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年味淡了……那怎么过年，才算有年味呢？
巴黎的华人过起年来，比国内要古典得多。同样是张灯结彩，国内则新式造型贴纸，新派年夜饭订宴，微信红包抢得顺手，找新地方去玩耍。在巴黎，则每年岁近，法国人都能嗅出来。卢浮宫苹果专卖店里的法国营业员，都知道用中文说“恭喜发财”。十三区的老华人街，亚洲超市全被中国人占领：是些最古朴的套路；贴喜字，挂年画，下饺子，熬老汤，找牛羊肉片来涮着吃。
甚至在法国的诸位，还会使各类网络手段，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明明国内亲友都不太看了，可能出国之前自己都不太看了，到了法国，却觉得重新好看起来。
许多我在国内的亲戚都已经嫌麻烦、不再操办了的习俗，在巴黎的华人圈里，依然流行，比如，有位来巴黎三十年的老阿姨，绘声绘色教我：
“压岁钱的红包，可不能只拿个红纸随便一裹，这里面有讲究，要折，要描，我来弄给你看……”
话说，到底该怎么过年，才算传统意义上的，过个好年呢？
唐朝宫廷过年，先不忙着吃喝，而是大家一起看太常寺卿安排的舞蹈，还不是春节联欢晚会那种百花齐放，也不能听郑声淫乐，而是大张旗鼓的傩舞，用以驱除邪魔瘟疫。皇家诸位居安思危，知道人类普遍奈何不了他们，所以尤其敬神。等驱完鬼神，天子兴致所起，就开摆宴席了——这才是年夜饭开始。
唐宋之间，宫廷与民间都饮屠苏酒。不用问，又是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邪除祟的好东西。世传是华佗所创，孙思邈热情推荐，最后宫廷里也觉得喝喝不妨，就试了。妙在椒柏酒和屠苏酒喝起来，颇为别致：少年者先饮，因为过了一年，年轻者“得岁”；年老者后饮，因为又老一年，老人家“失岁”——又是仪式感。但苏轼也很看得开，只要活得长，最后一个饮屠苏又如何呢？——“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苏轼都饮屠苏酒，可见屠苏酒到宋朝，已经是大众过年饮品了。王安石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送暖这四个字，可见自古都喜欢冬天吃内寒温热之食。汉魏六朝间，宫廷就吃五辛盘。五辛者，大蒜、小算、韭菜、芸薹、胡荽是也。
宋朝人过年，比唐朝就接地气些。宋时御宴，仪式比吃饭重要，年夜饭亦然。正菜前惯例吃果子，第一道菜配什么曲子，第二道菜配什么乐舞，都得登对着来。到第三盏后，才有下酒肉、角子等物——也就是如今的饺子。
辽国过年却很别致：过年时，辽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捏成团，如拳大，每帐里发四十九个，用来“惊鬼”，惊完了鬼后，大家吃了。休看是个糯米团，考虑到辽国牛羊肉奶多而蔬菜米面少，过年每帐来四十九个糯米团，还真是奢侈呢。除此而外，辽国过年还喜吃貔狸——也就是地松鼠。这玩意形如大老鼠，极肥，辽国主吃的貔狸是使羊奶养的。此物妙在能使肉烂，比如一个鼎里煮着肉呢，扔一脔貔狸肉进去，全鼎肉立刻酥烂——端的是好。
清朝规矩大。过年吃晚膳，或宁寿宫，或体和殿，布三个桌子。老佛爷居中一桌坐了，皇帝在东桌，皇后西桌。皇帝执壶斟酒，皇后把盏，给太后祝福，老佛爷一杯酒饮三次，算是珍贵身体。真吃起来，都是燕窝摆的寿比南山、吉祥如意，好看罢了，味道却是未必；实际上大多数吉祥菜，都在鸡鸭身上找，比如燕窝“寿”字红白鸭丝、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字八仙鸭子、燕窝“意”字十锦鸡丝。太后惯例每盘三筷子，就撤了。吃到最后，按满族规矩，必须吃一份煮饽饽——也就是煮饺子。可就连煮饽饽都有花样：饽饽里放元宝，谁吃到了谁来年多福多寿。不用问，最后都是老佛爷吃到，大家图个开心罢了。
至于民间，则祭灶、扫尘、贴年画、贴春联、贴窗花，不一而足——当然，现在这些，怕也没了。
每一代人，自有每一代人的传统。保留也好。保不下来，也就算了——毕竟，我们所知的传统，未必真是传统。
回想我长大的历程中，过年大概是这样的：
我家年夜饭的格局一般是先凉菜：白切牛肉、凤爪，我爸爱了一世的炒花生，海蜇、熏鱼、脆鳝、白切羊羔肉蘸点辣子。我外婆在世时还会来帮厨，做她招牌的水煮花生。之后是热菜。我妈以前吝啬时，常会把拜菩萨用的红烧面筋塞肉、红烧排骨、红烧鱼、黄豆芽百叶、青菜什么的热了凑数，后来不了。但是，她也不尚太复杂的菜式，百叶包、蛋饺、炸春卷、红焖虾，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实在”的菜。大年底，我妈会对我爸放宽些。平时爸夏天啤酒、秋冬热黄酒的啜着，老挨她训，年底妈就放宽了限，自己还肯喝两杯。
年夜饭通常会吃得很长，五点多上桌，拖拖拉拉的吃。我爸要喝酒，吃得慢，用我妈话说就是“前三灶吃到后三灶”。经常到七点多，汤凉了，我妈再回炉热一热。春节晚会开始，一般是边喝鸡汤泡饭或面，边举家看电视。外婆以前喜欢边嗑瓜子和剥花生看，后来牙口差了些，改吃软水果糖了。我妈总是让我们把年夜饭几道汤喝掉，大菜和凉菜倒无妨，可以在年初一、二几天用来做杂烩菜，下粥下饭。
因为前一天吃得肥甘油腻，所以第二天早上总是惯例清淡：酒酿小汤圆，或是稀饭藏年糕。都是清黏而甜的物事，无盐无油。所以印象里，大年夜，厚实肥甘的年夜饭，频响的电话和短信，眼花缭乱大闹大跳的春节晚会，漫天烟花，总是热闹厚实肥甘。到年初一，大家都还睡着，只有早起的小孩子在外面玩甩炮，吃稀饭年糕汤圆，就觉得清白洁净爽快。然后就是一整天心无挂碍，没心没肺高高兴兴见人就喊“过年好”。年夜饭岁岁年年相似，所以过年的时候，总是能多少回到小时候，什么都不必细考虑的时节去。
按我小时候，年初二，就得下乡去拜门吃酒了——按规矩，还得住在那儿呢。
乡下开宴席，惯例请师傅来，在院子里支起锅子做菜，喧腾热辣，乒乒乓乓。父亲跟叔叔们聊天，母亲和阿姨们拉家常，磕瓜子、花生和糖果。来探亲的远房亲戚中，年轻的姑娘红着双手，提着开水为一家家长辈泡茶，一被人夸美貌就红起脸来，转身跑了。
乡间土菜，都不甚精细，但肥厚重味，气势庞大。霉干菜蒸的蹄胖、整鸡汤这些，不是大肚汉看着就发憷。到了这时还有胃口下筷子的人不多，更多的早已去拼酒叙话，或是自得其乐了。大师傅们被请到桌旁，上酒上汤，吃自己做的饭食。别人敬烟，夸他菜做得好，他便将烟别上耳朵，哈哈大笑。
天色暗下来，宴席吃完了一巡，大家三三两两地散了，男人们喝得有些醉，红着脸拿着酒去隔壁串门。隔壁家还没吃完的，听见人敲门赶紧开，各自拍肩欢笑，说起又一年不见的想念。各家门前挂了灯，怕喝醉了的汉子们摔着。女人们在房间里收拾了桌子，便开始打牌。孩子们这时有些已累了，蹲在妈妈膝上看打牌的也有，在沙发上睡着的也有。有些不甘寂寞，从后门跑去河旁。就听见远远的一片鹅叫声。
男人们半醉回来，一个摔在沙发上，边聊边接着喝。他们微笑着，聊一下很沉的话题：老了，胃不好了，工作上被刁难了，孩子不太听话……他们就这样微笑着谈论生活里的琐碎，讨论生活本身。偶尔夹杂着一些过去的回忆，仿佛是，只要就着酒，聊到回忆，一切苦难都还能过去了似的。
直到近了午夜，主人家把消夜摆上桌来。宴席没用上的菜，简单整治一下出来，淡一些的茶，用鸡汤下的粥，以及些甜点面食。小孩子们不知饥饱，看见甜点就扑了过去。男人女人们则相当矜持斯文的喝起了汤和粥，并且各自慨叹着。酒量是不行啦，这个年纪多喝点汤身体才能好。你看我这不，胖成猪了。哎呀，胖才好呢，有福嘛。吃完了这顿，大家各自散了，或是去主人家安排的房间去睡了。
我记得，以前住在乡下的那些大年初二、大年初三的寒冷冬夜。我们一家三口到了客房，正待收拾床，却有人敲门。开门时，却是我叔叔、我两位姑父，拿着酒，红着脸，对我父亲挤眉弄眼。我母亲叹口气，说去吧。我叔叔看着我，道：
“你来不来？”
我去了。我们爬上屋顶，坐在屋顶的瓦楞上。我叔叔提了一个炉子上来搁在平整处，大家围着炉子，看着满天星光，呵着白气，看见下面一片灰黄的田野，一路远去的萧疏林木。叔叔和两位姑父开了瓶酒，给我爸倒了一碗，给我倒了一点儿，叮嘱我，“别急着喝，抿一点点。”
我呵着白气，搓着手，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只记得他们四个人——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时他们又高又大——说些我听不懂的话，指点着这片他们生长的农田。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只是从未见过他们显出如此模样。
大概，那就是我父亲与叔叔伯伯们，他们自己习惯的过年方式。对他们而言，过年不是吃年夜饭、看春晚或微信红包，而是这样在屋顶喝酒。
——毕竟世上开始有春晚时，他们也已经过了二三十个新年了。
就像现在的孩子，可以用各种载体，在各个房间里边看春晚边吐槽。
如果我跟他们说，二十年前，我蹲在电视机前，默默听赵丽蓉老师唱，“我做的是，爆肚儿烧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变蛋白菱藕，海蜇拌肚儿滋味足，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烫一壶。”
——他们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吧？
就像我们也无法理解辽国皇帝吃年夜饭时扔的糯米团、慈禧老佛爷必须在过年时吃到元宝似的。
习俗是会变的。
所谓年味儿，其实是通过各色习俗，维持的一种仪式感。
而仪式与习俗，其实一直在变着呢。
所以对习惯了的人而言，习俗一变，年味自然淡了——可是，变就变吧，只要，还存着过年的心就好了。
所谓过年的心，自然是：离家久了，人长大了，经历过磨难了，才会明白：能够放下一切，在过年时开心一回，是多么不容易。所以过年，给了大家一个借口：到了每年的某个节点上，大家没事瞎起哄、一起闹个乐，彼此喧腾热闹的问候和祝福。
我一直说，想要有年味儿，只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笨小孩儿，满心期盼压岁钱、年夜饭、春节晚会和各类无意义的唧唧呱呱，没头没脑的祝福每一个人，然后相信他人也会没头没脑实心实意的祝福你。
存着这点心思，就算是，过年啦！！
大家，过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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