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慑东南：明朝中期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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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4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明朝无力应付各类外患的开始。除了发生在北方边界的土木堡惨败，还有多次耗费巨大的西南麓川之役。但在明朝内部，各种暗流也在争相涌动。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人们皆因朱家天子的暴虐而陷入饥馑。
因此，发生在浙江、福建与江西三省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就是体现明朝统治艺术的一个巨大窗口。
货币制度与压榨理念
明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从朱元璋说起
起始于1444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实际上源于明朝时期的特殊货币制度。自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大明朝后，就对原本已相对活跃的经济状态抱有敌意。为了加强本王朝对地方的控制，想尽各种办法压榨民间经济。例如将已经成为世界硬通货达2000年时间的白银，宣布为非法货币，并禁止在任何民间交易中加以使用。
尽管很多后世学者得出结论，古代东亚长期存在贵金属匮乏问题。但至少到宋元之际，白银在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已不可替代。北宋时就为和契丹人的辽国贸易，发行了基于铜钱造型的银币。等到大量外番商人东来的蒙元，白银更是在民间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至于夹在两朝之间的南宋，也出于各种原因而加大对白银的开采力度。尤其是在距都城临安不远的浙江东南部山区，银矿数量大大增加，并被后来的明朝所直接继承。
直到今天 南方依然存在大量的可开采银矿
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已经将白银从明朝官方货币体系中剔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廷不需要银两来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内赏赐。加上元末的大瘟疫和长期战乱破坏，使得民间经济相对凋敝，所以对采矿业就没有进行集中打压。当时的南京朝廷不仅默许私人开矿，甚至视为自己吸纳白银的主要手段。此外，由于朱皇帝断绝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贸易，让府库的贵金属收入急剧下降，就更需要借助民力来挖掘财富。
这样短暂的和谐，很快就因为朱棣的篡权上位而被终结。在郑和不断率船队下西洋之际，明成祖又加大了对民间贸易的打压。由于大量发行无准备金的纸币，明朝的货币系统很快就因恶性通胀而濒临崩溃。为了杜绝民间自发以任何贵金属进行交易，朱棣下令将银矿全部收归官府所有。虽然在表面上留下部分民户矿主，但其实全都由关系户担当。任何人如果敢私自采矿，不仅自己会被判处死刑，家人也将按律遭到流放。
朱元璋时代出现的无准备金纸钞
此外，由于经济活力遭到严重压制，大部分人便只能依赖脚下的土地为生。对于许多原本就不依赖农业为主的地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经济层面的降维打击。一些同地方官府有利益勾兑的富户，也趁机进行大肆兼并，致使地区内的大部分人沦为佃农。加上大量皇庄、宗室封地和卫所占地的存在，让更多人的生活陷入赤贫。
当然，再严酷的恶法也挡不住民间的求生欲望。例如在矿源集中的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原本就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当地人，就因失去小块份地而偷偷进入山区寻找白银。明朝官府通常会在初期视而不见，等到确定对方采集成功，再派人进山抓捕。一直到后来出现财政困难，对控制全部区域感到力不从心，才僵化的将许多山地封禁起来。结果，就更多流民选择抱团进入，为自己和家人寻找一线生机。根据1441年时的调查，仅浙江金华一个地方的编户齐民人口，就平白无故的消失了40%。显然，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的人间蒸发。
苦不堪言的民众 被迫进山开采白银
叶宗留矿工起义
明英宗时代的战乱频繁 对资金的消耗极大
公元1442年，英宗皇帝治下的明朝已3次出兵西南地区，并消耗了大量库存资金。为了弥补军费亏空，就催生了更高的农业税与白银索取。原本在浙江处州担任衙役的叶宗留也因此失业，并依靠自己在乡邻间的号召力，带着800人进入浙江-福建-江山三省间的山区寻找白银。
两年后，新的银矿顺利开采，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此时的叶宗留已将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并用开采的白银购买了武器和盔甲，成为树大招风的地方刺头。1444年6月，在福建地方官的禁令传达后，羽翼渐丰的矿工也向对方发出战书。7月，有1000人的明朝官军前来赴约，并毫无悬念的被精壮矿工们给干翻。领头的福建参议竺渊，还被叶宗留亲自射箭击杀。这则消息很快在附近山区流传，并引起各路矿盗团体的相应，轰轰烈烈的叶宗留矿工起义也就此正式展开。至于众多部署在周遭地区的防御卫所，却没有任何办法加以限制。
明朝官军很乐意查封已经开采成功的银矿
到1445年的12月，才有第二批明军从江西方向南下，准备将分布在三省交界的矿工们一网打击。然而，要抵达叶宗留等人的根据地，就必须越过赣南与闽北之间的众多山麓。很不幸，长期在此活跃的矿工们对当地更为熟悉，所采取的战术也绝非普通的盗匪能够相比。叶宗留主动率领部下出击，攻占了属于今天江西上饶地区的广丰城。数千明朝官军抵达后，发现城池已经被矿工们占领，就准备在外围安营扎寨。结果，城内的义军突然杀出，将半数缺乏组织的明军消灭，残部只能仓促逃亡北方。
第二年春季，明朝官方开始重视起叶宗留的矿工集团。御史柳华奉命执掌浙江、福建和江西的三省兵马，同时进剿造反的矿工。当时，由于浙江的处州和温州等地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等的佃农起义，所以明军的兵力被大大稀释。同时，连年的远征麓川，又让湖南等地的苗人武装损失巨大，根本无法调来增援东南。明军就只能继续使用不可靠的地方驻军作战，却发现军户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已提前逃逸，甚至跑去为叛军效力。
浙江南部与福建交界存在大量的私人银矿
叶宗留也迫于各路兵马的陆续抵达，能率领数千人的队伍四处机动。依靠自己对于山区环境的熟悉，不断与数量占优的官军周旋，不断采用打了就跑的方式还击。在战斗的间隙，他们也继续挖掘发现的银矿作为费用，并会组织投奔而来的流民耕作土地生产。明朝却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乱跑，实际上连义军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
鉴于江西与浙江南部已经失去控制，明朝官方将剿匪重点部署在福建一省。不仅是因为当地驻军被大量抽调，还因为那里同样存在数量不等的银矿，还有随时同叛军合作的沿海走私商贩存在。柳华就在当地大力推广保甲制度，将众多可能参与叛乱的人口都编组为乡兵使用。不少城镇与大型村落都设立了碉堡，并安排数量暴涨的地方民团加以驻守。这个做法也很快收获了效果，叶宗留在数次进攻中都被加固的城池所阻挡，只得赶在朝廷的援军抵达前撤离。
明朝开始在福建等地建立乡兵保甲制度
邓茂七的佃农乡兵起义
叶宗留不仅开始称王 并尝试将手中的部队正规化
时间进入1447年，叶宗留在左右人的拥戴下，打出旗号并自称大王。此外，他还从已经扩张到万余人的队伍中选出数千精壮，进行强化的军事训练。这些人获得了较好的甲胄保护，并开始以长枪对抗明军。其他部众的战术纪律也大为提高，基本上已经同追缴自己的明朝官军水平无异。
如此一来，众多只获得有限兵力的明朝县城就不能靠防御幸免于难，包括福建浦城与江西铅山等地被依次攻克。原本的矿工班底，也因为大量流民的加入而扩充到50000人左右。叶宗留的好友陶得二也转战浙江处州，掀起更大规模的佃农起义，将这个方向的明军都牵制在原地。而在福建沙县，原籍江西的邓茂七也宣布起兵加入反明队伍。讽刺的是，由于此前已经被官府收编为保甲乡兵，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完整的组织和部分地方武库的控制权。兵力严重不足的明朝官府，只能出动300人的小规模队伍赶去镇压，结果被群起攻之的佃农们打的大败。
原是保长乡兵的邓茂七也在福建开始起义
至此，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已面临全局崩溃的威胁。不仅有叶宗留的矿工流民武装在赣南和皖北扎根，还有浙江佃农与福建乡兵在两翼予以声援。甚至在靠海的泉州等地，还出现了走私海商攻击卫所驻军的事情。但当时的明英宗却还将主要目光聚焦在西南，下令集合云南、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驻军筹备第四次麓川之役。稍微有些战斗力的边军部队，则被崛起的瓦剌太师也先所牵制，难以迅速赶往东南作战。至于一直享有最好待遇和武器供应的京军，也必须驻守北京而很难调离。
1448年的夏季，御史丁瑄只能率领南直隶等地的二三流部队增援东南。当他派出2000官军进攻邓茂七所在的沙县时，遭遇沿途山民和义军的联合伏击。战力羸弱而缺乏意志的明军，在狭小的山路被前后堵截，最终全部死在包围圈内。邓茂七随即放出风声，宣布自己将进攻位于武夷山区的延平县城。丁瑄再次出动4000多人前去阻截，结果还是在山路中误入义军提前布置好的伏击圈。领头的指挥室遭到斩首式袭击而死，余下部众在意识到自己被包围后一触即溃，并再次为对方奉上数千人头。
邓茂七的出现 让福建也成为重要战场
由于惨败接踵而至，坐镇北京的明英宗再也无法沉得住气。他在9月下令集结所有可用之兵，交由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节制，准备对各路叛军进行最后的总攻。约有20000人的京营沿着运河南下，并在携带大批火器之余也不忘配上数百蒙古骑兵助战。他们在抵达南直隶后，还能获得超过万人的漕运部队支持，以便维系远征部队的后勤保障。
此外，明朝的地方官府与士绅也开始从初期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他们慢慢注意到义军规模虽然庞大，但内部实际可以分为多股势力。除了叶宗留和陶得二彼此协作，包括邓茂七在内的其他首领大都互不统属，所有人都各行其是。同时，大部分义军内部缺乏起领导作用的主心骨。不少外围队伍内夹杂着流民、佃农、小商人、盗匪、手工业者和逃跑的军户，彼此间缺乏认同，时间长了也容易滋生矛盾。于是，仅仅通过收买变节者和以谈判为由进行诱捕，便很快将浙江地区的大部分小规模叛乱压了下去。
明朝地方官与士绅尝试收买了不少小规模义军
极限操作
义军在明朝京营抵达前也加速了行动
迫于形势的逐步恶化，两路义军为在明朝中央军抵达前做好准备，开始了范围更大的极限操作。叶宗留一面警惕的关注浙江方向，同时又派重兵守住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因为根据常识，北方的赣江是从长江沿岸南下的最快途径。倒是浙江大部分地方多为山区，缺乏辅助航运的大型水系。至于在福建活动的邓茂七，也开始大举向南方的泉州等地推进。
然而，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却反其道行之。他派出部队兵马由江西南下，同留守南部山区的精锐矿工武装对峙，自己则率领大部分主力由浙江沿海杀向福建。但在京营与蒙古骑兵抵达之前，他依然只有南直隶等地方省的卫所兵可供调遣。因此，走在最前头的先锋部队又遭到伏击，被由流民构成的义军偏师消灭。直到这年的11月时，张楷才再次率领2000人突然拔营，从浙江南部突然转入赣南山区，抵达铅山一带的黄柏铺。
江西南部也重要的战场
驻守此地的义军遭遇两路夹攻，只能以长枪阵死守山头。明军则用特制的大型藤牌抵消长枪威力，并在盾牌阵背后疯狂射箭。最后，由于叶宗留在混战中被流矢击杀，义军队伍才被迫撤入山中。此后，处州矿工武装的残部继续在山间不停游击，迫使明军进行分头扫荡。义军也抓住机会，再次歼灭几波明朝官军。他们还派人向南方的邓茂七联系，并派出400人加入他的队伍。
当时的邓茂七部队，还在进行漫长的延平围攻战。在持续将守军压制在城墙内后，首先分兵控制武夷山的几处战略要地，然后出动包括矿工盟军在内的更多部队进攻南方。利用矿工们带来的地道和器械制造技术，顺利拿下了德化、永春、安溪等地，并进而抵达泉州城下。最后一支人马向西发展，进攻疏于防备的闽西各城。利用明军主力依然忙于追缴叶宗留残部的窗口期，将10万流民发展进自己的阵营。
浩浩荡荡开向东南三省的明朝京营
1449年初，明军的京营和蒙古骑兵陆续进入东南战场。通过已经大体平息事端的浙江，直接冲入福建北部。当地的叶宗留残部被迫后撤，并使得张楷率领的地方军也得以突破赣南山区。邓茂七果断放弃对延平的围攻，期望以内线机动进攻实力较弱的张楷所属部队。但当他发现对手已经占据建宁之后，便又选择向南退入山区据守。同时，兵力日渐稀少的南路军也在泉州城下屡攻不克，逐渐成为强弩之末。
在朝廷的重压之下，福建义军内部开始出现了大批变节者。明军则通过他们释放虚假信息，引诱邓茂七率领主力从山区走出来同自己交战。后者不知情况有变，在2月率领数千部众再度返回进攻延平。
15世纪的明朝京军 几乎对火器形成垄断
数万明朝京军早已在河道对岸部署了射击阵地，并派出大量步兵和蒙古人迂回到两侧进行埋伏。等到邓茂七的义军开始渡河，就释放大量火器和箭矢进行突然阻击，瞬间杀死了几百人之多。接着，利用后方义军阵脚不稳之际，出动大批伏兵从两翼发起合围。作为灵魂人物的邓茂七，就这样死于乱军中飞来的箭矢。
3月，明军开始对分散到各地的义军残部加以猎杀。作为福建义军总部的沙县被大军攻克，不少人在稍后选择向官军投降，留下极少数人继续坚持游击。到1449年的5月，最后一支200人的佃农部队被官兵绞杀，整个福建地区的叛乱才彻底平息。但叶宗留残部的矿工们还在赣南等地不断流动，并在下半年杀回了老家处州。由于已经无法迅速得手，便在官军回援后被迫撤走。1450年时，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被捉住杀死。至此，持续6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才算彻底宣告结束。
叶宗留与邓茂七的部众 几乎撼动了东南半壁
影响和预示
邓茂七死后半年 蒙古人在土木堡俘虏了明英宗
发生在1440年代的这次东南大叛乱，无疑是明朝农民起义的典型。不负责任的土地、经济和货币制度，催生出各类社会矛盾。明朝当局不仅没兴趣加以化解，反而总有人期望利用经济衰退来发不义之财。这也就怪不得广大生活在底层的人民走上了暴力反抗路线。
同时，明军的实际战斗力也在这次叛乱中暴露无遗。由于时间线与麓川之役同期，所以明朝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抽调惯用的土司武装加以平息。各地驻军在纸面上依然维持着朱元璋当年吹嘘的百万雄狮规模，实则三省合计的可用力量不过每次数千。若非最后调动京营和蒙古骑兵出战，那么义军完全有可能占据整个福建和半个浙江。然而，就在邓茂七义军的残部被消灭1个月后，明英宗自己也和数万帝国精锐一起折戟土木堡之战的沙场。若再将视角缩小到具体实操层面，也能注意到明朝大部分军队其实不具备火器实战能力。空有朱棣时代就开始的普及推广运动，依然是连最原始的火门枪都没有普及。
明英宗重新夺权后 对东南各省给予一定的怀柔
1450年，明英宗在完成传奇性的“北狩”后才得以返回国内。由于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给予他的巨大震撼，明朝当局也开始对地方治理模式进行必要休整。除了派巡视组体察当地民情，也取消了对于私自开矿者的死刑规定。当然，更重要的是派更多官吏和驻军进入浙江-福建-江西三省间的山区，设立新的郡县，并在地方上进一步推广儒家官学教育。至于所需费用，自然还是由经历浩劫的民众买单。
最后到15世纪后期的成华和弘治年间，明朝官府终因迫于无奈而认可白银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但随之而来的货币稀缺问题，还要等到16世纪中期的隆庆皇帝来加以缓解。在此之间的嘉靖倭寇大爆发中，许多第三方记录都显示有一定比例的徽商出没于倭寇队伍当中。显然，他们是为了贸易和白银而南下，并继续通过赣南-闽北的山区通道来回。
起义之后 明朝被迫逐步承认白银为合法支付手段
这段长期不为明朝所正视的内部贸易路线，甚至还为宁王的叛军输入过少量佛朗机炮。而彼时的明军最精锐部队，依然不知世间有此“神器”。纵有王阳明老先生的两次军功伟业，都没有能将这条黑道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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