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掩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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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正看着我。
他剑眉竖起，嘴角沉着，脑后拖着长辫，身姿异常挺拔。五分钟前，我顺着古街的一条羊肠小道焦急寻访他的纪念馆。一墙之外，是浮华的人流和嘈杂的生意。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戴震，尽管就在隔壁。他们问我，为何要寻访他？后裔吧？或许在他们眼里，若不是沾亲带故的，还不如埋头在现实世界里专心买卖来得实际。
而现在，这位19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雕像已经和我面对面站着了。他坚毅的目光好像一层蛋壳，能把人心里的力量，立刻从这蛋壳里孵出来。
于他而言，我从几百年后的世界里来。那个世界的成年人不知被上了什么肥料，焦虑在周身疯长得厉害。这种肥料流入水中，从城市里穿过，便传染给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抢人是它们摆出的第一道杀手锏。这种肥料蒸发到空气里，便形成了一个无处突围的世界——统计局释放的是结婚率越来越低的数字，行业的薪酬排行榜是学生们填报志愿的风向标，人生的方向几乎是寄生在时代波动上的，就像魔方上的一小格，不知道会被转去哪里。电影里放的是寄生虫的故事，上青云的希冀，逆天改命的哪吒。而楼盘样板间里最喜欢挂莫奈的画，据说这样房子很受中产青睐，因为莫奈的作品里有幸福感，可以擦掉焦虑。
这些散落四处的焦虑，长在一个叫做现实世界的庞然大物上，连着血管和经脉。而那个静静伫立的雕像，和时代形成鲜明反差的沉着，能让人心底产生的力量，就像一把尖刀，可以把这个庞然大物无声剖开。但这股力量，若不反复磨砺，就会遭时间打折，渐渐变钝。这股力量，便是我此次寻访的目的。
继续说这股力量的源头——戴震。
他是徽州屯溪人，1723-1777是他生命的硬边界。从出生在严冬的雷声隆隆里，到病逝在四库全书馆任所，生命的五十几个年头，全靠教书编书为业，大部分时光过得很苦。无论他后来如何声名卓越，彼时他还只是历史的配角。但我想这也是命运的迷人之处，他不重利，不期后世之名，也受制于那个时代，只是兢兢业业做自己喜欢的事，但就是这种自由而坚韧的意志使他名垂青史。
我小时候对历史人物的真实人生是无感的，或许是迫不及待地要去涂抹自己的生命画卷，但后来却发现这些故纸堆里的故事，倒可以解决很多当下无解的困惑。
戴震从小家境贫寒，到了十岁才开口说话，但读书格外勤奋，聪敏异常，过目成诵，绝非池中之物。但他第一次命运的转折，却是因为家族的祖坟官司受人陷害，逃到北京，成为北漂。当年他拜访名儒钱大昕，钱认为他是奇才，便顺手介绍给了北京的文学圈和官员。圈内人纪晓岚、王鸣盛、朱筠等纷至沓来，一时之间这些人全部被戴震惊人的学问水平拜倒，他一时名重京城，无人不晓。纪晓岚还请戴震到自己的阅微草堂居住，请他做几个儿子的教师。乾隆38年，在纪晓岚等人的力荐下，戴震进入编纂《四库全书》的编纂组。他校理的《水经注》被乾隆大为赞赏，赐予“进士”之名。
为什么他的“进士”是被赐予的，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极其无奈的故事。因为这样一代学界大佬，科举之路异常坎坷。年近30才勉强中了秀才，到40岁才中举，以后十年间，他汲汲科举，直到53岁去世前两年还在考，依旧不中，每次都失望而归，精神打击可见一斑。你可能会奇怪，水平之高如他，为什么就是考不中进士呢？有一个还算贴切的解释是说，科举的核心是四书，类似于考纲，而不是具研究性质的五经，遵循制度大于创造性，因此对那些乐于旁征博引，醉心于研究的人尤其不适应。清儒里学问特别好的，科举上很少有一马平川的。而很多科举得意之人，连在学界一席之地都有待商榷。
有几个细节很能说明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戴震30岁那年写《屈原赋注》，正好家乡大旱，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他一边写作，一边每天只吃一点点面食。后来，当他写成《原善》首篇时，乐不可言，说自己吃饭也觉得别有甘味。
清朝文化极其专制高压，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他勇敢批判“以理杀人”，挺身而出为平民百姓代言，这在当时遭到激烈反对，但他崇实黜虚，不迷信权威，也不图虚名，不但敢于向朱熹质疑，就是孔子他也敢与之商榷。
在四库全书馆的几年里，他“晨夕披检，靡间寒暑”，后来累到眼睛不行了，京城配眼镜的老者说，我这里老花度数最高了，再高你就没法找了。他几年后病逝，据说过劳也是主要的诱因。
你会发现，他属于那种真正清澈的君子，贫而不忧，苦中作乐，勤勉精诚。清澈到你觉得时代亏欠他太多。直到我看到梁启超评价他是“前清学者第一人”，心里才稍觉安慰。
他的不幸在于他选择了一种不太“聪明”的活法，一生绝大多数时光都没能进入主流，没有被他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好好对待过。而他的幸运在于，相比所有这一切，他更在乎的是真、是实、是匡时济俗，他沉潜其中，活成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
是他让我觉得，即使时代会即刻褒奖大部分精于世俗的人，但赤诚而孤勇之人，也总会有路可走，甚至是，迟来的不朽。
说到这里，你大概明白偶尔沉到历史里的好处了。要是只看现实世界，多半会慢慢地败光好感。因为你发现大部分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真的有点像《西游记》里的“众妖”，举一生之力就是要去分唐僧肉的，但历史有时会给你一个“唐僧”，他是那个真正心怀理想的。
我们这一代的集体记忆是什么呢？大约是丧丧的年轻人，随时会原地爆炸的中年人，热衷于被骗一辈子心血的老年人。当然天天能砸进眼球的，还是欲望——年轻人是真的丧吗？中年人是真的仇大苦深吗？老年人是真的太傻太天真吗？还是有那么一部分原因是，整个世界都欲求不满，有人以丧和苦来对抗世界，有人利用人性来迅速致富？或者说，我们潜意识里长期被训练出来了一种巨大不安全感，和他人一比只要少了某样东西，就仿佛要朝不保夕，赶紧追赶上。欲望让九州变成了“韭州”，让一个个明明把自己活成毫无议价能力的人，还在满世界要硬通货。
所以我们有时需要历史的坐标，以此来作为此生的一种价值判断，或道路选择。告诉自己沉下心去做一些真正扎实的事情，远比慌慌张张去成为丛林里的动物来得有价值；而得到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最多是让你不难过，但追求自我热爱的道路才能真正使你对人生痴迷。
有些希望的种子早就被几百年前的先人埋下了，就像雪被下的草尖。尽管少有人看见，但它一直在那里，依旧在生长，成为被历史掩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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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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