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构筑的“经典君相体制”，注定会被刘禅摧毁|短史记
本文选自桓大司马所著《宿命三国》（九州出版社），已获授权。
经典君相体制中的宰相有两个特征，一是大权在握，二是竭诚奉君。所以诸葛亮一方面以丞相兼录尚书事的身份，掌握全部的军政大权，一方面则真诚的尊奉刘禅为君，他的心迹和行为得到了蜀汉国人的认可，被评价为“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对于国事，诸葛亮当仁不让，内选贤才，外修战备，凡军政大事都由自己决断。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则从最初的军事经验略有不足，迅速成长为一代名将，五次北伐越打越好，以一隅之兵力打得优势魏军龟缩防守；对东吴的外交则处理得十分得宜，包括承认和祝贺孙权称帝等措施，使得吴蜀联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持续数十年的巩固联盟，东吴也对蜀汉的北伐也多有策应。
同时，诸葛亮秉持法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把自己也当成体制的一部分，对自己的功过，诸葛亮也严格按朝廷制度来奖惩，绝不徇私，全无后世权臣能进而不能退的样子。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直接责任人马谡虽然深得诸葛亮器重，仍被秉公治罪，同时诸葛亮还自劾用人不当，贬官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直到第三次北伐获胜，取得武都、阴平二郡后，才因军功官复原职。
对于皇帝刘禅，诸葛亮则对法家的主张进行了修正，在法家观念中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想怎么弄臣下就怎么弄臣下，但经过秦亡的反思和汉初的政治实践，诸葛亮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君相相处的办法，他将皇帝刘禅的地位推高到至高无上，即便自己是经天纬地之才，对刘禅这个黄口小儿也礼敬周全，同时他又剥夺了刘禅的一切实权，无论是政府的丞相，还是宫中的尚书台，都抓在自己手上，避免皇帝以及跟他一伙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肆虐，危害政治。
于是在蜀国，刘禅是经典君相体制下的皇帝，他是权威的象征，根据丞相诸葛亮的绩效予以奖惩，但不去干涉具体行政；诸葛亮则是经典君相体制下的宰相，处理军政事务完全不受皇帝影响，对刘禅他偶尔还会加以教育，如《出师表》中“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等话语，都是教刘禅如何当好自己的角色。蜀汉真正实现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只要不站在皇帝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句话体现的其实并不是君臣易位，而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按前面的说法，诸葛亮也是权臣，跟曹操似乎没太大差别，但细究起来两人的心术是很不同的，诸葛亮对于避嫌十分小心在意，一切容易让人误会的事情都掐灭在萌芽之中。诸葛亮从没有把自家子弟安插到要害部门抓权；蜀汉重臣李严为了自己升官，曾经劝诸葛亮加九锡，称王爵，也被诸葛亮严辞拒绝，这跟曹操大异其趣。
如果单看曹操的霸府政治，他也像诸葛亮一样独揽朝权，军政大事自己做主，不受汉献帝干扰。曹操所乘的马践踏麦田，违背自己颁布的军法时，也曾经有过割发代首的表现，看起来也跟诸葛亮一样赏罚严明，把自身也纳入政治法制的一部分。但同时，曹操把军权全部掌握在曹姓、夏侯姓亲党手中，汉献帝的宿卫兵士也全由曹氏亲党统帅，对汉献帝形同拘禁；曹操晚年，为了进位魏公、魏王，将有反对之意的荀彧、崔琰等名士迫害至死，这些做法就与诸葛亮完全相反了。
另外，曹操虽有雄才，却残忍好杀，他的很多作为树立了不少仇家，害怕失权后被清算，所以必须把权位传给子孙，必须进行谋朝篡位的准备；诸葛亮则用法均平，人格伟岸，让蜀人心服口服，不怕被清算，可以做他的经典宰相，而且他死后不但哀荣备至，儿子诸葛瞻也大大的沾了他的光，得到蜀人的过度赞誉，在蜀汉官运亨通。
因为曹操的这种心术，其子孙曹丕、曹睿当皇帝以后，大力加强皇权的私家化，用曹氏宗亲压制宰相的权力，但这只能引起大臣的不满，结果司马懿在满朝大臣的支持下掀翻了当权的曹氏宗亲曹爽，开始了新的一轮司马氏权臣当政。
东吴的君相制度也呈现出过跟诸葛亮类似的样子。孙策临死时，也对张昭说过类似于刘备托孤的话：“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孙权少年即位，权威不足，长期将军政全权委任给张昭、周瑜等名臣良将。到孙权建年号以后，为了得到江东大族的支持，又任命江东大族顾雍、陆逊为丞相，将军政大权交到他们手中。
从表面上看，东吴的丞相权力也达到了近似诸葛亮的水平。孙权很多事情都派秘书去问丞相顾雍是否可行，顾雍认为可行就会留饭，孙权就根据顾雍是否留饭秘书来决定事情是否推行。后来孙权甚把印信留在丞相陆逊处（陆逊长期镇守荆州），写给诸葛亮的文书让陆逊检视，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陆逊可以改了直接盖孙权的章送过去。
但是随着孙权年岁渐长，威望渐增，他也不甘寂寞，开始不断的制造事端打击江东士族，经过暨艳案、吕壹案等多次努力，最终利用废立太子的二宫之争，将江东大族或杀或流，赶出权力中枢，把权力集中到自己和孙氏宗亲的手上。孙权死后，孙氏亲族孙峻、孙綝等成为宰相，东吴的朝政沦为宫斗，孙氏宗族进入了无休止的自相残杀，孙吴的政治也败坏不可救药。
但是这种经典的君相制度，终究还是以蜀汉坚持得最久。蜀汉既没有以臣犯君、谋朝篡位，也没有君要臣死、兔死狗烹，君臣共和的时间较长，所以虽然国小力弱，其政治却到很后面（确切的说是君权复兴后）才开始混乱。这一切，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深谋远虑和身后遗泽，也不能不说经典君相体制的设计思路确实有其可取性，在理想状况下可以发挥很积极的作用。
……
诸葛亮一死，刘禅就开始对经典的君相体制动手，他拒绝为诸葛亮立庙，以免宰相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使自己这个皇帝毫无存在感，后来实在挡不住群臣的压力，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汉中沔阳为诸葛亮立庙，但坚决不在首都成都立庙。
诸葛亮之后，刘禅不再设立地位崇高的丞相一职，而是将行政大权分割为两部分，让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担任尚书令；蒋琬病重，又让费祎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担任尚书令，中间还让姜维跟费祎共录尚书事以分其权。刘禅在一段时间内不让蒋琬、费祎开府自选属官，削弱他们对朝政的控制力，同时又试图通过对尚书令的控制来削弱相权，但两届尚书令费祎、董允都深知皇权的危害，是诸葛亮路线坚定的拥护者，没有因为刘禅的拉拢就成为他手中的刀，诸葛亮苦心孤诣建立的体制依然得以保全。
但是，诸葛亮的体制是依赖本身的巨大威望建立的，是不可复制的，虽然他可以将自己的威望在身后再传递一段时间，但也不可能传递得太久远。而秦汉时代皇帝的威力在全社会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跟皇帝作对的不论西汉的诸侯王还是东汉的士大夫没有人有好下场，而且皇帝可以凭借神圣的血脉世袭，宰相却不能，即便宰相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传递权力，出岔子的风险性也比皇室传承大很多，所以即便蜀汉的宰相这么牛，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把宝压在皇帝这边，转机终于还是来到了刘禅面前。
蜀汉延熙九年（公元246年），刘禅忌惮的尚书令董允病故，接任的尚书令吕乂明于吏干而黯于大局，新晋的侍中陈祗是费祎看好的人物，但他一反费祎、董允的做法，与刘禅宠幸的宦官同时也是刘禅代理人的黄皓打得火热，刘禅借助黄皓开始插手政务，陈祗也借助刘禅和黄皓的力量，地位直线上升。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吕乂去世，陈祗兼任尚书令，成为秘书机构的首脑，从此益发谄事刘禅，纵容黄皓，成为皇权的奴仆，刘禅通过陈祗开始大肆收权，过足了皇帝的瘾。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蜀汉大将军费祎被魏国降将郭修刺杀，刘禅让姜维接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但姜维身为曹魏降将，在政坛没什么根基，而且其政务能力也不及军事能力耀眼，已经成为尚书令的陈祗通过支持姜维北伐，换取了姜维对政治权力的放手，蜀汉的政治大权从宰相、三公那里转移到尚书令手上，而担任尚书令的陈祗不再是骨鲠之士，而是一味迎合皇帝的小人，蜀汉的皇权从此大涨，经典的君相体制荡然无存，此时距离蜀汉灭亡已经不到十年了。
因为陈祗帮助刘禅重振雄风，男人了一把，刘禅对他十分感激，陈祗死后，刘禅痛哭流涕，伤心不已，对陈祗的感情远远超过了对他相父诸葛亮的感情。当年董允担任尚书令，刘禅想扩充后宫、想重用宦官黄皓，都被董允阻止，现在刘禅权威大振，对董允恨得咬牙切齿，认为自己以前听他的话简直是自轻自贱。皇帝的代言人宦官黄皓则开始弄权，党同伐异，作威作福，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蜀汉的政治开始急剧腐败。后来连名义上的宰相姜维也被黄皓逼得远走沓中屯田避祸，在曹魏大举攻蜀时回援不及，使得汉中迅速被魏军占领，大大加快了蜀汉灭亡。
虽然刘禅后来在司马昭那里乐不思蜀很可能是装的，看他分化蒋琬、费祎的手腕也绝不是什么都不懂，但综合看起来也算不上多杰出的皇帝，连他都不能甘心于虚君之位，中才以上之主可想而知。诸葛亮作为一代伟器、不世奇才，又因机缘巧合拥有刘备托孤的巨大权威，连他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呕心沥血重建的经典君相体制也不过能在死后维持一代人的规模，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条件，更是不可能重建。
可见这种经典的君相体制，从设计伊始就对君臣的要求都太高，大部分时候其实是空中楼阁，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诸葛亮胜利的失败和刘禅失败的成功为这种体制正式宣判了死刑。君主专制制度有其自生的运行逻辑，即不断地趋向更加专制，想要反拨和阻止，只能生效于一时，却无法改变这个大趋向，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大的悲剧。
回过头来再看刘备托孤。刘备的基本盘是荆州集团，后来又加上了东州集团，他称帝的时间不过两年，在两个集团中的合法性积累还严重不足，太子刘禅又还不到二十岁，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一个不慎就有可能导致蜀汉政权分崩离析，那样他们刘家的下场会非常不妙。他从一个汉武帝式的皇帝的视角来看，认为必要时宁愿让诸葛亮以皇帝的名分掌握实权（因为以他的见识，他找不到皇帝集权以外的方式），这样可以应对危局，也能给刘家留一条活路。
诸葛亮也并非是一味的愚忠，而是打算在蜀汉复兴经典的君相体制，这样的话他可以不用重新积累合法性，而凭借刘备已经积累的合法性来统治蜀汉。他可以用刘禅来当权威的化身，自己掌握实权，应对蜀汉的困局，等到形势稳定后，他就可以着手奠定经典君相体制，并且想办法形成制度持续下去，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将陷入发展悖论的大一统帝国带出死局和泥潭。认为刘备埋伏刀斧手的是用看明清猥琐政治的眼光去看三国的君相制衡，把三国时代当成了社会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明清来看待，缺乏历史的眼光。
图：成都武侯祠
君臣二人，想必还有史书未曾记录的一番言语，最终君臣之间达成了默契，刘备命令太子刘禅父事诸葛亮，称其为“相父”，诸葛亮也当仁不让，总揽大权，重建了理想中的制度，古人一再称赞刘备与诸葛亮是千古君臣相知的典范，看来诚不我欺。但是，因为经典君相制度本身的缺陷，诸葛亮最终回天无力，他重建的制度虽不能说人亡政息，但在一代人之后依然寿终正寝，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愈发显示出无穷无尽的悲剧意蕴。
西晋以后，尚书彻底取代三公，成为新的宰相，但已经没有了自行征辟官属的权力，皇帝的新秘书机构中书省和顾问机构门下省也都获得部分相权，宰相制度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转变，这时宰相之权虽然被分成三块，但因为三省之职一般都是士族充任，对皇权仍有一定的制衡力量，到隋唐时代，皇权在三百年的太平之世将士族驯化，士族丧失了最宝贵的独立性，相权才真正进一步衰落，唐朝皇帝给官员加“参预朝政”衔，后来发展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有了这个头衔的官员才有议政权，但三省长官未必有“参预朝政”的头衔，这又将宰相的议政权（参预朝政）和监督百官执行权（三省长官）剥离，而且“参预朝政”往往同时任命多人，进一步分散其权力。到了宋代，又将原来内廷由宦官充任的枢密使一职外化为朝廷官职，枢密使领衔的枢密院成为专管军事的机构，政事堂宰相们手中的军事权被分给了枢密使，相权又一次下降。
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索性废除宰相，只以内阁大学士为高级顾问，虽然后来内阁大学士的权势也逐渐增长，有时看起来像宰相，但他们只有名正言顺的议政权，没有名正言顺的监督百官执行权，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宫里的皇帝、太后甚至太监都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到了清朝更是连内阁都靠边站，设立离皇宫更近、更方便皇帝专权的军机处，军机大臣地位更低，完全成为皇帝的传声筒。
综观君相制度演变史，可以说宰相对皇帝的制衡越来越弱，虽然偶有唐太宗与魏征这样的搭档再现了部分的经典君相体制的精神（制度上则相差太远），但从大势上来说，经典君相体制不可避免的走向没落和消亡。后来的皇帝不但是权威来源，也成了现实政治难以避免的存在，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发挥的都是消极作用，越来越成为理性行政的阻碍。近代以后，只有当权威来源从皇权转变为民权，理性行政才能减少损耗，畅通无阻。
所以，诸葛亮可以说是经典宰相的回光返照，是经典宰相的挽歌，也是最后一位经典宰相。
本书简介
本书选取三国时期十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权力法则、道统之争、地区矛盾、阶层升降等角度切入，以个体的抗争事迹折射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作者简介
桓大司马，本名彭治宇，资深历史研究者，主攻三国两晋南北朝。独立运营公众号“文史宴”，聚集学界内外历史研究者，致力于为历史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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