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反省态度问题的历史与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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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对韩国、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扩张、殖民，给亚洲各国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犯下累累罪行。现在距日本彻底失败宣布投降已七十多年，但其对战争责任等问题仍不能正视，不能对其发动殖民侵略的行径深刻反省，真诚谢罪。时至今日，日本的某些领导人对待这场凶残可耻的侵略战争仍百般狡辩，不肯正视。日本首相安倍甚至妄言，“学术界和国际上都未对侵略做出定义。其定义会因国与国关系中各国所处的立场而有所不同”（李小飞：《安倍抛“侵略无定义”论调 韩专家批其没常识》；《安倍不否认日本曾侵略中国 曾辩解侵略定义未定》，中国新闻网，2013年5月15日）。而且，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加强军事力量，并在力图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欲恢复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近一年来，日韩间关于“慰安妇”问题发生的交涉，以及日韩劳工赔偿案的再起波澜，且两国间的矛盾继续演进，扩展至两国间的经济贸易问题。
日本天皇在议会宣布投降。
对与日本战后在反省侵略历史问题上难以令人满意的表现，人们往往从日本的历史发展中去寻找一些原因。
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危机意识比较强烈，在谋求扩张的过程中形成好斗黩武、倨傲自尊、顽固不化的武士文化，其历史上宣扬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鼓吹“皇国精神”“皇国之道”，应该统治世界，这种文化传统主导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使其缺乏理性的反思和忏悔的精神。近代以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发展强大起来后，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随之膨胀，侵占朝鲜，吞并琉球，割走中国的台湾，又侵占中国东北作为其殖民地，扶植傀儡政权，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欲征服中国，以至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由日本统制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虽然可耻地战败，但其内心并不服输。
此外，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失败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和处置，也是导致当今日本人在反省侵略战争问题上持此种态度的一个历史原因。日本战后由美国单独占领，按照“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方针实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远东国际法庭也对日本的主要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但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的占领政策由惩治打击转向支持袒护。受到审判和处理的战犯人数仅有5000多人，其中甲级战犯仅28人，这28人中只有7人被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1950年前后，美国占领当局释放了服刑未满期的各级战犯，对右翼军人、官僚及财阀的整肃也中途停止。这些战犯、右翼军人中的一些人重返政府与军队，甲级战犯岸信介竟自1957年起连任内阁总理大臣。此外，美国占领当局部分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精神支柱的天皇制度。1957年，美国在排除中国、苏联等战胜国的情况下，与日本签署《对日讲和条约》，几近终止了日本战争赔偿（张景云《日德两国不同的二战史观述论》）。上述种种情况，影响着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影响着日本人对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埋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祸根。
日本之所以在战后反省问题上做如此表现，其思想上的根源亦应予考虑。日本有所谓“耻感文化”，其“耻感文化”的一个特质是不知则无罪。《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一书的作者中村雄二郎指出，在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即使自己所做的是恶劣行为，只要不为他人所知，就没有任何担心害怕的必要，就不必感到不安，忏悔只是自寻烦恼。而认错的耻辱会使他们自此再无法抬头。另一方面，在耻感文化下，人们存在于相对的基准之中，即人们无法遵循一个绝对的道德水准。于是人们常常服从于群体内部的绝对力量，寻求内部的行为准则而忽视自我，走向非善非恶的价值判断。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中，曾对西方的罪感文化与日本基于地缘性结合集团主义的耻感文化的差异做有分析。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斗争的舞台。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东京审判中，包括高级军官在内的日本军人，在被问到其所犯下的种种大规模的屠杀罪行时，都说自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并不认为自己应承担何种罪责。“非善非恶论”，其对外表现为恃强凌弱，而不认为是罪恶。在东京审判时，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无视战时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的情感，美国则有意将审判的着眼点引向与美国相关的战犯，结果是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队的头目竟免于追究责任。
再者，日本在战败后官方提出所谓“一亿总忏悔”理论，认为军、官、民等全体日本人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称其为日本再建和国内团结的第一步。“一亿总忏悔”将日本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国民道义的颓废，从而将责任转嫁到民众身上，让全体日本国民共同承担战争责任，其实质上是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也否认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而且，其根本目的在于偷换“战争责任”与“战败责任”的概念。偷换概念之后，所谓“责任”并非是日本发动殖民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造成灾难而需要承担的责任，而变成为没能打赢“大东亚战争”而落得“悲惨命运”的责任。“一亿总忏悔”还使得战争发动者与执行者的罪责被稀释而不认罪，不反省；而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曾为“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的普通民众，更是隐匿于“总忏悔”的庞大人群中而不为自己的国家犯下的侵略罪行和自己的参与而感到丝毫的悔意。其结果是，“一亿总忏悔”事实上变成了“一亿不忏悔”（彬生：《透视日本扭曲的历史观》）。
裕仁天皇停战《诏书》手迹。
而且，就在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玉音放送”的《终战诏书》中，只提到与英、美“交战四载”以来的战争，而绝口不提十数年来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疯狂侵略和可耻的失败，而侈谈什么战争“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且“对于始终与帝国协力共图东亚解放之各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也就是说，《终战诏书》并不承认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罪恶的殖民侵略，而继续坚持把东亚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陈词滥调。其后“一亿总忏悔”的偷换概念与《终战诏书》中的无耻诡辩，其逻辑如出一辙。
子安宣邦（曾任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则分析了其思想上的另一个根源。子安宣邦指出，明治维新实际上是日本国家在强力推动现代化，文明和专制合二为一，到了昭和时代，“脱亚入欧”转而为“脱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的超克”理论风靡日本。所谓“超克”就是要超越和克服欧洲模式的现代化，探寻属于日本和亚洲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正是“为侵略战争寻求合理解释催生了这份对‘独特道路’的理论构建”。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举国欢腾，“甚至那些战后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也发表过热情赞颂的和歌”，对外扩张侵略的战争被美化为将亚洲从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解放出来的“圣战”，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现代的超克”是日本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思想结构”。在谈到为何“对英美宣战让日本举国上下由衷喜悦”的问题时，子安宣邦教授认为，日本称“七七事变”为“支那事变”，为什么称“事变”而不是“战争”？“因为日本内心深处认为这是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实质是侵略……对英美的战争打响，大多数日本民众终于得到了对开战‘争议性’的确认，以前的郁闷一扫而光。”（石岩：《“战后日本要从批判战前日本的思想体系出发”：子安宣邦对日本历史的反思》，张秀阁译）。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以如此虚妄、诡谲的思想理论支撑，发动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经过对日本这段历史的反思，子安宣邦提出，“战后日本要从批判战前日本的思想体系出发”。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林少阳教授称子安宣邦“在日本学界是个异数”，看来子安宣邦教授的这种思想认识要为更多的日本人所接受或还需假以时日。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尤须铭记历史，认清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嘴脸，认清其战后之所以如此“反省”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防止罪恶战争历史的重演，维护世界和平。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作者： 西林
编辑：
王富聪 殷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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