪，鬼子们只得照办。那些日本商人也在撤退中，他们雇了黄包车托运货物行李，老百姓看见了，齐声高喊：“滚下来，自己拉！”这些日本商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只好下车自己拉车。黄包车夫们咧开嘴笑着跟在车后。那个场面真叫痛快呀！
1945年9月3日，延安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时间，由国民政府选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三九”——这是中国传统的吉利喜庆时刻。典礼地址原拟假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因这里破损严重，正在修缮，后几经筹商，最后择定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大礼堂，由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将军负责布置。
1945年9月9日上午，南京城内城外，彩旗飘扬。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原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军校大门口悬挂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匾额。军校的广场四周，旗杆林立，旗杆上高高飘扬着52个盟国国家的国旗。军校大礼堂的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的国旗。礼堂内，面朝大门的正面墙上挂有孙中山的遗像。遗像的下边点缀着红色的“V”字形符号与“和平”两字。遗像对面的墙壁上，并列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的肖像。礼堂正中木梁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的国旗。在挂有孙中山的遗像的正面墙前，放有一张长桌，上铺白布，为受降席。受降席的对面也有一张长桌，为投降席。在受降席的两边分别是中外贵宾观礼席与记者席。楼上是一般人员观礼席。在军校与礼堂的各个入口处与要道口以及各国国旗的旗杆下，在礼堂受降席与投降席每张座位的后面，都有武装的士兵与宪兵守卫，戒备森严，气氛严肃。应邀前来观礼的外宾及中国官员、中外记者共计405人，其中中国军官219人，中国文职官员51人，中国记者52人，同盟国代表47人，外国记者36人。中国重要官员有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接受计划委员贺衷寒，以及李明扬、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蔡文治、彭孟辑、谷正纲、丁惟芬、顾毓琇等，外国来宾有美国陆军少将麦克鲁、准将柏德若、海军少将迈思斯、英国海思少将、法国保义上校以及加拿大、苏联、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官多人。
上午8时30分，中外来宾陆续签名入场。上午8时45分，日军投降代表7人，分乘3辆汽车，由中国陆军王武上校引领，到达中国陆军总部，在广场下车。他们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日驻华海军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10方面军（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第三十八军（印度支那北部驻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大佐。他们代表日本“中国派遣军”、驻台湾军与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驻军向盟军中国战区投降。早就在此等候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摄取镜头。王武上校引导他们进入休息室。按照事先约定，日军代表解下他们佩带的军刀，并将军刀分别呈献：冈村宁次所佩军刀恭献何应钦，小林浅三郎所佩军刀恭献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今井武夫所佩军刀恭献陆军副参谋长冷欣。
上午8时51分，何应钦率中国受降官四人先行入场，在受降席就座。这四位受降官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何应钦居中，其左侧依次为陈绍宽、张廷孟，其右侧依次为顾祝同、萧毅肃。
8时52分，日军投降代表由王俊中将引导，鱼贯入场。日军投降代表入场后，先到规定地位，立正，恭向何应钦一鞠躬。何欠身作答，命其坐下。日方代表便依规定，于投降席就座，冈村宁次居中，面对何应钦，其左侧依次为小林浅三郎中将、今井武夫少将、小笠原清，其右侧依次为福田良三、谏山春树、三泽昌雄。7人都身穿日军军服，未佩带军刀，就坐时，冈村宁次将军帽脱下置于案头，其他人则始终将军帽握在手中。日方译员木村辰男着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势，立于冈村宁次身后。
9时正，受降仪式开始。何应钦先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于是，镁光灯闪烁，中外记者紧张地拍摄。9时5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等人呈出签降的证明文件，冈村转命小林呈递给何应钦。
何应钦在验签了冈村宁次等人的代表签降的证明文件后，当场将该证明文件留下；接着，令将两份分别以中、日文印制的日军《降书》，交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光着脑袋，神色黯然，匆匆阅过《降书》，随即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再从上衣右口袋里，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在其签名之下。中外记者莫不抓紧这一稍纵即逝的时刻，拍摄下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镜头。
冈村宁次签字后，由小林浅三郎将两份降书恭谨地送到受降席前，双手呈给何应钦。何应钦对两份降书加以检视后，签名盖章，旋以降书一份，命萧毅肃交付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立接受。
《降书》的内容共有9条。开门见山地宣告：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随后，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冈村宁次等7人仍由王俊引导离座，肃立，向何应钦一鞠躬，然后鱼贯退出礼堂。受降仪式历时20分钟结束。
这历史性的二十分钟，象征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终于遭到最后的可耻失败，也象征着日军对南京的八年殖民统治的最终结束。何应钦随即在礼堂发表简短的广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作者： 经姗姗
编辑：
王富聪 殷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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