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化之旅：当西方遇见东方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率领使团，满怀期待地奔向中国。
早在阿美士德之前，他的前辈马戛尔尼就曾借着为乾隆祝寿之名，来华商讨贸易问题，最终闹得不欢而散。阿美士德这次指不定又要吃闭门羹，压力山大。
果不其然，到了天津，当地官员也不跟英国人说相声，只要求他进京见了皇帝一定要行跪拜礼。阿美士德当然不乐意，只愿以脱帽鞠躬代替。
经过多次争吵，阿美士德连嘉庆的面都没见着，就被驱逐出境，失望地踏上归途。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
回国路上，阿美士德心情down到极点，途径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顺路前去拜访一位被流放到岛上的英雄，找他吐吐苦水。那个人，是曾经的欧洲霸主、法国皇帝拿破仑。
阿美士德向拿破仑倾诉中国人的傲慢，拿破仑却和他杠上了，认为他应该入乡随俗，遵从中国礼仪，还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昔日的征服者拿破仑，竟然对中国如此看重，这句话传到东方，一度让近代以后的热血青年倍感自豪。后来，这个故事和著名的“东方睡狮轮”联系在一起，被法国学者佩雷菲特记载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
在漫长的中外交流史上，通过古丝绸之路输送至欧洲的中国文化，屡屡让西方人为之心动，而拿破仑正是东学西渐浪潮中无数“中国迷”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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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漫漫黄沙，越过滚滚波涛，随着丝绸之路漂洋过海的，不仅有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商品，还有东方的文化与科技，其中就包括四大发明。
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将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罗盘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并称“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可能实现”。
正如欧洲人所说，四大发明在新航路的发现、欧洲的文艺复兴等近代化进程中功不可没。
马克思就说，在欧洲，“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3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
19世纪初，当炮兵军官出身的拿破仑，率领大军征战四方，凭借擅长的骑射战术称霸欧洲时。他或许也能切身体会到火药这一东方发明的可怕威力。
▲法国巴黎凯旋门，由拿破仑下令修建。
中国古代发明的黑火药，是由宋代以前的炼丹家在无数次的探索中，用硫磺、硝石和木炭混合而成。有一种说法，黑火药诞生于8世纪，唐朝末年已在战争中使用，火力更胜于古希腊、拜占庭用硫、松炭、沥青和麻屑制成的“海火”（希腊火）。
到了1044 年，北宋编纂的《武经总要》已经将火药作为军队的标准装备，宋代人发明了“霹雳炮”、火箭、管形火枪等火药武器，还要专门生产火药的作坊“火药窑子作”。
火药武器大多通过战争西传，从中国到南亚、西亚，再从阿拉伯到欧洲。1234 年，对黑火药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蒙古军队攻灭金朝，在中原俘虏了大批火药工匠，并将他们编入军中，随之西征波斯、东欧等地，火药席卷欧亚大陆。
西亚盛产硫磺，又学到中国的硝石（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提炼技术。到13世纪下半叶，阿拉伯人掌握的黑火药技术已经后来居上，在襄阳之战中，蒙古军中有不少从伊利汗国请来的“回回炮手”。
此后，在欧洲基督教徒与阿拉伯穆斯林的战争中，阿拉伯的火器屡次击败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装备。
1291年，阿拉伯人正是用火球、火瓶、火罐等武器，击溃了地中海东岸阿卡城的十字军骑兵，并入城大肆屠杀俘虏，迫使十字军再次撤退，退守塞浦路斯岛。随着阿卡城陷落，历时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此落下帷幕。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欧洲人吃了黑火药的大亏，也通过与东方的接触学到了制造火器的方法。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和法国都使用了欧洲人自主研制的管形火器，更将火铳改成铁炮，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1346年，克莱西战役中，英国人不仅派出了他们的王牌长弓兵，还使用了24尊铁炮，对法国人形成威慑。
火药，就此改变欧洲传统的作战方式，火器时代伴随战争的炮火声而来。
除火药之外，中国造纸术早在唐代就经过阿拉伯人传播，一说是怛罗斯之战后，随着被俘的中国造纸工匠西传；印刷术也通过蒙元建立的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传向中亚、西亚和俄罗斯；指南针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就广泛运用于海上丝路的航海中，北宋笔记《萍洲可谈》记载，船员“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东学西渐，中西结合，着实给力。
虽说四大发明的说法不时引发争议，甚至存在完全肯定和彻底否定两个极端。但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所说，这两个极端，是从夜郎自大到虚无愤青，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心平气和地来考察这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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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西方贸易往来不绝，中国的科技文化也漂洋过海到了欧洲，可毕竟相隔万里，山高水远，在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对这条盘旋在东方的巨龙仅有一鳞半爪的了解。
中国在他们眼中，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13世纪初，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强势崛起，无数西方冒险家不远万里，络绎不绝地前往东方。
1254年，来自法国的圣方济各修士鲁勃吕克奉命出使东方，经过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一路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蒙哥汗。
万水千山总是情，鲁勃吕克得到接见后，逗留了近半年，搜集大量关于中国的资料，回到法国后写了一部游记。
这部游记首次向法国人全面介绍，欧洲人所传的“丝国”，实际上是一个东临大海、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
鲁勃吕克深深为东方文化所着迷。他说，中国的工匠，技术堪称世界第一，他们能生产出精致的丝绸，会用稻米酿造美酒；中国人用毛笔写字绘画，每个字像一幅图案；中国医生用手指按在脉搏上诊断病症，并用草药医治病人。
法国人创作的这部游记，比《马可·波罗游记》早了半个世纪，而马可?波罗的故事在欧洲广为流传时，传闻中的东方已经成为欧洲人的梦中天堂。
▲马可·波罗，对东方世界进行了神话般的描述。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历来充满争议。根据向达、杨志玖等史学家考证，马可·波罗原本是威尼斯商人，17岁时随其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帮教皇与元朝通信，因深得元世祖忽必烈喜爱，被授予官职，留在中国。
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四处游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住就是17年。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利汗国的王妃去世，阿鲁浑汗派三个使者拜见忽必烈，请求赐婚。忽必烈爽快地帮亲戚解决婚姻问题，以一位叫阔阔真的公主下嫁伊利汗国。
此时马可·波罗早已思乡心切，于是在伊利汗国使团的邀请下，向忽必烈请辞，一同护送公主到波斯，再借道回到威尼斯的家乡。
马可·波罗从泉州出海，依依不舍地结束中国之旅。回到威尼斯，当地人一看马可·波罗，一身奇装异服，满载中国的金银珠宝，还整日吹嘘中国的繁荣，便戏谑地称他为“马可百万”。
马可·波罗不走运，回家四年后，就遇上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大城邦打仗。马可·波罗是个爱国愤青，志愿参加战争，结果战败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在狱中几年间，马可·波罗倒也吃得开，因他到过东方，嘴皮子利索，囚禁期间百无聊赖，就倾尽所能讲述自己所知的中国地理、方物及史事，并由狱友鲁思梯谦代为整理，这就是最初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所叙述的中国如天方夜谭一般，那里香料盈野、黄金铺地，百姓奢侈富贵、安居乐业，到处是无尽的财宝、繁华的城市。据说把中国面条引进意大利，以及从东方引进冰激凌，都是马可?波罗的功劳。
欧洲人在为这些奇闻异事惊叹的同时，也不禁怀疑马可·波罗是个“大忽悠”。
相传，直到马可·波罗临终前，一些亲朋好友还认为他是个骗子，游记中的记载不过是夸大其词，要他忏悔以“解救他的灵魂”，否则撒下弥天大谎，死后无法上天堂。
马可·波罗却坚持己见，再三声明，他在中国所见的盛况，还有足足一半未说。
当时，欧洲人仍在黑暗的中世纪徘徊不前，而马可·波罗描写的中国犹如世外桃源，让他们对东方的灿烂文明充满幻想，并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掀起了一阵“中国热”。
15世纪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是马可·波罗的忠实粉丝，出海探险前做了大量摘要。后来，他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探索通往东方的航路，却阴差阳错开辟了从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
哥伦布不忘夸赞榜样的力量。他说，马可·波罗的书引起了我对东方神秘的向往，在我的航行中，很多次是按《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去做。
有人打趣地说，哥伦布之所以没有找到去中国的航路，可能是因为信了马可·波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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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对东方无比向往，正是因为当时欧洲人也“崇洋”，渴望通过海外扩张赚取财富，而这个“洋”，包括遥远的中国。
汉学家史景迁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694年，法国宫廷中出现一位不速之客，一个东方面孔的年轻女子说着一口蹩脚的法语，自称是中国的“公主”，还是康熙皇帝的女儿。
“中国公主”向法国贵族讲述，自己原本被康熙下嫁给日本皇子，可是船队不幸被海盗劫持，在海上颠簸了多日，辗转来到法国。正值法国与荷兰交战，海盗被军队击溃，“公主”获救后才流落到巴黎。
这个消息传遍法兰西，浪漫之都的贵族们一时被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深深打动，宫廷的贵妇们争相讨好这位“中国公主”，赠予其锦罗玉衣、珍馐佳酿，请她到豪宅居住。一个流浪女子，就此过上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走上人生巅峰。
▲法国塞纳河畔夜景。
纸包不住火。
恰逢一个在中国生活20年的耶稣会神父回巴黎述职，他听说此事，当即前去拜访这位康熙的女儿，打算一探究竟。
神父的中文说得相当溜，可“公主”一句没听懂，反而用一种神父完全没听过的语言回答，还说这是正宗中文。法国人虽然迷上中国，懂中文的却寥寥无几，在场的人根本无法分别孰是孰非。
神父不甘示弱，只好回家取来一箱中国典籍，请“公主”诵读。这个女人演技一流，不慌不忙取出一本书，就咿唔地念起来，口音仍是不知出自何方，牛头不对马嘴。
神父一时窘迫，明知这“公主”只是个演员，却苦于无人作证，只能自讨没趣。
此后几年，这个女人依旧逍遥自在，坚称自己来自清朝皇室。直到越来越多懂中文的人出场揭穿其谎言，法国贵族们才终于知道，他们只是在做一个荒诞的迷梦。
一个来路不明的身份就已经这么好使，可见在当时“中国热”浪潮下，巴黎贵族对中国文化的盲目痴迷。“公主”的离奇故事，正好满足了贵族们对东方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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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也不乏中国的拥趸。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魁奈，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以孔孟之道为理想，维护自己主张的重农主义，抗议当时欧洲风行的重商主义。
魁奈的追随者们给他取了一个牛掰的外号——“西方的孔子”，对粉丝而言，能与偶像比较可说是至高评价了。
法国的伏尔泰也是狂热的“中国迷”，他年轻时强烈反对当时的欧洲教会，尤其喜欢和耶稣会士抬杠，却羡慕中国的自然宗教和文化的包容，并认为“在我们的文明刚起步时，中国已发明了所有的学术”。
在1738年发表的《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向爱豆“阿中”疯狂打call：“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
为批判法国旧制度，伏尔泰不忘借用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平民中选择优秀人才为政府服务，值得欧洲各国模仿。
伏尔泰所生活的18世纪，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后渐呈衰象，走向腐朽。由于中外交往受阻，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中国，并非当时真正的中国，但他们超越时代的言论振聋发聩，逐渐唤醒了沉睡中的法国。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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