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上海影视行业远远不如北京，上海影视辉煌不再了？
因为我本人是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然后给我感觉北京上海落差非常大，上海文化行业整体感觉宛如上海的互联网行业。上海以前有SMG上影美影正如之前互联网时代盛大的光荣时代和有全国首富陈天桥。更别提建国前上海电影业的辉煌。而如今电影上面几乎热门电影貌似再也没有上海本土出品的了，吐槽的说勉强算本土制造的只有郭敬明的《小时代》和韩寒的《后会无期》。然后上影包养了贾樟柯夫妇… SMG这块东方卫视以前也是全国… 【首发于如戏】碰巧和题目里提到的东西都有接触，不敢妄谈大政策，仅就个人经验感觉而言。题主问的散，我也就随便乱扯了。
A. 先上经历，
我上海念的哲学，后来大学周游完世界就铁了心要做纪录片，改变世界什么的。
自学乱剪了个片子，碰运气进入了北京电影的核心圈子，做了些很有名的商业片。
后来年少轻狂，全然想着做自己的纪录片，辞职，辗转了什么法国戏剧节，美加游轮哈佛之类的，最终回了上海，在一家同行业内第一的文化公司，负责当代艺术和世界一线奢侈品牌的片子。
最后实在受不了尔虞我诈和自我阉割，就做独立纪录片人了，偶尔干些广告。
B。 北京兴盛之氛围与成本
就是在这么兜兜转转中，有了些想法。
首先一个核心点，为什么做互联网创业都想要去硅谷，小型科技工业创业都要去浙江江苏，为什么开挖掘机要去蓝翔，学英语要去新东方。
人生在世，做事，讲求的无非都是一个“氛围”二字。
说是世界那么扁平了，你在哪儿做不一样？
其实不然，哪怕互联网，那么低门槛的行业，也不代表它就是个可以允许或鼓励闭门造车的产业。国外早早有创客的理念，国内这十年也喷勃出无数天使、孵化器、创业园区。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天才大神，像以前那种拍脑门就能有个新发现的科技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能精通细分一个领域已经难的要死，更需求的是交叉、是跨界重组。简言之，要抱团。
光是跟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讨论，不过只能被称为扯逼。只有和志同道合并且有真知灼见、甚至相关经验的人一起做事，随时随地迸发灵感，才有可成之机。我想如戏这些大佬经常的粉聚包括开办如戏本身也是基于类似的考量吧。
何况是电影工业这样牵涉有大量实体，以及人脉的东西呢？
我可以居住在上海、大理享受生活、远离雾霾，但我真要做什么事的时候，那么多演员经纪公司在北京，院线总部在北京，制作团队在北京。能扯淡的老板投资人官员也在北京。
大佬们、制骗人们飞来飞去当然无所谓，但是还有那么多实打实的电影民工，成套的后期设备，大规模的工业链条，便宜的人工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作为初出茅庐的嫩头青，不往那儿扎堆，从哪儿寻找机会。
举个简单的例子，设备方面，像 red，arri alexa 这样的摄影器材，租赁的话，上海北京行价差不了太多，但加上各种配件小东西，甚至是车辆运输，至少也要差个20%多吧。若是长期拍摄，依然为不容小觑的一笔成本。
更可怕的是，普遍上海的人工费用比北京高30-50%，我的感觉：一来是因为上海长期浸淫在广告制作的圈子里，和台湾、新加坡、法国等地的导演摄影师可谓相濡以沫，自然而然，看着人家的开价，看着大公司大手一挥不差钱，自己的报价当然也都上去了。二来，北京竞争太过激烈，设备公司、闲杂人等鳞次栉比，那势必会引发一些降价比拼。影视圈里，做灯光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河南“灯光村”的人，大多也聚集在北京，你要想在北京坐地起价，还真不现实。
一个上海的灯光助理有时候都能拿到600-1000一天，是北京的2倍（报给客户的估计都是3000一天）。
所以我之前和某大导在上海做一个一个多月的纪录片，他的制片宁愿多出点交通费用，请北京的人和设备，算下来也远比在上海请人便宜。
广告周期短，客户不差钱，要有国际范儿（上海的这种门面工夫，什么说点英语，打扮得体，一向比北京强），也就算了。你说正常的做影视的投资商、制片方，会选择使用谁，投资谁，那作为被投资者，又会选择何处安生？
当然这最后一点，我觉得正在慢慢改变，最直观的感受是，近来好几次谈事情，发现国际大公司效益变差，而社会整体环境对视频制作的理解力增强，包括以前那些不差钱的小公司，都变精明，杭州、南京等地的小工作室或者毕业生也陆续来到上海，上海的整体成本也正在下降。基本符合一个制造上海影视圈的战略导向。
C。 复兴与人
你要找宅男圣地，你不去秋叶原，却跑去银座；
你要做牛郎，不去银座不去歌舞伎町，却跑去鹿儿岛？
不是说银座不能做成二次元场所，而是因为这些地方长期的分野定位已经既定形成。要做改变不是不可以，但是必然有个强大的外因，包括政策，以及经济来推动重建。
就像民国时期你要做电影没人会去北京，一样的道理。
而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
一来，要看你作为个人，是否等的起，
二来，要碰运气，看看那些政绩，是否对当局者那么重要。多大程度上在办这件事。
第三，就是这一方水土培育出来的人是否能担此重任，或以之为己任。
说说水土与人。
我几乎没见到几个上海的朋友喜欢北京的，主要也就是那几个因素。
我倒也很难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北京。后来想想，去过这么多国家和城市，我最喜欢的还是纽约，正是因为，它集合了北京和上海的感觉，有华丽高大上的契约精神式的妆容，也有地下的错综复杂从地里长出来的果实。
北京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正是后者，因为聚集了大批追梦者，哪怕大量的“梦”本身里自带着成名富贵的种子，也要比上海香港这些地方的直接追“物”来的有趣些，北京未必有上海香港纯粹，但是“梦”这种东西的好处是，至少可以在不断碎裂的过程中聚集起一帮扯淡的逼儿。
那里是真的仿佛人可以吃泡面生长的土地，不笑贫，不笑娼。
就拿我第一个老板来说，人家现在是中国第一金剪刀，然后今年马上要推出导演处女作了，有冯小刚陈国富为他站台。在我认识他的三年前，他自称还是有时候泡面榨菜都吃不上的民工少年（虽然我完全不信，吃泡菜哪可以长成他那种红烧肉一样的身材。）
我记得印象中最深刻的话，就是他说，这个圈子里，80%都是烂人，但只要有20%理想主义者，认真做事的人，就有希望。当时的工作室里就有好多好玩儿，富有理想，极有天赋并钻精一项的人。我是个工作狂，不爱回家，在公司抱着沾满狗毛的被子睡沙发，是我最喜欢的时光，不在乎拿多少钱，
后遗症就是，以至于现在上海每每有人问起“麻烦你，该给你打多少钱”的时候，我都会头皮发麻，不知所措。
在上海、香港、巴黎，没钱？ 逗呢吧。所以想想，可能北京还真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谈起梦想，别人还不会觉得你是纯 sb 的地方吧。
两相对比，两个地方的人的质感真的是不同的。
上面说的，是我觉得北京这块土地能养出，或者说，能聚集起大批“理想”的缘故，肉麻点就是年轻人的创作的梦想吧，据我所知，大量网络 KOL、段子手、新晋编剧、年轻导演、戏剧人都在北京抱着团。
但下面要说的，却同样是另一个业内大佬们常跟我吐槽的事，另一个共识。
概括之：
北京喝酒聊天扯逼天花乱坠，第二天啥都没有。
上海喝茶合同冷漠一板一眼，第二天便有执行。
早期或者说直到现在，打江山的时期，当然是北京那套行得通。你看现在的大佬制片人，哪个不是当年的制骗人，各种大忽悠，传奇故事空手套白狼第一桶金的一堆堆。有点像是早年的温州、台州这些江浙企业，穷则思变，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敢尝试，温州抱团，台州个人奋斗，终究打下一片天。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以及到将来，守江山可能就不再是这样的情形了，多少大佬自己都深深怨恨着，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前天晚上喝的烂醉如泥，把一个东西聊到似乎铁定赚他几个亿的地步，第二天早上一打电话，对方没醒，中午再打，昨天都不知道聊了点啥，这有难处，那有不好办的地方，就这么搁置下来了，然后变个水漂，晚上接个电话，又有个局。
上海讲究实际利益，风险控制，举个不恰当的比方，美国10年可能都决定不了要不要造个机场，中国只要把章搞定，这个政绩我想要，分分钟给你造出来。但后续问题有的多了。
有点这个感觉。
正是西方贯彻下来的契约精神，风险把控，求稳妥，有点像香港金融的那套体系（当然上海比香港要好些，更自由随性一点），让上海错过不少机会的同时，也能把认准的东西完成，执行力还是很强的。
这就和上海习惯擅长商业、拍广告一个道理，我不能像电影电视剧组那样有多一分的琢磨，我的每个镜头都有客户看着盯着，我要在这么两天里完成拍摄，没有加班，不能熬夜，不能违约，不要喝酒，就是这么简单。
我偶遇过几个北京的导演，都搬到上海来生活了，普遍的说法是，1.这里生活更便利舒服。 2，在这里谈项目更精准明确。 3. 现在这交通，在哪里都一样。4. 这里可以少喝点酒。
有点像是之前拍摄的几个大艺术家，人家在北京居住，宋庄带学生、画画，但就是会在大理生活创作，一群世界有名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喝白酒，遥想早年在画家村被警察驱赶的日子，甚是惬意。
就这么个扁平并且信息化的世界，还是老话，真没什么不可以的。原话：“北京这种地方吵死了，官名利禄味道太重，整天还有记者杂志来打扰，根本没法创作。”
上海也有不少电影公司，你看大荧幕上的，华谊、乐视什么的名字后面，还是会跟着好几家不同的出品公司的，有不少是上海打头的，不过都不显山不露水，让你以为啥都没有。这也是上海做事的一种习性：怕“枪打出头鸟”。
制作、宣传什么的，肯定还是会拉到北京去，毕竟一个成熟的体系，上海最讲究风险控制了；
但是拉投资，策划，满世界飞着找导演，买剧本，可是上海的电影公司们一直在做的事。他们也非常喜欢合拍这件事，尤其是和韩国、日本的知名导演，什么岩井俊二长期在上海近郊生活的事情，也都是可以从上海公司的小道消息里听到的。
这些个执行力和大规划，我偶有听些内部消息，好像是要打造些什么，以前上海是投资复兴动漫产业，然后迪斯尼，然后往电影再走走。
另外，有美国朋友帮着组建世界最顶级的电影学院，纽约大学 Tisch 和 南加大USC 电影学院都已经准备把魔爪伸向上海了，还不只是那种什么圈钱的暑期课程，而是实打实的建造类似新加坡的那种上海分校。
加上北京正在打造的影视卫星城，要把北电、电影制作圈子都移到通县去，想想还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类似 LA 好莱坞和 NY 独立电影那种分庭抗礼的局面在中国上演。
D. 上海脉络
聊完人，我们聊个脉络，这恐怕是个悲伤的话题。
民国时期，上海的娱乐产业在世界前三，东方巴黎，仅次于好莱坞。不要说北京，就是香港、台湾、日本，也被甩个十万八千里。什么百乐门、跑马场不说，光是百代流传下来的那么五千多首音乐，就已经冠绝群雄了吧。
现在来上海，可以去徐家汇公园里的百代旧址-小红楼看看，虽然当年盛极一时的厂房都已经拆光，小红楼现在也已被改作超高级西餐厅，但楼上那种小氛围，依然存在着。
我那时拍政府宣传片，宣传机构都视此为一大挽尊之地。
至于电影，那时上海的电影公司数量可能是世界第一吧。黄金年代时期，上海就有差不多150多家电影公司。啥明星，天一，联华，整个远东地区最大的三家，全部在上海。你就是算上如今中国井喷式的发展，有没有那么多大电影公司都不好说。阮玲玉，胡蝶，黎莉莉，太多名字了。
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上海原来的这些资产阶级产物都逃去了香港，在那里发扬光大至今。
然后全国各地各种电影制片厂星火燎原，上影厂也当仁不让很是强盛。
其实你要说从解放之后就衰败不行了，我觉得还是有些冤枉，虽然普罗大众的确知道的也就是“谢晋”这一个名字。
具体影片内容，飞鸟冰河兄已经讲了挺多了。
“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戏剧片领域，N多精彩的越剧电影，黄梅戏电影，都是上影的佳作，我至今还记得《莫愁》、《胭脂》、《小翠》、《五女拜寿》等一系列看过的上影佳作。剧情片也有《大桥下面》、《股疯》等不少精彩作品，上海电视剧方面也有《蓝屋》、《蛙女》、《围城》……说颓废真是太委屈上海影视行业了，在90年代以前，上海影视行业可以说是与北京各领风骚的，岭南派的影视则是90年代后崛起了一阵，凭借开放的早，意识领先，辉煌了几年。但中国影视行业，北京和上海基本是两大扛把子了。你的感受，不过是90年代后影视界转型，选择的路径不一造成的。北京依托人才和政策的优势，先走了一步，领先至今，上海相对显得就黯淡了”
我再补充一个让上海影人们耿耿于怀的事情。
那时候上影连续拍摄了《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风月》等片子，众所周知的原因，片子拿到国际大奖了，上头震怒了，上影厂也就地震了。换血，原来懂电影制作，电影出身，支持拍摄的领导全部换掉，换成管宣传的领导，然后所有片子加强审核。上海本来就是个谨小慎微的地方，你想想1989年最风风火火的时候，上海依然能宏观地保持大局稳定，就可见一斑。
这么一弄，上海的电影老人们都笑着说，上影厂不做电影了，改做房地产了。
现在想想，当年的上译、上美、上海科教片都是怎么样神一样的存在，现在都几乎因为各种整风而风雨飘摇，散作离人泪，真是让人不禁唏嘘，这种时代的选择和无奈。
自我审核其实一直就是上海的大问题，事实上，这种自我阉割要比北京更严重，至少我觉着那里做事，还是有一种顽主性质，啥都敢说，也都能扯，大不了我拍了，你们给我剪没了，谁知道会不会有漏网之鱼，再说，整个气质就摆在那儿，你能闻到扑鼻而来的嘲讽和调侃。
上海则不然，至少就我接触的一些情况来看，对方剪刀手还没来，你就被自己人要求把自己剪成个没趣的老太婆。结果就有了一堆不痛不痒的作品。
比如我做一个纪录片，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有个圆明园时期，就是一群艺术家被赶去圆明园，后来又被警察驱赶，各自分散，去了宋庄，去了国外，这个圈子里出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大家。
制作的公司想去国外得奖，却压根不想在片中提任何有关早期中国艺术家和中国的关系的话题，哪怕只是回过头来的一些感悟。更关注的是，艺术家被采访的时候有没有在吸烟，有的话要删掉。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90年代以后大众真的能想起的上海的片子估计也就是那些合拍的《阮玲玉》《2046》之类的片子，和《宝莲灯》《我为歌狂》这样的动画了吧。市场经济大潮，集团化、产业化之后的上影集团，恐怕更多被人们知道的是，车墩影视基地，联合院线和皇冠假日酒店。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E.其他
至于其他题主问到的东西，我觉得在我叙述的时代背景下，也就都大同小异不难理解了。针对着说几句。
1、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感觉没有走出去的愿望，偏安一隅也过得挺滋润。不过近年来大投资综艺，因为再下去实在混的太难听了。
但有几个频道还是很强的，东方卫视（毕竟要上星给全国看的，钱多），ICS（外语频道），纪实频道，第一财经（大把的热钱和全国采购）。还有东方购物赚钱神器。楼主觉得这个只退缩到江浙沪三地，有失偏颇。但我觉得都和电影没太大关系，所以姑且不提。
话说其实综艺节目方面也可以看到上海的一种传统，就是学习能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只买有保障的），从最早期请台湾、日本综艺的人，到现在各种投资买韩国（《花样姐姐》），欧洲版权（《Top Gear》）。
灿星文化也是原来的上海电视台音乐频道的老大带着所有小弟出去追求理想，搞起来的，《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中国达人秀》什么的。
那剩下还有什么抄袭成性的《爱情公寓》，
都可以算作上海精明和闯劲的当代结合。
2、《小时代》《后会无期》某种程度上姑且算是，但我知道后会无期都是我北京的朋友剪辑后制宣传的，基本应该也和上海制作没什么关系。
3、艺术类电影教学，上海还是偏戏剧和电视走向，比如上戏、上海大学、谢晋影视学院之类的；要么就是广告体系、视觉传达的，比如复旦那些，正儿八经电影教育的，好像确实没有突出明显的。反倒是杭州、南京那儿会有不少做艺术型的，大概是有美院的缘故吧。不过每年你要这么多影视类毕业生干嘛，我也真是理解不能。好多北电的跑来上海，然后成为了圈内的年轻广告导演，就是酱紫。
不过我上文提到了，美国顶级电影学院都在进军上海，加上什么东方梦工厂，迪斯尼之类的环境，还有补充一个，当代艺术及拍卖行之前撤离北京，但好像也有说法是，正从香港转移或者繁衍到上海。戏剧圈在上海这几年有爆发的样子，广告更不要提了，酒吧里可以遇见各种外国广告狗，加上你也提到的政策扶植、租金减免，投资额度要求降低，总体来说，似乎是呈现一个厚积的状态中。
4、最后话再说回来，现在也都快成了网络电影时代了，
真分什么上海北京也没太大必要。就是两个基地，哪儿快，就去哪儿办了得了。说到底，比的还是人。
复兴不复兴，在这个扁平化的时代，也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关于尊严的话题罢了。 在中央集权的大国，首都可以不是经济中心，但必然是文化中心。北京电影（相对）崛起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上海电影为何衰落。
先说上海电影和文化的全面衰落：
仅对比京沪两地，1983年，反应老北京风情的《城南旧事》要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还一举夺得当年的金鸡奖。2012年，上海本土票房过千万的国产电影中，北京制作占8部，上海制作仅2部，上海在主场被全面压制。考虑到上海电影的历史地位，这是比北京国安9:1狂灌上海申花更严重的败仗。到了2014年，虽然国产电影已经走出了被引进大片压制的低谷，开始动辄获取上亿的票房，但其中依然没有上海电影的位置。其实只要到电影厂门外看一下就知道，北影厂、横店门外候选的群众演员上百上千，上海车墩镇影视城外稀稀朗朗。现在上海电影业的主营业务与其说是拍电影，不如说是建博物馆，怀念上海电影旧日的辉煌。
除了电影，其他文化产业也一样。上海出版业曾经相当于其他省区之和，建国几十年后也占有中国三成左右的比例。到了今天，全国实体书码洋在电子出版冲击下保持在500亿左右，但上海只占40亿。2014年中国出版协会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一次销售额34.5亿元，其中沪版图书仅1.8亿元。上海在出版业已经快变成一个普通省区的水平了。
我相对熟悉的媒体行业更是如此。忽略已经必死无疑的纸媒行业，上海几家有活力的网络媒体的办公室还停留在篮球场大小、装下几十上百员工的水平；北京已经有十余家网络媒体要使用足球场级别的办公室，而且一般不止一处集中办公区。很多看了几年观察者网的读者都默认它是一个北京网站，听说编辑部在上海的时候会表示惊奇。
————引自我前几天谈上海文化的文章：3015年 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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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衰落的原因，前有人谈了技术，我谈谈文化和阶级。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上海电影业的事情，而是整个海派文化相对衰落的缩影。我前几天写的文章里指出，海派文化的衰落固然有全中国均衡发展的原因，但和房价、“建设中产社会”的文化思路也有密切关系。社会越“精致”，文化就越衰朽：
3015年 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么？
上海文化的衰落，这其中当然有硬件因素：
这说明什么？说明“海派文化”本身的脆弱性？说明“上海文化”先天不足，注定夭折？显然不是。文化繁盛与否，从长时段来看和文化自身的特性，甚至和文化界关系不大。80-90年代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曾经达到极盛，每个数百人的小村都有好几张台球案子，旁边挤满了青年。等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经济翻了几番，吸纳了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骤然衰落。这显然和台球运动自身没有关系。上海文化的相对衰落，也必须在文化之外找原因。
物质基础从来是第一位的文化因素。我们说上海曾经是中国文化中心，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因为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海城意味着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半或者更多。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会第一时间进入上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几乎只能在上海和上海周边萌发。当传统社会的没落成为中国普遍共识的时候，上海引领中国文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共产党占领上海这个工业中心，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国家都变成类似的工业化、现代化地区，而不是为了继续让上海工业社会维持唯我独尊的位置。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0.54亿，1978年1.73亿，增长率超过220%。1949年上海市区550万人口，到了1978年，计入郊县不过1100万人，增长率100%，只考虑市区人口还不到80%。2015年的今天，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8亿，上海虽然还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但人口只有两三千万。即便不考虑内地小城市从纯粹的农业集镇向现代城市的转化的质变，仅从现代工业人口的数字看，上海占中国工业社会的总比例也在急剧下降。生产文化产品的比例自然也会大大降低。（北京的集中是因为大国的文化必然向首都集中）
从传播能力来说，1949年，全国铅印书刊50万令纸（印刷单位，相当于500张标准纸），其中20万令纸的铅印能力在上海。而上海另有66万令纸的胶印能力，还是中国唯一生产铸字机的城市。即全国的文化产品要想传播，都必须依赖上海。到了1980年，上海铅字印刷能力提高到154.7万令，胶印能力357.1万令，但相对的印刷比例却下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沪版图书不再是决定性的现代文明来源了。类似地，上海的知识分子数量、新闻媒体规模虽然也一直在增长，但最终抵不过整个内地十亿人口的全面工业化，逐渐地从主流变成支流。
当然，文化“硬件”转化为软件需要时间，至少需要等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上千个县城在70年代修起了剧场，但自主的戏剧、歌舞创作、表演人才还待磨练，剧团只能翻版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样板戏和音乐作品。全国建起了几万个图书馆，但阅览室里还是要靠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画报和科普书籍来填充。所以，从1949年到80年代初，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上海依然是现代文明的领跑者，是文化革命的中心，足以和北京这个因行政地位而兴起的全国文化中心分庭抗礼。即便在最偏僻的县城，上海的服装、杂志和大白兔奶糖也还是“时髦”的代名词。
80年代中期以后，完全由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阶层步入中年，积攒了足够的阅历，开始充当各个地区的文化骨干。内地的县市级单位开始获得正规文化艺术教育培养的大学生，大多数省区已经拥有足够的受教育阶层，能够支撑销量以十万计的省级严肃文学杂志。电视、录音机等新技术的普及则给内地省级城市提供了“弯道超车”，追赶上海文化硬件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亲西方思潮一度主导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新型传媒技术的帮助下，各个地区可以跳过上海等发达城市，直接临摹欧、美、日、港、台等在物质上更发达的工业社会。就连上海本地受教育阶层也出现了去日本的“扒分”风潮，每年有数万上海青年以“自费留学”的名义飞向日本，充当廉价劳动力。80-90年代最推崇西方价值观和文明细节的全国性杂志《读者文摘》出现在兰州这个西北城市，足以证明上海可以从西方文化“二传手”的职位上下岗了。
在这个大趋势中，尽管上海电影译制厂佳作迭出，也只能算是上海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最后的辉煌。在全面西化的思潮下，香港、新加坡等华语城市显然更“国际化”。而且由于缺乏文化深度，港台新加坡等地更敢于赤裸裸“山寨”美日文化产品，成了“透明”、更刺激的中国对外“窗口”，完全压倒了还企图进行中外文化融合的上海。所以，经常抄袭上海红色音乐的港片取代上海电影，成了录像厅里年轻人的新宠，和我年龄相仿的70后、80后大多能说上几句奇奇怪怪的粤语。《上海滩》这部为上亿中国人确立老上海形象的电视剧居然是一部港片，在80年代的文化气氛下一点也不奇怪。
与其同时，作为国有工业的要塞，作为一个财政上解中央数额一度超出广东省十倍的城市。上海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硬件建设也明显放缓。1998年，面对闸北区大片灰黑色的旧城区，第一次走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的我大吃一惊，觉得比内地那些萧条的县城还要差些——起码县城人口密度低，不会显得如此肮脏压抑。2000年火车站北面落成了虹口足球场和三号高架轨交线，在周围无数二三层砖木旧建筑的衬托下，这两个白光闪闪的工程如同外星建筑一般。2000年元旦前夕我去上海外滩，儿童在离外滩几百米的老巷子里踢球，背后就是全家十几平米的住宅和公共厕所。同年夏天我在上海郊区实习，挑着剃头担子的浦东老汉用长刀给我刮光头，连同敲背收费2元。
当然同期的中国大城市都有大片缺乏基础设施的旧城区和许多低收入人口，不独上海如此，只是在我这个自幼憧憬“大上海”的年轻人眼中，这样的见闻未免太“现实”了一些，完全配不起那个引领中国文化、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社会做榜样的大上海形象。甚至比我家那个褪色人造革皮包上的“上海”二字更黯淡。
客观地说，即便在经济-文化的双重“低谷”中。上海依然维持着远远高于内地城市的经济-文化水平。90年代后期的大下岗时代，上海虽然也出现了众多下岗阶层，但至少能为每个下岗工人提供每月四五百元的生活保障——内地县城的多数年轻人通过全职工作还赚不到这个报酬。就在绝大多数内地书店还未实现开架售书的时候，上海福州路上已经有了起码六七家“图书超市”。我第一次看到读者带笔记本进书店奋笔疾书的场面，就是在我每周末必去的上海书城。甲A联赛的最后阶段，上海率先达成了一城双顶级球队（申花、中远）的成就。这都是内地省城乃至西安、沈阳等区域中心必须仰视的城市成就。
如果说上海这个阶段出现了“衰落”，那也是相对之前引领全国经济文化的“超一线城市”地位而言——上海在进步，但相对落后的中国内地进步更快，以至于平均水平踩到了上海的脚后跟。我能理解一部分上海人因此而生的怀旧情绪，能理解王安忆那部阴郁的《长恨歌》被推出来代表90年代的上海文化。但无论如何，这是工业化从点到面、抹平经济-文化落差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化中绕不过的阶段。中国人应该对此感到欣慰。
但衰落不能仅仅解释为硬件问题：
在长三角的这一轮工业爆发中，上海虽然依然是最大的工业（增加值）城市，但已经不复当年“比你们加起来都强”的垄断地位。实际上，紧靠上海的苏州工业增加值已经即将超过上海。但工业社会不能只有工厂和居民区，还需要发达的商业区、可靠的金融中心、水陆空联运的国际交通枢纽、高端的研发、培训机构。这些设施由市县级的地方政府来配套，未免有点勉为其难。于是，在工业区遍布长三角的同时，上海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这个世界最大工业区的核心。或者说，在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的支持下，整个长三角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古未有的超级城市，除了南京、杭州之外，其他原来的“市”只是为工业区配套的副中心，上海则是整个长三角的“真”市中心。
这个转变直接影响了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风貌。1999年的时候，从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俯瞰上海，浦江两岸除了外滩一段，都是塔吊林立，码头连绵不断，沿着黄浦江伸向天际线。码头和塔吊后面是无数的工厂。21世纪的最初几年，我在杨浦区市政单位实习，工作时经常会听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那是上钢集团的各个钢铁厂在拆除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大烟囱，把工厂改为商业区。现在再到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上往下看，稀稀拉拉几处颜色鲜艳的塔吊都是工业遗址公园的景点。要想再看到大片的重工业厂区，没有一幅好望远镜是做不到了。
与之对应，2007年之前我一直在苏州修路，眼看着这个江南小城从鱼米之乡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但是，就在苏州GDP和财政收入已经和中西部的省级单位相当的同时，苏州并没有出现省会级的商业区，甚至不比内地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强多少。走遍整个市区，也就是石路和观前街两处从清朝留下来的购物街，步行20分钟就能穿越整个苏州的繁华商圈。市区两侧还有人均GDP数万美元的工业园区和高新开发区，成片商业区也只存在于几个十字路口。这些“缺失”的商业和高端服务业去哪了？显然是近在咫尺的上海。
长三角的全面工业化造就了上海的新一轮繁荣。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事实。上海并未因此复兴自己的文化地位，在影视、出版、音乐等方面无法创作出全国风行的文化产品，全面被北京压制，甚至无法对普通的东部省会城市构成明显优势。这说明，上海的文化“衰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当年的上海为何成为全国文化旗手？除了工商业发达之外，同等重要的原因是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走出自己的阶层与生活空间，和来自整个中国的平民生活、平民文化结合，所以能创造出兼顾艺术性和大众传播的伟大作品。今天的上海，把工业区抛到了远郊和整个长三角，用数万元一平米的房价区分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空间，用学区房的溢价从小学就开始划分社会集团，自然不复当年的创造力，无法和行政中心北京再比文化。
关键问题还在于——什么是文艺，“文艺范”何来
和当年的上海相比。21世纪的上海的确更繁华、更现代化了，陈行公路这样的社区不是被推到了城市边缘，就是被标准化的城区“赶到”其他城市。房价越来越高，房租在蔬果零售价、餐饮成本中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新的迁入者必须按照自己的经济水平选择居住区。本地居民也越来越有动力卖掉高价的房子，搬到更适合自己居住的郊区地段。再加上私家车、打车软件、校车和大学自主招生的共同作用，21世纪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空间正在快速地相互分离。如果今后几年房产税在大城市推行，穷人将更快地搬出税负水平较高的地段，富裕阶层则会向市政开支充足的城区转移。在这个可预见的未来中，上海的阶层分离运动还将持续。
对文艺创作来说，更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改成了对“成功人士”的崇拜，以及对“和谐社会”的赞美。市委书记公开宣称：【新上海人，他们是一种能够闯荡世界的人，是世界人，中华人。上海就要有容纳世界最优秀人才的海量】。这体现在社会政策上，就是完全量化的上海落户标准：本科90分、硕士100分、博士110分，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平均工资的算25分……超过平均工资两倍的积100分！
在宣传上，官方鼓励不同阶层各安其位。宣传部门年年评选一批“身边好人”，鼓励底层人口在拿低工资的同时能主动维护社会秩序。2012年《武训传》公开发行，上海东方网发表社论《为更多的"武训"立传》，称今人应该“接续上海文化史的光彩一页”。
与其同时，统战部门安排一批律师、金融精英进政府挂职锻炼，在区级司法局等地担任行政副职，以代表 “400万上海新阶层人士”（上海统战部党外干部处长李霞语）。中央统战部首批建设三处“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第一个就落在了上海。
这些举动表明，今天的上海管理者企图构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轴心的稳定主流社会结构。在整个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的工业发展支撑下，此计划在经济上或许有可行性；但对于文化发展来说，这绝不是好消息，甚至可以算得上自我阉割。
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近代，文艺名作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集团在工业化大潮中的对抗，以及普通人如何在激荡的时代里寻找梦想，如何努力打破社会对自己的限制。所谓 “赋到沧桑句便工”，不仅《红与黑》、《平凡的世界》等严肃的名著符合这个规律；就连貌似描写古代的金庸小说，也必须造出“门派”、“江湖”这两个概念，以唤起现代人对校园文化和职场斗争的共鸣。过去100年上海引领中国文化，过去20年，上海还能拍出激起全国观众共鸣的《孽债》、《蜗居》，正是上海文艺人勇于面对历史、挖掘现实、尊重文艺规律的结果。不过，那都是过去的成就了。现在的上海打算忘掉《小刀会》、《白毛女》和《阿Q正传》，和过去100年的阶层交替、社会革命挥手告别，重新在核心区打造一套精致的中产阶级文化，结果会如何呢？
我估计，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这套玩意连感动上海中产阶级自己都很难，就更别指望感动全国人民，重塑海派文化的辉煌了。相比之下，我更看好在陈行公路两侧长大的孩子，看好他们在几十年后写下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
答案最后提到了一个地名：陈行公路。为什么是陈行公路？陈行公路在哪？还是请读我的原文：
3015年 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么？
全文太长，这里仅再引用一段
一千年后，谁代表这个时代？
曾经和朋友谈起一个话题：1000年后的普通人回望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会记得什么文化事件？一开始，我颇为乐观，列举了许多著名的电影、歌曲、小说、球队……然后我反应过来，1000年意味着30多代人的传承，已经不能用最近几十年才形成的传播学来衡量了。1000年前的中国文化成就，我们时代的普通人还记得多少？
从现在向前数1000年是北宋年间。翻开人教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宋朝平民娱乐只在《宋代社会风貌》一节有寥寥几句介绍【东京城内就有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叫做“瓦子”。 瓦子中圈出许多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 。许多穷苦艺人在这里卖艺谋生，有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表演踢球的，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至于勾栏瓦子之间流行哪些曲目，讲过多少火爆评书，教科书一字未提。
后面还有一节《灿烂的宋元文化》，介绍了宋代上层社会的文明成就，只说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作为宋代词人代表。连皇帝赵佶都没有资格留下一幅瘦金体书画。其中有资格把作品内容留在历史教科书的，苏轼一人而已，而且仅有《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上半阙。在同一本教科书里，唐代诗人唯李白杜甫白居易得以留名。
如此看来，“青史留名”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类的大脑没有根本性变革，人的寿命也没有明显变化（这两者的确有很大可能在几十年内发生显著转变），10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大多数事物都将在平民记忆中消失。99%的名著、奥斯卡奖电影、诺贝文学奖小说都将成为生僻的词语。只有最最知名，可以跨越时代背景、超越古今文字差别去感动大多数人的文化产品才能从历史学者的工具书中走出来，在新时代的平民文化中占一席之地。
依照这个标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制造的千年文化遗产并不太多，具体到上海这个城市就更少。周璇的歌声尽管婉转动听，但既然今天我们在李师师之外很难数出第二个宋朝歌妓，那她显然不配走进千年之后的历史书。海派画家的花鸟的确生动，但比起《溪山行旅图》的地位恐怕差距不小，江寒汀尽管把作品挂进了人民大会堂，但恐怕还不能和如今已没什么名气的范宽相比吧……
从形式来说，能让千年之后的普通人和我一起欣赏的当代艺术，我首先想到的是器乐。因为音乐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即便将来没人使用汉语，没人读得懂它的名字，也不影响它的感染力。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有了录音机和数码音乐，可以超越乐器和个人演奏技巧的限制，和后世分享同一段旋律。算来算去，我最有把握让3015年的子孙欣赏的当代艺术应该是一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几个在校大学生的课程设计——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提供主旋律、陈刚编曲配器、俞丽拿修订并演奏的小提琴曲《梁祝》，是我从记事起就熟悉的曲调。当时买磁带不像今天下载音乐那样容易，一盘磁带要能翻来覆去的听才能对得起它的价值，包括梁祝在内的一盘小提琴曲就是我家少数百听不厌、物超所值的磁带之一。
不过，在中学毕业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部历史久远的音乐作品，至少也是古曲改编，完全没想到《梁祝》的年龄只比我这个八零后大20多岁，更没想到磁带上的三个名字居然到2015年都健在，都在工作。完全可以说梁祝是一部和新中国、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品。再长大一些，对历史又了进一步了解，我意识到：一个普通矿工子弟有幸和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处于同一时代，并不是简单的巧合。或者说，上海红色年代特定的时空环境为《梁祝》的出现提供了必然性。
《梁祝》是一部少见的多人合作曲目。其中提供旋律的何占豪是典型的音乐“土著”。何占豪之父是一个底层绍兴土戏演员，完全不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所以何占豪的音乐启蒙又“土”又业余，跟着奶奶“蹭”戏听，从哥哥姐姐那里听“洋学堂”的歌曲。17岁那年杭州解放，他考入浙江文工团，随后转入越剧团。为了给剧团配上现代乐器，他又去上海寻找能教小提琴的老师，最终在2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此时距离梁祝的诞生只有一年。可以想象，在他迈入正规音乐院校大门的时候，源于越剧曲调的梁祝主旋律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很久。
但是，如果何占豪没有在正规院校学到如何精确地分析音乐的美感，如果没有专业的作曲人才整理只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旋律，如果没有完美的和声、配器，梁祝的旋律将永远是何占豪自己课余的习作，绝不会成为跨越阶层和地域感动几亿人的名曲。实际上，在《梁祝》一举成名之前，何占豪已经自己根据越剧曲调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梁祝》，但只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一定反响。直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学长陈刚参与创作，情况才出现了转折。
陈刚的父亲陈歌辛是中印混血的西洋音乐名家，自幼在上海受西式教育，师从欧洲音乐家，此后一直从事作曲和音乐教育工作，无论在民国的音乐学校还是在日伪文化机关，他都是主力创作人员。周璇等上海歌女赖以成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都是陈歌辛作曲。他自幼对陈刚进行严格的音乐教育，也为他聘请了欧洲名师，对儿子的期望就是复制自己的人生道路。陈歌辛同时也非常善于判断时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夜，他重新开始写作抗日歌曲。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立刻把14岁的陈刚送去参加解放军“洗清出身”。毫不意外，新中国刚刚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高等音乐教育体系，陈刚就在20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比自己大两岁的何占豪的学长。
本来陈刚并不看好何占豪组织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认为这个小组的口气太大，实力不足，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担心与何占豪合作影响自己的毕业设计。但接触到梁祝旋律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座源于民间艺术的“超级富矿”，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另一名以演奏闻名的参与者俞丽拿，也是音乐世家出身，自幼学西洋乐器，虽然未曾在作者名单上署名，也为梁祝的编曲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1959年5月4日，从确定主题开始不到半年，梁祝的创作即告结束。
5月27日，俞丽拿为首的演奏团队公开演奏这部民族交响乐，一举征服所有观众，不得不全曲返场，当日就成为重大新闻。1960年，中国在莫斯科举行国庆11周年音乐会，也是我国首次海外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梁祝》是重头曲目。诞生仅一年，《梁祝》就确立了中国文化代表作的地位。时至今日，《梁祝》已经全方位覆盖了中国社会，上至国家级音乐会、下到小学生音乐课，乃至音乐贺卡和街头宣传车的背景伴奏，《梁祝》的旋律几乎无所不在，覆盖了所有阶层和地区。所以我相信1000年后的中国文化后继者依然会熟悉它的声音。
俞丽拿（左）、陈钢（中）、何占豪（右）合影
《梁祝》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交织、高雅艺术和民间戏曲共生、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当时红色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社会在上海、唯一有深厚现代音乐传统的城市也是上海，所以，尽管中国内地广阔，以上因素最佳的结合地点却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回顾它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传统戏曲锤炼多年的旋律、现代音乐的表现方式、来自底层的艺人和现代城市的音乐世家，四个创作条件都是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5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四个条件紧密结合——无论当事人主动还是被动地投身于这种结合。
除了梁祝外，50年代被当代音乐人整理出来的民间名曲，最知名的是《二泉映月》，同样是杨荫浏、曹安和两个曾长居上海、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音乐人从底层社会发掘的曲目。若非新社会积极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向民间挖掘音乐素材，这段伟大的旋律也会像无数民间佳作一样，在道观妓院之间辗转几次就此泯灭。而《二泉映月》从单纯地民族器乐转为现代音乐，最早的改编者和演奏者，正是 “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何占豪和丁芷诺。如此看来，梁祝这部伟大爱情作品出现在50年代的上海，以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身份亮相绝非偶然。就算没有《梁祝》，这个打碎阶级藩篱，鼓吹新文化的红色年代也会诞生其他名作。正如何占豪的自述：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3015年 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么？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中国城市化最好的地方，拥有最浓厚的城市文明。她的成就是伴随着这一百年来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而长期根植和培育与发酵的。
上海的确具有上海的特点。尽管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和全国各地完全一样的政治环境的城市。
上海如果要影视业发达，有一个前提条件：等到电影观众成熟，国民品味进入城市精致化生活之后。
上海有上海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合适这二十年中国的目前大规模，野蛮型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由于极度激进的城市化过程，造成了国民不可能培养起来精致的文化生活品味。在这个阶段，观众的品味和欣赏习惯都不合适上海。
北京之所以能成就，除了权力资源集中之外，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北京的文化生态特点是草根和民粹的，这暗合目前中国的国情。
二十年后，或许上海有希望。 审核权在哪 上海一直自比纽约，香港。
LD一门心思要搞金融中心。
成了纽约就成不了好莱坞。
金融家的气质和艺术家是不同的。 在我看来原因无非有三：
1、广电总局在北京！
2、广电总局在北京！
3、还是他妈广电总局在北京！ 都没有回到点上，上海和北京的定位肯本就不一样。上海是广告为主，重在商业。北京是影视剧为主，重在艺术。根本就是定位的问题，所谓人才外流和政策倾斜都是因为定位不同而已。就像美国只有一个好莱坞，根本没必要地域竞争 同题主，像我是在上海上大学，学的新闻学，想走影视娱乐行业。
当我的实习经验越多就越会发现，上海基本上是被SMG垄断了的，而且很多加影视的外包公司，你会发现他们的大 boss其实都是SMG跳出来自己单干的人，你接触到的越多，越会感觉到天下SMG一家人。
然而就像今年的春季招聘大季，北京将近30家传播公司都在招人，对于我一直向往进去的公司基本都在北京，每每看到这些招聘信息的时候都无比痛心自己不在北京上学。。。
不过题主不需要纠结，楼上有答者说的很对，北京上海的定位不一样，北京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而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不能苛求上海要和北京的影视公司一样多。
唯一的办法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行业，真的喜欢某家公司，不管是在北上广，去就是了，如果你还是比较喜欢上海，那就留在上海尽力在上影或者SMG得到机会，做这边的顶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谢邀！
这么说吧：1950年代以前，中国的电影工业都在上海。1950年代以后，基本上开始北移。
为什么呢？因为中央政府北移了（国民党时代对电影也是进行事先审核的，只是尺度比我朝宽一些），制作资源和政策自然也就倾向于那边了。 大家喜欢清宫戏的嘛。。 关键在于两座城市的资源不同。北京拥有天然的政治优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财物，今后不仅仅是影视，像金融、互联网……等等都会向北京靠拢。上海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凡事都会先算算帐，然后就少了北京的爽气，再加上没有天然优势，优势渐渐丧失是必然。 因为上海把拍电影的钱拿来养北京了 上海文化环境不行，搞电影的都是文化人。好坏都需要一帮各行各业的文化人环绕着才舒服。上海其实比较适合学香港，变成制作流程好的基地，政府多扶持扶持。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端地，今天的上海应该着力成为中国电影的摄制中心。”上海市政协委员厉震林在上海市政协第十三届三次会议“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专题会议上说。
近年来，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影视企业注册地城市之一，也是电影出品的重镇。“发展电影工业对于激发城市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重要的推动力。”厉震林说，上海电影应尽快从出品中心转型到摄制中心，吸纳更多电影人才进驻上海，充分利用城市文化资源，完善电影工业产业链。
如何从出品中心转型成摄制中心？厉震林指出，上海还需要继续培育和优化电影摄制环境，要让上海成为摄制性价比最高的城市，“不但在上海立项，更愿意在上海拍摄、后期制作、衍生产品开发。”
厉震林建议，上海电影应加快两端扩展，扩张产业链，不断开发新环节和新增长点。他举例，相比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象山影视城，上海的车墩影视基地对电影摄制组的吸引力较弱。“上海有若干产业转移闲置地带，尤其是一些远郊的乡镇工业，老旧厂房，是有条件改造成为摄影棚的。”
此外，他还建议，在转型成为电影摄制中心的过程中，上海电影可向浙江取经、合作，共同研发兼具口碑和票房的电影产品。
出品《我不是药神》《攀登者》等优秀电影，拥有车墩影视基地的上海为何留不住摄制组？--上观 别的不说，咱就从中国电影史方面来说。
中国第一次播放电影就是在上海的“又一村”戏园子
随后比较重要的几次中国电影运动都在上海展开。
因为啥？因为丫上海最先发展，最先现代化。就算是国民政府所在的南京都没拍出啥能看的东西。
现在北京为啥牛逼了？
因为北京丫发展的比上海快啊。电影这玩意说白了就是个烧钱的玩意。哪里有钱哪里这个火就烧的旺。
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发展的比上海快多了。中央扶持把电影改革之后，就更是这样了。
你跟中央拼肯定是拼不过的。。就是这样咯。。 我就说说，不一定对哈，北京离剪刀手比较近，改片子，跑门路比较方便 1北京是首都
2在中国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 广州的朋友更加难为情。 抗战结束前就电影工业来说长春未必不如上海 不光是影视，实际上媒体和互联网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文化，也因为商业模式。
上海追求风险控制和盈利，上海的商业模式很传统，就是提供产品或服务，然后赚钱。是的，上海最看重钱。
所以在文化产业（影视、小说、媒体、互联网社区），上海非常注重眼前利益，上海的公司赚钱能力都很强，但是盈利的弊端是忽略了格局和文化。
上海的影视就是这样，拍个片子，就是为了赚钱。写手写部小说，也是为了尽快出版，为了赚钱。这个和上海的互联网一样。做个互联网产品，必须赚钱才行。而不像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很多都没有商业模式，也不知道该怎么赚钱，在不赚钱的同时，还烧钱去占领市场，这是上海公司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
影视也是如此。上海做电影，做电视剧，都是为了赚钱。
而北京，那些制片导演什么的，觉得有趣，好玩，就拍一个玩儿。玩玩而已，不必认真，票房好不好也无所谓了。万一好了呢，就是玩儿。
但是上海似乎有些玩不起了，因为上海太看重规避风险注重盈利了。所以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赚钱，当你不会玩儿的时候，就缺少了文化。
媒体和互联网也是一种文化。而商业不是。
为什么北京有那么多的互联网公司？其实很多人在北京创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是感兴趣，就去做了，结果有的就做成了，获得了投资，有钱了就可以烧钱占领市场。
上海公司注重盈利，绝不是一拍脑门出于好玩就去做了。
所以上海的公司基本上都能盈利而不倒闭，但是却不能出现很出名的公司。
影视也一样。上海拍摄广告是赚钱的，但是玩影视，真比不了北京。
这就是商业和文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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