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个郑成功，许多种“时代意见”|短史记
历史人物，往往是作为一种现实需要而存在的。这种现实需要，可称之为“时代意见”，以区别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亦即区别于“历史意见”。当“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无法合榫，关于历史人物的叙述，就会出现分裂，出现许多截然不同、乃至相反的面相。
郑成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时代意见”最多的历史人物。
隆武忠臣
郑成功原名郑森，生于1624年。
其父郑芝龙，出身海盗，后来成为雄霸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领袖。其母田川氏，是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今长崎县平户市）人。7岁时，郑成功被父亲从日本接回福建，曾考中秀才，并拜在名士钱谦益门下。
郑成功一生事业，主要是抗清和复台。
1645年，郑芝龙在福建拥立隆武帝，独掌大权。郑成功亦投笔从戎，率军抗清。隆武帝赐郑成功国姓“朱”，封忠孝伯、招讨大将军。
郑芝龙降清后，多次招降郑成功，遭到拒绝。他回信说，自己“既不能匡君于难，致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并责备父亲“不顾大义，不念宗嗣，投身虎口”。1662年，郑成功去世前，犹有叹息：“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
显然，郑成功希望留给后世一个“隆武忠臣”的历史形象。
不过，隆武帝殉国后，郑成功的很多举措，也很少考虑抗清全局，多从自身利益着眼。
比如，他同清廷议和，并非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最后没能达成协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郑成功无法与清廷实现互信。如郑成功自己所言：
“清朝待天下投诚之人，猜忌多端，有始无终，谁不共晓？”“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①
1660年北伐失败后，继承了郑芝龙留下的海商集团的郑成功，决定“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恢复中兴。
郑芝龙比荷兰人更早参与开发台湾。郑成功攻取台湾，驱逐荷兰人，兼有恢复父业的意味。②
对于自己的日本母亲，郑成功也有很深的感情。田川氏病重时，郑成功曾对隆武帝说：
“非成功敢轻离陛下，奈臣七岁别母，去秋接到，并未一面。忽尔病危，为人子者心何安？以其报陛下之日长，故敢暂为请假。稍愈，臣即兼程而至。”
田川氏后来在清军攻打安平时，自缢而死。
不过，当时的日本幕府未曾将郑成功视为日本人，郑成功本人也未曾以日本人自居。
图注：郑成功势力范围图
存故国之衣冠于海岛
明朝遗民对郑成功的定位，同郑成功个人的自我期许最为一致，即“大明忠臣”。
如抗清殉国的名臣张煌言曾说:
“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
亦有人将郑成功与诸葛亮、郭子仪、岳飞并列：
“台湾赐姓公之贤，以为诸葛忠武、郭汾阳、岳武穆后之一人也。”③
黄宗羲对郑成功的肯定，主要集中于“存故国之衣冠于海岛”这一点：
“自缅甸蒙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之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
当然，明遗民对于郑成功一面尊奉永历正朔、一面擅自议和的做法，也是不满的。
海贼、逆臣与海外孤忠
清廷对郑成功的评价，经过了多次变化。
在郑成功抗清时，清廷视其为叛逆，称“逆贼郑成功”“海贼郑成功”。
需要说明的是，郑成功在被隆武帝赐姓改名后，一直自称“国姓成功”或朱成功。只有清廷，出于消解其抗清合法性方面的考虑，始终坚持称呼其为“郑成功”。
1683年，康熙平定台湾后，一度对郑成功表示赞许，如此定性其人：
“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
康熙还为郑成功撰写了挽联：
“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事，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见明朝在台湾的影响力未消，遂将郑成功再度贬为“海贼”。
到了乾隆时期，官方编写的《国史逆臣传》中，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均被列为逆臣。
及至1874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露出了侵占台湾的野心，当时负责处理台湾事务的沈葆桢，遂上书光绪，请求为“明故藩郑成功准予追谥、建祠”，以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朝廷批复准许，为郑成功赐谥“忠节”，在台南新建“明延平郡王祠”，每年派官员前往祭祀。④
台湾民众中的郑成功信仰，也由此合法化。
图：郑成功像
黄族好男儿
清末内忧外患，知识界苦寻出路。
郑成功既曾对抗满清，又战胜过西方殖民者，故而格外被汉族知识分子推崇。
当时的各种革命刊物，都刊登过介绍郑成功的文章。如《中国白话报》上有《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浙江潮》上有《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等等。
其中，柳亚子的《郑成功传》堪为此类文章的典型。文章视郑成功为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一流的英雄，誉之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代表：
“留万丈光焰于世界，拒满洲，排荷兰，辟台湾新地，永为黄族好男儿模范。”
柳亚子甚至幻想，郑成功若未英年早逝，中国或许可以成就“日不落帝国”那般的伟业：
“使天假之年，内驱异族，还我河山之后，余力犹多，或尽取南洋诸岛，争霸权于海上，辟属地于环球，以步英伦之后尘乎，未可知也。”⑤
汉奸父亲与英雄儿子
抗战时期，郑成功被国民政府列入“十个民族英雄”、“十大忠烈”之列，誉之为“民族正气人物”。
在当时的宣传品中，郑成功与父亲郑芝龙，常常作为正反面人物，同时出现，比如，有文章这样写道：
“汉奸实在是不值得做的: 芝龙委曲求全，但敌人不会原谅，满洲兵到来，还是大杀乱奸，连他的老婆都给满兵迫得吊死了……父亲当汉奸，儿子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给人砍头，遗臭万年; 一个轰轰烈烈流芳百世。郑成功父子的故事，给了后人许多的教训。同胞们，俗话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家慎重，努力保卫祖国！”
以南明与明郑为主题的《明末遗恨》《海国英雄》等剧目，在当时也颇受欢迎。
1945年，光复台湾前夕，重塑郑成功在台湾的影响力，被国民政府纳入了工作范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郑成功的“民族英雄”和“开台圣王”形象合二为一，在宣传上高度肯定其驱逐荷兰人、收复及发展发展台湾等历史功绩。
为示尊崇，台籍将领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赴郑家故里致祭；国民政府在赤嵌楼举办了“郑成功史料展览”。“228事件”后，白崇禧赴台宣慰，也前往拜祭了延平郡王祠。⑥
图：台南的延平郡王祠
与反攻挂钩的“国家祭典”
1949年，国民党去台。
除延续抗战时期的宣传外 ，台湾当局还为郑成功的历史形象，增添了“反攻复国”的涵义。
1961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台湾当局将延平郡王祠的祀典，升格为“国家祭典”，由“内政部长”主祭。
当年发《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
“……政府迁台，以台省作为反攻复国的基地。大家缅怀当年成功公建台抗清的往迹，对他所遗留给吾人的精神力量，深入我们海内外每一个人的脑际，于是掀起了共同效法学步的热潮。……”
开台圣王与杀人魔王
及至当代，民进党在纪念郑成功时，多强调其作为“开台圣王”的一面，着重刻画郑成功及其子孙，以“延平王”名义独立统治台湾的历史。
比如，2002年，著名“台独”人士姚嘉文在台南市纪念郑成功的活动上说：
“虽然，中国大陆也在同时庆祝郑成功来台纪念日，但却是扭曲郑成功开台历史。三百四十一年前，郑成功因不愿接受清朝统治而来到台湾，开国立家，并建立‘延平王国’，这些历史真相必须还原与清楚呈现，对于先人奋斗过程我们更应该了解”。⑦
事实上，郑成功和永历帝死于同一年，郑经割据自守的倾向，不能套用在郑成功身上。
但在台湾的原住民看来，郑成功却是比荷兰人更残暴的统治者。
有资料称，郑成功曾将平埔族的土地分给文武官员，并向平埔族征收重税。面对平埔族的反抗，郑的“手段十分残酷，镇压‘番变’毫不留情”，甚至屠杀原住民。如1670年，刘国轩同大肚社冲突：
“沙辘番原有数百人，为最盛；后为刘国轩杀戮殆尽，只余六人，潜匿海口”。⑧
台湾民间，至今仍有郑成功信仰存留。1999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台湾共有祭祀郑成功的庙宇114座。但原住民要求拆除台南的郑成功铜像的声音，也长期存在。
图：台湾历史著作中关于郑军镇压原住民的内容
不出日本国风之余
早在幕府时期，日本国内已出现宣扬郑成功“日式忠勇”的风气，编排了《明清斗记》《国性爷合战》（标题以“性”代“姓”表明其虚构）等作品。
甲午战争前，日本曾借助郑成功抗清的历史，动员“日清之战”。
比如，依田学海在《国性爷讨清记》的前言中声称，要“杀尽清人”来慰藉郑成功的在天之灵：
“此书登载国姓爷以日本人之气象与满清战斗之大略，要攻取台湾，攻取台湾慰藉国姓在天之灵”，“杀尽清人，恢复唐虞殷周以来历代衣冠之旧俗，在此之后令其归我日本所有，则不亦快乎”。
殖民台湾的日本总督府，鼓励民间原有的郑成功信仰，但也格外强调其日本血统，将他定性为日本人开拓台湾的先锋，试图借此拉近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关系，消解台湾人的反日心理，使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合理化”。
比如，1895年，台湾副总督高岛鞆之助，曾亲自前往延平郡王祠拜谒，称赞田川氏与郑成功：
“母子忠烈义勇，无一不出日本国风之余。”
日本人还将台湾的“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这为郑成功信仰增加了一些神道成分。⑨
类似的宣传，行之多年，已为郑成功染上了浓重的日本色彩。2002年，中日合拍的电影《郑成功》，在日本的宣传文案里，仍有这样的句子：
“明末清初的时代，出现了拯救亚细亚的日本英雄，他的名字叫做郑成功。”
图：日本九州的郑成功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出生于此
奉祀魔鬼的异教徒
郑氏父子经营海商集团，长期和西方殖民者打交道。
郑成功独霸中国沿海后，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同中国进行贸易，都受制于郑氏集团。因此，他们对郑成功的评价很恶劣，称之为“海盗”；将明郑政权称之为“海盗王朝”。
明郑政权对待俘虏的残暴，给荷兰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662年《荷兰信使》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汉人海贼攻打福尔摩沙岛……荷兰守军举措失当，让牧师离开妻子等人，子女被羞辱，被迫光着身子走、被杀害……”
荷兰在台湾的末任长官揆一，对郑成功的描述是：
“一位崇拜偶像，奉祀魔鬼的异教徒。”
直到19世纪末，西方对郑成功的印象都没有改变。英国人必麒麟在《历险福尔摩沙》一书中说：
“最后一位反抗鞑靼的汉人是国姓爷，是当时一个声名狼藉的海盗，不时攻击中国南部沿海”。⑩
“声名狼藉”四字，与同期的中国、日本对郑成功的评价，可谓截然相反。
（完）
注释
①陈碧笙：《论郑成功“尊君”而不“忠君”》，《郑成功历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0年，第217—224页。
②邓孔昭：《试论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③刘廷献：《广阳杂记选》，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9页。
④潘健：《从反清“乱臣”到海外“孤忠”——清代郑成功形象的政治形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⑤《柳亚子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⑥陈忠纯：《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⑦（台）杨碧玉、郑仰峻：《从新闻传播看郑成功的形象》，《复兴岗学报》2009年，总第94期。
⑧（台）《平埔族群的历史图像》，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数位典藏。
⑨高致华：《神明信仰的政治性——台湾的郑成功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郭阳：《日本人为何宣扬郑成功的“抗清”事迹？》，澎湃新闻2016年7月29日。
⑩（台）蔡佩臻：《谈西方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人文社会学报》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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