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事，是所有恨都有了正当理由丨大家
我有一位朋友，早年每提起日本，都咬牙切齿；但自从四五年前去了一趟日本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年年一家子必去日本一游。他对日本的景色、服务、饮食都不吝赞美，但这并未改变他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整体看法——甚至哪怕在日本享受了周到的服务，一路见到笑脸相迎，他在赞赏其礼貌之余，还是不忘加一句：“日本人真虚伪，难怪说他们活得压抑。”
不要以为他不了解日本。事实上，他就是学日语出身的，平日打交道的日本人也不少，但这些了解和接触无法推翻他原有的观念。可能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类似的亲友，他们抱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心理——概括来说，可以称之为“抽象地恨，具体地爱”。他们爱恨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日本，也可能是美国，或某个群体——无论是富人、上海人还是女人。
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反复重演的现象，也曾让一代代的观察家们感到失望。大众的观念似乎并不是笔直线性地趋于越来越理性，恰恰相反，像这样对其他群体的仇恨，从未达到现代的规模和强度。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传统时代，人们的感知更加具体，哪怕是抽象的爱恨，往往都基于具体经验；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们却可以从教育、书籍、媒体等不同渠道获得大量的间接经验，就像我们的父辈，大多从未去过国外，但却觉得那里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旦这种抽象的信念成形，后面即使有具体而直接的经验，也往往很难推翻了，因为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所表明的，此时新信息甚至反倒验证乃至巩固了原有观念。
当然，每有这样的势头出现，总有人呼吁要宽容，但如果不了解仇恨的原因，就寄望于人们改变态度，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20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有句格言：“细致的观察意味着做具体分析。”德国学者卡罗琳·艾姆克在《何故为敌》一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这句话，意在表明：如果一个人细致观察、具体分析，那他就无法对那些可能性视而不见，因为思考本身就会瓦解仇恨，“确切性令人温和，令人仔细观察、仔细倾听；确切性会令人鉴别，会将一个性格爱好错综复杂的对立者，当作一个人类个体看待。一旦某些特征被抹掉，一旦个体不被作为个体来认识看待，那么成为仇恨对象的模糊不清的类群便会出现，他们会遭到侮辱、诽谤、咆哮。”
《何故为敌》，[德]卡罗琳·艾姆克 著，郭力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她说的这些，当然不无道理，但这其实仍基于一个前提：观察者能够客观地具体分析。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并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所有观察到的经验，都会被用来强化原有的意识，而那些不符合先入为主判断的，则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会被当作不重要的信息撇在一边。
实际上，在纳粹德国时期就有这样的现象：许多人都觉得“犹太人是恶魔，但我认识的那个犹太人确实是好人”。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既将个体当人看待，又能将这个体所属的群体非人化看待。“具体地爱，抽象地恨”，在一个人身上竟可以并行不悖。
这些年来，连西欧这样现代“宽容”精神的发源地都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右翼浪潮，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警惕。但确切地说，这样的苗头在美国早就出现了：美国一度被视为“民族熔炉”，无论哪里来的移民，到了这片新大陆之后，都成为美国公民，然而费孝通1980年在《访美掠影》中就发现，“这种看法逐渐被看作是一种神话了。美国人是由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的移民构成的。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民族熔炉而是民族拼盘。”这是一针见血的洞见。“熔炉”的隐喻正在逐渐让位给“色拉钵”：在这里，不同的族群虽然混在一起，但除了表面的一层色拉之外，内在仍然黄桃是黄桃，香蕉是香蕉，彼此并没有“合众为一”。1985年美国的一项调研就已发现，84%的白人（以及94%的黑人）都认为，“尽管我们把美国称作是一个能融合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的大熔炉，但对很多少数群体仍旧存在着大量的偏见”。
这样的景象让人不快甚至心寒，不仅因为人们费了这么大劲，得到竟然只是这样一个结果，还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更符合一些右翼思想家的观点。法国政治家夏尔·莫拉斯早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就预言，这一世界性的节日其实不会成为销熔一切的熔炉，相反，“当不同种族被弄到一起，让他们交往，他们便会彼此抗拒，彼此疏远，即使他们自以为是在融合”。他深感满足地想到，族群冲突是自然之道，一次世界性的集会将成为“不同种族和语言的欢乐战场”。
连奥运会都是如此，那么不妨设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碰撞就更不用说了。2004年上映的电影《撞车》就残酷地揭示了这一幕：在洛杉矶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里，不同的人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中，但却彼此难以相互理解，一些细小的矛盾就将人们的平静生活掀翻，暴露出他们只是生活在相互隔离的洞穴中。
《撞车》剧照
德国思想家对此深自戒惧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犹太大屠杀这一史上最残酷的种族清洗事件，就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人犯下的。在《何故为敌》中，从哲理层面辨析了那种由分类思维（将人贴标签）造成的仇恨心态、对“非我族类”的系统排斥、将他人本质化的倾向，但要反对这些观念，却不能仅靠对人宽容和产生共情。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将一个现代国家设想为具单一文化与宗教的民族，显得尤其滑稽可笑，它既反历史，又不顾事实”，但仍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户籍视为一种特权身份的象征——事实上，越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对这种身份的捍卫越是激烈。我在上海和北京都经历过，对外地人最为排斥的，往往就是这样的“老百姓”，这既是因为他们在表达时更无所顾忌，恐怕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最容易受到外来者的冲击。
因此，仅在心理学层面上反对仇恨，恐怕是无济于事的。从历史上看，之所以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这样社会群体矛盾集中爆发的现象，倒不如说是一种防御性反应：人们原有的传统纽带被拆散、精神寄托被淡化，与此同时却又要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在这样复杂、快速的变化和难以名状的巨大压力之下，普通人根本无法看清原因何在，只能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一些道德上可疑的外部敌人，这样的想法最容易让他们如释重负。
说到底，人们需要这样一些替罪羊，即便德国人当初没找到犹太人，也会找上另外一群人的。
运抵集中营的犹太人
但现实当然复杂得多。问题并不只是“仇恨是错误的”，而在于这种仇恨正是多元社会的产物，就像癌症之所以难治，正因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产生机制是一样的。因为多元社会的演化，如果缺乏不同群体之间的有效对话和基本共识，那么势必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各自将注意力放在发展自己的独特个性上，群体认同和利益变得越来越分化，使得跨群体交流和相互理解变得更为困难。这又为彼此之间的误解、分歧乃至仇恨铺平了道路。
这不仅是像西欧人面对移民时如此，事实上，就算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也在所难免。美国传播学者卡斯·桑斯坦早在2001年的《网络共和国》一书就说：“我特别想强调的危机是，愈来愈多的人只听到他们自己的回音，这样的情形比分裂来得更糟糕。”
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的网络媒体都是按个人化设计好的，其结果是造成最值得担忧的两个现象：协同过滤（每个人都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将不同者过滤掉了）、群体极化（越来越在小圈子里听到相同的声音，由此变得更为走极端）。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极端的人群》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变得仇恨，其实是因生活在自己的封闭世界里，由于听到的都是类似的赞同观点，这会进一步强化原有的情绪与认识，促使不满情绪和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升级到仇恨的程度。
《极端的人群》，[美]桑斯坦 著，尹宏毅 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这幅图景让人不寒而栗之处在于：它不只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而其实笼罩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是大部分网站共有的特征，在网络出现之后，以前一些极为小众的兴趣，现在只要搜索留意一下，都能很容易找到同好——哪怕是“速翻魔方爱好者”这样的群体。
这在以前的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们无法筛选掉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也不得不和一堆自己内心没兴趣交往的人生活在一起，这虽然看起来无奈，却确保了人们和异质人群之间最起码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然而现在，网络社会实际上促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我隔离，甚至只要你开始选择一些内容看，算法就会判断出你的兴趣，据此不断推送相似的内容给你，这就像是让一个本来已经挑食的孩子变得更加挑食，因为你没尝一筷的那些菜根本就不会再推到你面前来。
如果没有兴趣去了解超出自己狭隘经验之外的那些人和事物，那我们势必就会变得更加依赖自己原本已经够狭隘的想法去理解外界，此时误解、矛盾几乎是在所难免的。不仅如此，在这个由自己的同类和回声构成的小小世界里，一个人将听不到也听不进任何不同看法，而任何恨看起来都有正当理由——我们甚至可能根本不认为这是“恨”，而会振振有词地觉得这是正常看法。
实际上，这样一个未来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甚至可说“未来已经到来”。这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对待，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去恨，那同样地，我们自己也迟早会成为恨的对象。差异并不意味着低劣，如果我们做不到理解他人，那么至少尊重他人：也许他们显得另类，但这是他们的活法，用不着我们看不惯。就像前人说过的，虽然每个人都想着“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生活就好了”，但这么说的人忘记了一点，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有在一个足够多元的社会才能成为可能。
附：
《何故为敌》一书勘误：p.141——2015年美国在中东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少将迈克尔·K.本田塔（Michael K. Nagata）：这个日语的姓氏似应是“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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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最坏的时代，是所有恨都有正当理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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