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抗战前后的广东精神大讨论
文︱周松芳
1938年，抗战方殷，因为国民政府起自广州，国父孙中山是广东人，此际政府高层还有不少广东人，故国人对广东寄望甚殷，广东人也自觉责无旁贷。但如何振起精神，负起重托？遂有“广东精神”的大讨论。由于事关党国大事，故讨论一开始就是全国关注，全国参与。如9月15日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开幕的《“广东精神”摄影展览》，所有照片均出自上海的《中国画报》兼英文《大美晚报》记者何汉章；“中央社”也积极及时发布通讯《展现粤人抗战之力：广东精神影展开幕》。短短一两天之内，即录得五万人次参观的纪录，堪称前所未有的景观。（《中国画报》，1938年第二卷第四期，11页）当然也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并探求或然的启示。
“广东精神”的缘起
然而，广东精神的正式提出，乃是缘于抗战之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一次谈话：
日文《上海日报》云：须磨南京总领事于昨日下午来沪，定今日二十三日乘大洋丸返国。渠在大使馆对日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余在华已十一年，其间中国之情形转变，激如江涛，最感痛切者，以“广东精神”为国民政府之中心，蔓延于全中国。广东精神的特征，以不屈不挠的魂魄，与国权回复。国府内广东出身的要人不鲜，蒋汪等虽非粤人，亦受广东精神的训练。此种精神在过去十一年间，逐年深刻扩大，故今后对于不屈不挠的魂魄，亦渐次强固。国权回复，即所谓用武力恢复失地，虽不能急激而行，但其速度，依时而迟速，此吾人对于今后中国的动向，实堪注目，且须认清其动的正体。又从一方而言，中国为世界的大市场，惟此市场，今日除日本外，为列国所开放，而日本对此市场，应如何开拓乎，实为日本对华最要的觉悟。余以日本切不可对华从消极的观察，应积极的觉悟，采适切政策，俾可望中日关系的改善云。（《须磨日领事谈中国的广东精神》，《申报》1937年1月23日第十四版）
毫无疑问，对须磨的谈话，坊间反应自然极为热烈，甚至热烈到有意淫的成分。如梦若的《广东精神》一文，不是简单地先认可或肯定须磨之说，而是先自我吹嘘一番，再引须磨之说以为佐证，接下来才肯定须磨之说，举例证明须磨所言不虚：
须磨氏对于中国下的这一个批评，可说是中肯的，是他在华 十一年观察得来的结论，中国近年的进步，正是这一种‘广东精神’的发展。不但十一年来的中国这样，自革命运动发生以后，这种精神，就早已在发动着了。辛亥革命我们是靠这种精神成功的，北代时代，我们也是靠这种精神成功的。至如近年的应付困难，现在的完成统一，及绥战的胜利，莫不是这种精神的力量。而且这一种‘不屈不挠的魂魄’，也正如须磨氏所说，‘逐年深刻扩大’，今后并将‘渐次强固”。总括一句话说，今后中国的复兴，必靠这种’广东精神’来推进。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信，我们无论逢到如何重大的困难。我们都要以这种精神去克服，使国家能脱出险境，而进于民族复兴的坦途。
最后明确地把“广东精神”扩充升格为“中华民族的精神”：
末了我以为须磨氏说‘广东精神’，大约想是因为广东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且现在我们政府的要人，大半是广东人，故以‘广东’二字代之。其实这一种‘不屈不挠的魂魄’，发展至今日，己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可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了。如何来发挥我们这种精神，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发奋努力的。（《申报》1937年2月4日第十九版）
稍后，中央社又从东京发回“广东精神”的日本反应，简直是威风八面了：
十四日中央社电（东京）：前任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自返东京后，曾迭次应各机关各社团之邀请，发表关于中国问题之讲演。此间各界佥以须磨驻华已十有一载，且曾参加各种重要谈判，故对须磨之观察，莫不视为重要。须磨曾在日日新闻东亚调查会讲演“南京政体之现状及中日关系之前途”，对中国统一之日见巩固，及中国军队军纪之增高赞扬不已，并谓中国之统一系由于“广东精神”。按此种名词殊属新颖，须磨于结论时曾引证某某外国人士所言“日本如日之西落、中国如日之东升”一语警告听众，此后当严重注视中日之关系云。（《须磨演讲中国政情东京各界颇为重视》，《申报》1937年2月15日第七版）
“此种名词殊属新颖”一语，也证明了“广东精神”乃由须磨氏提出，至少于此番讨论而言如是。
《国本半月刊》的文章《“中国的广东精神”》（1937年第一卷第五期，68页）也是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来讨论的：“须磨之言，颇有是处。但年来中国民众卫国建国之运动，到处是一样的奋发，抗敌御侮的精神，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当时的知名学者和著名记者曹聚仁先生，则进行深入的历史开掘，推而至于“百越精神”，再升而至民族精神：
用历史的眼光来说，他（指须磨）所谓广东精神，应当名之为“百越精神”，包括浙东福建广东广西而言，也不妨把湖南包括在其中。中国自东晋以后，黄河流域先后被外来民族所蹂躏，北方汉族，相率南迁，初入长江流域的下游，又沿海南迁，以布满于浙闽粤桂诸省。从民族的血统上说，这些地方的人民，很纯粹的是汉人血统；从政治的意义上说，大凡性格强硬敢说敢做的士大夫很多流放在这些地方，历代反抗外族的民族英雄，也很多流亡在这些地方。尤其是明末志士，国亡南行，潜伏在闽粤各地的更多潜移默化，民间自是一种反抗强权的民族意识在……百粤精神最显著是对于外来侵略者的坚强反抗意志……我们实在应该宝贵，应该发扬的！张季直生前夸下海口：只要有南通，中国就不会亡。我们不妨为抄一语：只要有百粤的强韧反抗精神在，中国是不会亡的！（曹聚仁《“广东精神”》，《社会日报》1937年4月30日第二版）
但是，进一步的反应，似乎相对清醒一些，认为须磨不过是提醒日本更加重视自己的对手，可谓“笑里藏刀”：“这次须磨的讲演，不能不说是深知我国之情的一种反映。我国之统一，于他们自然是不利的……这统一是“广东精神”所促成的……我们才真的会“如日之东升”，走上励精图治的康庄大道。（映纯《“中国如日之东升”》，《申报》1937年2月19日第十九版）对此，我方也就有审慎肯定和鼓吹的，如以“阿Q精神”作对比，让人知道，广东精神可不是也不能是阿Q精神，而必须有具体的实行：
须磨氏对中国下的这一个批评，可以说中肯之至，这是他在中国十一年观察得来的结论，中国近年的进步，以及所以能够维持目前的局面，无疑是这种“广东精神”的伟大力量，所以，今后中国的复兴，必然要靠这种“广东精神”的推进，我们应当自信，以后不论遇着任何重大的困难，都要以这种“广东精神”去克服，不畏难，不苟且，勇往直前；这样，中国的复兴当可预期，中华民族必然能够永存于世，与日月同光！这种精神的推进与发扬，是要每一个中国不间断，不自满去努力奋发啊！（钟伟凌《谈“阿Q精神”与“广东精神”》，《经世》1937年第一卷第五期，70-71页）
像《国家总动员画报》刊登的两幅主题漫画，便分别是“容忍性强”和“抵抗力强”（李凡夫《广东精神：画图二幅》，《国家总动员画报》1938年第五十一期，第1页），而不是简单的鼓吹。至于某些不怎么搭界的行当，也拉上“广东精神”，实有以资招徕之嫌，不能太当直。（黎明《广东精神：粤乐班速写》，《银钱界》1938年第二卷第一期，第9页）
广东精神的反映
到底须磨是真诚颂扬还是笑里藏刀，未几即见分晓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抗战全面爆发，则该到“广东精神”正式登场的时候了。
日军渡海而来，必然会选择重要的港口门户作为登陆进攻之点，广东尤其是广州，自是久在其觊觎之中。所以，战事未开，各地已经纷纷给广东打气，勉励广东方面做好战争准备，为“广东精神”争光。如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早1937年9月23即联合致电粤军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吴主席说：“连日报传粤中捷讯，日人所称广东精神，彼辈当已备尝之，曷胜快慰。百粤为南海销钥，狡谋必不遽息，深信此后敌人多来，蠢动一次，不啻为我南国健儿增加一次立功机会，谨电预祝，并致慰劳之忱。”（《后援会等电粤慰劳》，《申报》1937年9月24日第六版）
日军先选择远离省会广州的粤东汕头作试探性的进攻，1937年6月21日夺取了附近的南澳岛县，可是旬月之间，竟被当地武装力量于7月11日奇袭收复，仿佛新时期的三元里抗英故事，也仿佛使“广东精神”得到了现实检验，中央社立即作了报道（中央社《我军收复南澳》，《申报》香港版1938年7月14日第二版）稍后又播发总结性报道《南澳失陷与收复》，对此次战斗的重要性以广东精神的重要意义，均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守金陵不守淮泗则长江失险、守雷廉不守琼崖、则门庭受寇。”远在明清，南澳已被视为漳湖的淮泗琼崖，因为在东径一百十六度四十二分至五十五分、北纬二十三度廿二分至廿八分之间，正是闽粤海防要隘；它在惊涛骇浪中屹立，控制着那最险要的形势。自台湾澎湖相继沦陷后，孤岛益陷于孤立，单凭陆军力量，欲保卫遍孤悬海心岛屿，欲抵抗海陆空大举来犯的日本××，那是万二分困难的。然而在“广东精神”照耀之下，不但可攻而且能守，征伐队伍的前驱、竟是兵器陈旧的民军——自卫团。
随后，日军反扑，自7月19日起，“以数倍于我的兵力，猛烈进攻……廿七日，我阵地和防御工事被毁，但绝无一卒一兵渡海后撤，为着保全实力，抗战到底，主力移入腹地，发挥游击战，给予暴×严重的打击。”（中央社《南澳失陷与收复》，《申报》香港版1938年8月7日第二版）直到9月初，才奉命撤出。（中央社《慰劳三灶南澳抗战将士》，《申报》1938年9月4日第三版）而发生时间更早的中山之役，也同样彰显“广东精神”：“由三灶逃出之壮丁，前（四月十日）夜联合大赤坎壮丁多人，星夜摸入三灶敌营，割敌首级六具，并夺获轻机关枪两枝，携返乾雾乡示众。民众参观，无不称快。”（《发扬广东精神中山壮丁夜袭三灶岛割敌首回乡示众》，《立报》1938年4月12日第三版）这种故事，听起来就足以大长士气精神；如此英勇机智，坚忍不拔，确实与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一样体现着同样的“广东精神”！
当然广东军政当局，自然也会借机主动大谈“广东精神”，尤其广东男女齐上阵的场景更令人动容：
日军何时进攻华南，尚未可知，但假定日军果来进犯，粤军必迎头予以痛击。广东除正式军队外，尚有曾受军事训练之民众二百万人，故正规军及武装民军，并无重大区分，一日有警，彼等可立即归队抗敌。广东人民抗敌之精神极佳，南澳岛之收复，即可见一斑。广东妇女皆能任苦耐劳，一旦日军侵犯，全省民众，不分男女，均将奋起杀敌。（中央社《余汉谋谈发扬广东精神》，《申报》汉口版1938年7月27日第一版）
更曾对往访的洋记者说：“好了，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定将使日人支付每寸土地的重大代价！”此番谈话也着实鼓舞人心：“我听到一位广东茶室的侍者说：‘不打广东，就是看不起我们，现在来了，不得正好，看看广东人的颜色看！’广东同胞骁勇善战，热情奔放是有名的，欧西各国称之为‘广东精神’，而竭力加以揄扬；广东同胞之于祖国，于家乡的爱护，特别表现得热烈，这次，当着空前的大敌之前，‘广东精神’定当大事发挥了。”（大素《广东精神》，《社会日报》1938年10月17日第二版）
就在日军对广州展开正面进攻，狂轰滥炸时，时将离穗的著名作家靳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广东人》，对广东精神予以崇高礼赞：
在抗战一年中，被空袭的次数和损害的情形广州都是列在第一位，可是它仍然住满人，使广州屹然地像巨人般立在珠江畔，一点也不会受到敌人暴力的震撼。对于这样的人，对于这样的城，强悍的敌人也没有更好的对策了。纵然有成群的军舰也只能在海外停留，不能潜进虎门一步，无数架飞机盲目的屠杀，不过更增强人民敌忾之心，坐使他们更发挥他特有的精神。（《见闻》1938年第四期）
殷佩的《敌机狂炸下之广东精神》同样展现出昂扬乐观的情绪：“自五月二十八日起，两旬以来，敌机滥炸广州，夜以继日……敌人之疯狂行为，适足以暴露其兽性及狰狞之面目。市民虽罹此浩劫，惟绝无半点悲观畏葸心理，愤怒之火冲天，抗敌决心强烈，此种广东精神，足使敌人闻之而丧胆者！……广州市民已准备身手杀敌矣，已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矣，凶暴之敌人，如敢南侵，当请尔尝尝利害，看看‘广东精神’！” （《统一战线》1938年第1卷第11-12期，第7页）
一俊带百俊，在“广东精神”的“照耀”下，广东人，甚至广东籍小孩，都变得那么可敬可爱，都足以表征“广东精神”：“那南方的姑娘，所谓‘鴂舌之音’，她们说的我可一句也不懂，我神往在广东鸟语般的说话。‘广东女子最活泼，但是也最纯洁的。’朋友说。对的，这就是广东精神，现在，烽火把各地各处的人都赶集这海岛，我们许多地方都会接触那总理发祥地的精神，纯粹而活泼，就是坚定与勇敢，伟大的时代需要这样。”（胡为《杂感章·广东精神》，《社会日报》1939年8月1日第二版）这可是广东精神深入人心的最佳体现！
广东精神的讨论
然而，短时间收复南澳所显示的“广东精神”，并未能阻挡住日军铁蹄对广州的进击，未几，广州即于1938年10月21日宣告沦陷，省府播迁，曾任上海市长的省主席吴铁城次日即发表《告粤同胞书》，仍以“广东精神”相劝勉：“当此危及存亡之秋，宜凛匹夫有责之义。敌寇在华北中之暴行，无所不用其极，对我粤人，仇恨尤切，吾人惟有共矢与敌寇誓不两立之志，有枪者速加入自卫团，无枪者投身兵役，有钱者踊跃输将，并协助政府，肃清汉奸，服务战地工作，以发挥我广东精神，驱敌出境，共保家乡。”（吴铁城《吿粤同胞书》《申报》香港版，1938年10月23日第四版）
吴铁城
广州的沦陷，也引发了人们对“广东精神”的质疑；《粤联会抗战半月刊》1939年创刊号即刊发沸澜《广东精神》说：“一般人不知‘广东精神’由何生，往往误会着以为广东佬的自吹自擂而有意无意的嗤之以鼻，甚至当广州不幸退出时，一些大报还给它大字的宣传着有意地嘲笑着！有些反广东的更手捧着报纸，快的‘哼！哼！广东精神！’使人难堪的在那里尽哼着。”作者认为，这种腔调，正中了敌人的奸计；广州虽然失陷，从化、江门等地的反复争夺，“‘广东精神’仍是表现个十足！”因此，必须大声疾呼“‘广东精神’万岁”！话虽如此，毕竟有嫌苍白无力。
然后，稍后对敌人推进的阻滞，还是能够为广东精神挽回颜面的：“敌势似不可挡，惟自我中央责成粤当局自赎后，我百粤健儿，精神振奋，全力分路反攻，三水，佛山，博罗，龙门，淡水，从化，惠阳，增城等均先后克复，敌纷纷退守广州。”（《这一月：南战场广东精神之发挥》，《战地》1938年第五、六期，第 3页）战时广东省政府所在地韶关曲江，自然也洋溢着一种重新焕发的广东精神，而为外人所感受，所捕捉，所宣传。（《曲江洋溢广东精神的城》，《星岛周报(香港)》1939年第十二期，18-19页）特别是随着当时的广东最大大佬汪精卫1938年12月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其他党国广东籍的领导人，更是要特别强调“广东精神”以期“对冲”。如可谓广东近亲的广西籍李济琛亲自撰文发表《勉粤省同胞发挥广东精神》（《时代青年(上海)》1939年创刊号），便以反汪精卫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强调广东精神的“讲义气，肯牺牲，讲硬撑，爱国家，爱同胞”。另一个著名的广西籍将领，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则以西南行营主任的身份，在1939年8月中间巡视广东各条战时，以广东精神鼓舞士气，积极准备反攻呢。（《百粤反攻前奏》，《良友》1939第一百四十六期，第8页）
而作为殖民的香港，更是同仇敌忾，比之粤省更仇汪反日，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记者和出版家之一的邹韬奋，誉之为“广东精神”的另一种表现：
最近有一位朋友自香港来，谈起一件“广东精神”所表现的另一事实，听了很令人兴奋。他说《华南日报》是汪精卫在香港的机关报，自从“通敌投降”的通电发出以后，该报在新闻标题和社论中大为汪氏张目，并大造重庆“赤化”的谣言，以耸国际听闻，在香港的广东同胞恨极了，就是靠卖报为生的报贩们，也一致被激起了公愤，自动地一致不再卖《华南日报》，所以最近在香港马路上一份《华南日报》也买不到！可敬哉广东同胞的爱国精神！更可敬哉香港报贩的爱国精神！这种自发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一个切实保证，我们愿以十二万分的热诚欢迎“广东精神”的另一表现。（韬奋《广东精神的另一表现》，《全民抗战》1939年第四十七期）
遥想当年清民鼎革，粤省遗老萃集九龙，其中包括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铨，则此番激烈反汪，良有以也。
风气所至，各行各业都在以广东精神相号召，如著名粤籍电影明星陈云裳，就在自传中自谓是在以广东精神投入演艺事业：“一、这种繁剧的工作，一人同时分演几乎十种戏的，这现象是华南电影界特产，正是华南电影界特有的杰作。二、这种艰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和精神，亦惟华南电影界的电影工作者才能有之。这大概也是一种‘广东精神’吧。三、一切须锻炼，人可以从锻炼中得一切，克服一切？坚苦耐劳，自然也可作锻炼中得来。”（《陈云裳自传》（二三）《是一种广东精神》，《中国艺坛画报》1939年第六十七期）
陈云裳
然而，在此番“广东精神”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文章，莫过于著名教育家、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也是该校最年轻的院长，后为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教授1939年1月发表的宏文《广东与中国》（《东方杂志》第三十六卷第二期），真正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把广东精神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文章首先指出：“广东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在抗战上都占了很特殊与很重要的地位。从文化的各方面来看，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而且可以说是旧文化的保留所。从历史或今后的民族抗敌来看，无论在消极方面或积极方面，广东都可以说是抵抗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种结论，异常新颖精警，简直是石破天惊！说是旧文化的保留所，“是因为我国北部经过五胡乱华，而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士之有气节与能力者，多向南迁移，因而我国固有文化的重心，也随之而向南推进。这些固有文化在北方，因受异族统治之下发生变化或逐渐湮没，而却存在南方，而尤其是在广东者，实在不少。”但是，“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继续不断的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的影响，逐渐的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的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陈序经认为，这种极端的民族性，正是我们的祖宗，在过去所以不愿受统治于五胡辽金蒙古满洲而向南迁移到广东来，到外洋去，就是不愿同化的表现，也正是今日广东精神的历史文化内涵。所以，“只要广东的精神不死，只要粤人的财源不竭，不但广东的前途可以乐观，就是中国的前途也有把握”。至此，广东的抗战，与广东精神的弘扬，就事关全局大任了！——“广东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在过去广东人曾利用这种新文化去推翻满清，去抵抗外侮，而今而后，广东人愈要格外努力发展这种新文化，去抵抗外侮复兴民族。”
陈序经
与此相应，玨宜《具有革命的精神、热情与勇气的广东人：在历史上的研究》（《华文大阪每日》1941年第七卷第六期，17-19页）、《文史杂志》社论《就历史的演进略谈广东的精神》（1942年第二卷第七、八期，第1-2页）均侧重于从历史维度为广东精神张目。电影界大佬罗明佑则从电影艺术及其发展的角度为广东精神张目——非唯过去，即便今日，电影也常是承载和传播某种精神的最佳载体之一：
我们可以安全的说自最初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领衔演出，情形恰如我国的革命，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一直到现在的民族革命，放第一枪的都是广东人……从上面的简单叙述，可以归纳成如下的三个要点：（一）支持中国影业的始终是粤人，特别是发行方面。（二）广东产生了大批女星，在量与质上为其他各省所不及……（三）国外方面广东“包办”一切。“清一色”。这三点客观上说明了广东人才之盛，经济力之伟大。另一方面，这三点也说明了广东精神之一的创业精神。[《“广东人与中国电影是分不开的”——中国电影与广东精神》，《中国电影》（重庆），1941年第一卷第二期，23-26页]
持久深入，更见“精神”
终民国之世，广东精神的讨论未尝中辍，足见其于中华民族精神实具表征作用。首先，抗战胜利，日军投降，而在受降仪式上，引导日军代表进场的王俊中将，就被誉为具有广东精神：
具有历史性的驻华日军投降典礼，已于九日上午九时，在京举行，是诚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之一日，参与是役之我国军人，殊足以自豪矣……按王氏广东人，字达夫，今年四十五，身材适中，沉默寡言，做事负责，甬人皆称其为富有广东精神（曾任宁波警备司令）。（巨灵《王俊富有广东精神》，《光化日报》1945年9月15日，第三版）
《时代公论》则在战后的第一年，即1946年，连续组织“广东精神与捞家作风”的笔会，希望在新的时期，广东精神不要沦为投机主义式的“捞家精神”，而要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进步。如第8期载张良修的发言：“广东人的卖身远涉重洋的，不知多少，这种向外发展，是含着一种冒险性，是有冒险进取的精神，所以，才有今日我们南洋美洲各地华侨的事业，这也是广东精神的表现。”到第九期，陈剑科仍然强调：“广东精神乃是具有冒险犯难，舍生取义的大公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过灿烂光辉的事迹。”其实，对于这种远涉重洋、冒险犯难的精神，及其形成的革命精神，此前已多有讨论，足见其渊源有自。如郑宝瑚的《广东人向外进展之精神》（《生活周刊》1932年第四期）说：“广东省位于中国沿海线之极南端，易于航通欧美，故该省人民与外人通商比较任何一省人为早。又因地理上关系，人民多富有耐劳性及冒险精神。故人民向外谋生者大有日多一日，年多一年之概。彼等现在足迹不但逼于全国，几布达于全球；世上有人烟之地，必皆有广东人之足迹。……广东人谋生于外者虽众，但于离乡之前，每须经一番辛勤之筹谋，抵目的地后操作时，或因言语不通，或因水地之未平服，或因当地法律之束缚，在在须奋斗应付，艰苦备尝，因此对于勤俭德性乃有更深切之认识，其成功亦多由于此。”
更早的则有《北洋画报》老板冯武越亲自撰文《广东人之革命精神》（《北洋画报》1928年第六卷第两百五十三期，第1页）：“溯自洪杨起义，反抗满清，革命精神，发韧于粤，均以粤东为策源地，以粤军为基本军，故为革命牺牲最大者，厥惟吾粤。最近二年之役，转战数万里，自珠江起，直抵长城，完成统一者，又莫非粤人之功居多；盖粤人最富于冒险精神，不畏牺牲，故能造成伟大事业。且自海禁未通以前，迄于今日，粤人之乘槎浮海，开辟荒芜者为数最众，今兹宇内，几无处不有粤人踪影；是粤人不但为中国革命之先锋，抑亦启发世界之忠诚使者也。”
正因为有浓厚的历史渊源，故于粤人身上有鲜明而稳定的表现，以至于外人很容易觉察捕捉，最著名的当属燕京大学校长，后来又兼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947年初他在广州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很感慨地说，燕大的精神就与广东精神有莫大的关系，真是让粤人闻之雀跃：“广东青年活泼，富革命进取的精神，过去在燕大，在各种运动中如溜冰、打篮球、音乐等等，都以广东青年做骨，‘燕大精神’，其实就是由广东精神滋长成的。”（煌煌《司徒雷登谈广东精神》，《写意》1947第一期，第2页）
然而，广东精神也需与时俱进，当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如何强悍的广东精神，也是挽救不了旧时代的衰亡的，所以，当代总统李宗仁希望粤人再祭出广东精神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亡时，便徒存呼号了。（《李代总统请粤人拿出广东精神：各战场开始反攻》，《珠江报》1949年新两百七十六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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