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谣言：古希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文明 与近代欧洲有着本质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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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见的历史课本中，古希腊被描述为非常纯粹的工商业文明。他们经营贸易、出口经济作物与手工业产品，工商业的发展甚至直接与政体的变迁相互挂钩。仿佛古希腊就是当时的西方金融中心，也是所有近现代殖民体系的鼻祖。
然而，历史可能并非如此。希腊人不仅将农业视为最大产业，还将本邦独立看做最理想状态。他们也不期望建立国际化商业殖民体系，只求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因此，今人对于古希腊世界的影响，更多是基于近代西方海权建立者的倒推产物。
农牧业为主的城邦模式
早期古希腊人 更像是半牧半定居的部落民
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的各分散定居点，已经从黑暗时代的萧条中复苏过来。人口逐步增长而产值稳步上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的文献和文物来看，希腊世界内部还不存在大规模通商的必备条件。彼此虽有贸易，但占经济总产值的比例非常有限。
以反映当时民间生活风俗的史诗《奥德赛》为例，早期希腊城邦的经济模式是非常保守闭塞。奥德修斯与涅斯托尔等人物的主要工作，是管理自己的牛群、羊群和猪圈。还要分心打理果园和麦地。尤其是前者，被反复提及有大群的牛、绵羊、山羊和猪。如果没有定居宅邸和航海经历，那么其经济收入看起来会更类似于一个游牧酋长。
早期古希腊人的重要财产就是畜群
与其类似的贵族们，经常举办饮酒食肉的大型宴会。显眼的饮食与财产结果，体现了希腊人不过是刚刚走出半迁徙半定居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小型贸易活动主要是以物易物。比如某贵族造访其他贵族时，需要交换等价值的织物、铜器或首饰等礼品。过程中的礼仪、宗教成分大于经济因素。至于城邦的大多数居民，还是以农业或者牧业为生，生活闭塞而不太需要同其他地方进行交流。
讽刺的是，当时真正的地中海商业霸主，是后来成为希腊宿敌的腓尼基人。他们拥有更成熟的航海经验，优先发现了很多合适的殖民点和海港。他们也会拐卖希腊人，并在希腊社区的海岸上烧杀抢掠，但无疑更看重做生意本身。倒是少数可以出海的希腊人，除了捕鱼就是纯粹当海盗劫掠，荷马对于海盗行为的态度是中立甚至略带赞许的，连奥德修斯都有“城堡掠夺者”的头衔。两相比较，腓尼基人更有资格被称为商业民族，而希腊人则像是接触海洋不久的游牧民后裔。
当时推动地中海航运发展的 恰恰是腓尼基人
在年代稍晚的《劳作与农事》中，作者赫西俄德则表达出对航海的厌恶态度。他的家族是为了逃避贫穷，才从爱奥利斯地区逃亡到以农牧为本位的波奥提亚地区。他自己对航海的不确定性、气候的多变性也极力吐槽。甚至还表示能种地就不要出海远航，应当采用更稳妥的方式积累财富。这种保守的世界观，无疑不会诞生在一个惯于国际贸易的开放式环境内。
至于被后人视为海洋商业典范的雅典城，到公元前6世纪还非常闭塞，连稳定的对外贸易和优质铸币都没有出现。
少量出海的早期古希腊贵族 就是非常纯粹的海盗
古希腊早期的以农为本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古典时代。成书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阿卡奈人》、《骑士》 与《和平》等喜剧，都站在富裕的乡间土豪和农民立场，大举嘲讽好战派和工商业巨头克里昂等人。由于喜剧的受众是有钱的富裕公民阶层，如果当时存在数目庞大的工商业人口，就不可能出现类似的作品风向。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还在《家庭经济》论述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土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最大宗收入来源土地收成，其次才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至于家庭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为主，其后才是其它收入。相比之下，雇工和买卖都不如农业高贵，经营农庄是最符合贵族和骑士级别公民的经营模式。对于希腊城邦来说，商业从业者都是破产公民或者没落贵族，公民和富裕公民会委托这些职业商人去贸易；但是这不意味着公民的主要收入是工商业，一般是将自己的余财拿出来贸易或者开工商业作坊，职业商人则要向他们借贷、得到他们的委托之后才会出海贸易。虽然不排除有个别生意做的很大的商人，但是他们一般也是受普通公民歧视的；多数文献里体现出的商人，大都是缺乏文化、依靠运气、财富积累不稳定，很难把生意做大。所以目前的古代文献里，反映出的贵族价值观基本上是农本位、鄙视商人的。
古希腊城邦的起源 更像是要保护贵族们的固定资产
农本位的殖民模式
古希腊人的海外殖民模式与近代欧洲截然不同
当然，古希腊人在公元前8-6世纪之间进行了大规模殖民活动。但古希腊人的殖民模式和后世列强非常不同，二者的本质精神也基本相违背。因为近代列强的海外扩张，是为了开辟航路、寻找贵金属、巨额香料，开扩潜在市场，通过紧密控制殖民地、保卫殖民地获得大量财富。所以，殖民地和本土有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但古希腊人的殖民地，是到海外再复制一个母邦，如果成功建立，很可能意味着自身的独立。
如果细分古希腊人的殖民地属性，可以分为军事和农业两种殖民地。军事殖民地一般是国家控制的战略要地，作为打击入侵者和保卫运粮安全的前哨基地。比如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占领了爱琴海北部的英布罗斯岛和利姆诺斯岛。但此类活动的耗费较大，绝不适合大部分寡国小民的城邦尝试。
古希腊城邦有时会为了军事目的而进行殖民
作为主流的农业殖民地，受希腊人的经济模式和政治理念影响很大。由于希腊南部，特别是爱琴海诸岛土地贫瘠，容易发生土壤流失或者干旱，使得城邦口粮很难做到自给自足。所以城邦的规模非常有限，人口增殖会引发财富分配上的矛盾。对此，古希腊人的解决思路是开源节流+分散压力。节流的常见做法是禁止粮食出口，开源的做法是探索粮食产地和进口地。同时依靠流放斗争失败的贵族、组织失地公民和无地群氓去开发新殖民地。
这些出海殖民的人群，大部人已失去土地和财产，还因为生态或者政治环境恶劣而不得不远走他乡。所以武装农民的首要目标是在异乡复制曾经的生活模式，开辟新的田园，并成为新的剥削者。因此，无论是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区，还是黑海以北的乌克兰沿海，优质土地都是希腊殖民者的首选。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希腊殖民者的视野其实并不宽广。东进小亚细亚半岛的殖民者，对于内陆的了解就不够深入。很多殖民地的文化视野，就是背对蛮荒、面向爱琴海世界。他们对于外族和外域文明的态度，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开放。正如柏拉图所言，希腊人围绕着爱琴海居住，就如同青蛙围绕着池塘。
很多殖民者往往是被母邦驱逐或请出去的
在殖民运动中，一旦新城市建立完成，殖民地与母邦的联系仅存于文化层面。殖民者会从母邦神庙里采集火种，点燃自己新庙里的圣火，并和母邦共用保护神；至于政治上层面，基本会与母国一刀两断。除了造型类似的钱币，两者在经济上都安于自给自足，耕耘自己的附属土地、奴役可以捕获的外族人，很少有反哺母国的情况。雅典在那不勒斯的殖民地，甚至采用了和母国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将城邦世界搅成乱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就是科林斯和他的殖民地科西拉的矛盾；最后，多数新建立的殖民地会面向希腊世界吸引居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单一殖民地对母邦的归属感。
在所有城邦的殖民运动中，斯巴达的保守政策更能体现古希腊殖民的本质。他们就近征服美塞尼亚的大片优质农田，从而失去了扬帆出海的动力。后来建立的塔兰托殖民地，是由二等公民私生子建立的定居点。斯巴达人还如同送瘟神一般鼓励他们离开。
斯巴达不重视海外 是因为在家门口就吃饱了
纵观城邦时代，唯一有潜力成为公共贸易据点，是由各个希腊城邦共治的泛希腊定居点。例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就是希腊人缺乏贸易型殖民地的反例。这里最早是为埃及法老服务的雇佣军驻地。埃及人为制止这些佣兵在尼罗河岸抢劫，并限制他们继续深入埃及腹，才允许希腊人在新城里集中居住。这里出土的众多陶器碎片，并非用于出口或者贸易，而是为远在异乡的希腊雇佣军祭祀所用。后来随着希腊和埃及的贸易往来的加深，这里开始由各城邦的外派人员共同治理。因此，其属性与其他希腊殖民城市都大为不同。
后来，虽然锡拉库萨、车耳内索斯和特拉布宗等城市发展为本地区的重要贸易据点，但是主要原因是交通便利。而且多数希腊城邦对于贸易的管理，往往满足于收取过境税与关税。直接进行贸易和手工业经营的公民的比例、数量非常存疑。
古希腊贸易据点也往往只是收取过路税
大宗贸易和供需关系
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的混乱 摧残着国际贸易环境
即使是进入了希波战争后的古典时代，古希腊人的贸易环境也没有想象中的好。虽然有国际贸易存在，但相对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固有文化氛围，都不利于培养成规模的工商业贵族。多数城邦的主要经济收入都对外依赖度不高。
我们可以首先从供需关系来理解这个现象。在公元前5-4世纪，希腊各邦之间的主要大宗贸易货物有牛皮、鱼、牛排、猪肉、莎草纸、水果、熏香、无花果干、葡萄干、葡萄酒、橡木、小麦粉、木材等等。当然还包括奴隶、雇佣军和外族仆人。其中多数物品是食物，证明即使是城邦时代，农作物和食品才是古希腊贸易的主要对象。虽然当时有米利都的织物、科林斯式头盔、迦太基彩色靠垫、利比亚象牙等手工制品，但都是贵族使用的奢侈品或者武器，因具有高附加值，才让商人愿意冒险转运。各个城邦本身就有自己的诸多手工业作坊，主要消费对象是本地客户，基本不对外销售。所以，其主要产出基本上也就和国际贸易无缘。
古希腊几大主要城市的手工业规模也非常有限
或许有人会举出，雅典出产的葡萄酒罐和橄榄油罐的碎片遍布地中海各地。但这只能证明古希腊人的海运比较发达。考虑到地中海遍布优质的橄榄油和葡萄产地，很多城邦却连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所以有限的耕地出产经济作物产生的实际外销收益是存疑的。此外，橄榄油和葡萄酒都有一定的宗教和文化意味，在使用上有很多禁忌，实际消费量也并没有普通日用品大。
由于缺乏高效率的通讯体系，当时的跨海贸易，不存在根据订单、精准满足顾客的需求。最常见的模式，就是进行有规律的年度使团贸易或者港口开放，所以雅典人认为：开放比雷埃夫斯港是造福全希腊的好事；如果某地区局势紧张或战争爆发，希腊各地的商人都会闻风而动。他们主动采购粮食、武器等物资，集中到战场附近贸易后待价而沽。他们会将货物卖给随机的客户，即使自己急需现金也不会低价贱卖粮食，而是要坚持到战场附近才开始出售。
大部分希腊手工产品 只满足本邦需要
其次，希腊的地形是多山多岛，水路往往比山间小道更适合运输。所以船只是很重要的运载工具。但航行季节大致在3-10月之间，在另外半年都被判定为不宜出海的停航期。除非紧急情况，没有海员会同意打破自然规律，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正因为没有稳定的订单且航行条件不佳，所以商人只能根据大致的潜在需求和运气谋生。这些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会随机应变地攻击弱小定居点、抢劫比自己更缺乏保护的商船，几乎和海盗没有差别；由于当时缺乏在公海的“自由航行”条例，非己方船只都是可以袭击的，这增加了商船遇袭的概率。这些投机行为引发的秩序紊乱，都在无形间限制古希腊世界的贸易发展，客观上也塑造着鄙视职业商人和商业的社会氛围。
古希腊商人只会携带少量高净值产品出海
幼稚的金融体系和国际环境
古希腊的货币体系 长期并不统一
除了供需关系和路线安全，国际贸易的另外两大要素是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在古希腊社会，这些机制的发展比较原始，成为制约工商业文明成型的不利因素。
首先是金融机构。希腊各城邦虽然出现了放贷者和钱庄，但却没有汇票或支票的概念。这意味着希腊商人必须携带巨款进行长途旅行，限制了单程航运所能提供的支付实力。古希腊人未必没有尝试过发展类似金融工具，而是各城邦之间都彼此不信任或经济水平差异巨大，严重制约跨国金融体系的构建。城邦居民将所有的外邦人都视为潜在对手，一旦关系破裂就对他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没收。因此，跨国开展的金融业务就等于在变相资敌。即使没有战争，城邦也会因人口问题而爆发内部混乱。无产流氓们最先洗劫的肥羊，都是富足、但是缺乏政治权利的外侨和蛮族富商。
发达的航运 并不能单方面提升工商业水平
其次是国际货币。至于像底比斯、雅典、斯巴达和锡拉库萨这类大型城邦，也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较大。除了雅典的德拉克马币值较高、有国家公信力作背书，大部分货币都在本地流通，难以用于国际支付。大家分头使用不同的货币标准，且互不买账，根本不利于组建国际金融体系。尤其到了前5-4世纪、沿海希腊人已经发展出成熟货币制度时，很多内陆居民还过着半农半牧式生活。所以，贸易者离开特点区域，就会发现自己无法进行货币兑换。在经济落后的西北希腊，以物易物贸易至少存在到公元前3世纪，进一步稀释着工商业文明的发展。
最后，古希腊并没有针对国际贸易的休战或者保护中立国商船协议。除非是某个蛮族君主或者黑海沿岸城市愿意稳定供应军粮，希腊人才会授予该邦的船只以受保护权、优先卸货权和优先贸易权。也就是说，大部分船只都不享受后世的和平中立条约，很容易因各种乱局而蒙受意外损失。
混乱的国际局势 经常摧残固定贸易航线
根深蒂固的谬误
古希腊社会普遍对商人较为轻视
基于前文所说的这些因素，古希腊远非很多今人所设想的古代国际工商业体系缔造者。相比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亚双强，乃至后来的荷兰与英国。古希腊人都更像是出海寻找独立庄园的老农。如果一定要找个与之类似的情况，那也只能是早期的维京海盗。
然而，由于近现代西方海权势力的急速发展，让古希腊这个人文先祖被赋予了不切实际的桂冠。尤其是在历史研究较为粗浅的近代，很多历史依据被用于议会辩论和法律诉讼，也因功利目的而逐渐走样。等到当代学者们开始重新解读，简单暴力的粗浅观念已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两者之间的认知差距，将会继续平行并存很长时间。
对古希腊的错误印象 源自中世纪和近代的直接倒推
至于更为广袤的东方世界，这种古希腊工商文明起源论也具有独特吸引力。为了以最快方式理解近代西方的崛起，从源头定性就是成本最低的操作。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变化节点，就不是必须理解和掌握的内容。
同时，这种解释方法本身也涵盖有宿命论的意味。对于缓和后发国家的强烈落差感，有天然安慰剂效果。因此，我敢说有80%阅读此文的看客，并不会立刻接受文章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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