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 中西方占星學第三次交流
明太祖朱洪武雖重視天文曆法星象記載，卻禁止民間私習，曾於洪武元年(公元1373年)詔令欽天監人員永遠不能改行，並強迫他們的子孫只能研習天文曆算，不得另謀他業，若不學習則發配南海充軍。這項詔令說明天文曆算，僅能由欽天監執行，並由他們的子孫傳承，若子孫不學習則將發配。朱洪武的這項政策一般咸信他私心太重，為恐皇權讓懂得星象之人予以破壞。就這樣，元代時期的天文曆法成就，在朱明手中湮沒。明朝仍沿用郭守敬的《授時曆》，祗不過更名為《大統曆》，但皇家欽天監因循苟且，沒有民間的刺激，日復一日逐漸一厥不振，到明孝宗時，天象預報已差距甚大，乃解除私習禁令，惟已江河日下，命徵召山林隱逸能通曆學者備選，竟無人敢應徵，《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之記載
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戌,造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曆
學者以備其選,而率無應者
由於頒曆是皇權的象徵，若欽天監官員無法準確預報天象，必給皇家難堪，一種經常出錯的曆法自然會引起人們不滿，因此到嘉靖、萬曆年間，朝野改曆的呼聲漸起。
正當中國的天文曆算處於衰退之際，歐洲興起文藝復興，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掀起天文科學的**浪潮，使得歐洲文明大躍進，連帶地宗教方面也有新的思維變化。公元1534年，西班牙貴族依納爵耀拉(Ignatius de Royole)在巴黎組織耶穌會，其宗旨在復興天主教對抗新教，於公元1540獲教皇認可，仿效軍隊編制紀律森嚴，有著等級規範。
為了擴大天主教在海外的影響，積極地派出傳教士奔赴全球各地。公元1583年(萬曆十一年)該會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率幾名教士來華內地傳教，卻激發西方天文曆算、宗教、科技與中國交流，規模遠勝於與印度、阿拉伯的交流，對中國術數方面的影響也相當深遠。
利瑪竇來華傳教蠻有謀略，一直想拉攏官紳的關係，並展現西方天文地理及新奇物品吸引有識之士。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瑪竇得識徐光啟，他乃藉科學傳教計劃培養，終讓徐光啟受洗，並與他合譯《幾何原本》並學習西方天算之學。
亦於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 認識李之藻，也在9年後讓李之藻受洗。徐光啟、李之藻是明末西教、西學傳播的兩個重要人物，兩人均認為算學應予提倡，使湮沒近2000年之斯學能發揮其實際效用，這種觀念正是利瑪竇宣揚算學效用之見地。
中國自古特重授時，後世曆法失修的主因在於天道運行雖有常度，但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有順逆，歲差有多寡，故曆法須隨時修正才可合度。但明代中末葉欽天監墨守成法，朝廷也未盡提倡之力，致使預報乖桀，讓利瑪竇找到傳教的切入點，寫信回耶穌會，請派遣懂得天文曆算的傳教士來華，如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龐迪我、陽瑪諾、鄧玉函、羅雅各、湯若望諸人，尤以湯若望供職欽天監，與羅雅各在徐光啟的領導下完成《崇禎曆書》的編纂，湯若望引進多祿某(托勒密)、歌白泥(哥白尼)和第谷等人的宇宙模型。編纂過程曾遭逢明朝仕人的諸多阻撓如刑雲路、冷守中、魏文魁，以致使得新法難以頒佈，這其中涉及民族意識和意氣之爭。
後來《崇禎曆書》遭逢國變鼎革而被擱置，卻於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改名《時憲曆》加題「依西洋新法」頒行。清皇帝賜湯若望京師地，重建教堂，封為通議大夫，並復授欽天監監正，際遇之隆更讓持舊法之仕人嫉妒，種下往後「曆獄」重大事件。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安徽歙縣人楊光先寫成《選擇議》對湯渃望指控，同時又作《闢邪論》攻擊天主教；康熙三年(公元 1664年)楊光先又上《請誅邪教狀》指控湯若望傳造妖書圖謀不軌，由於傳教士與輔政大臣鰲拜不和，控告獲准，湯若望、南懷仁等欽天監官員及在京傳教士皆被審，各省教士也被拘禁聽候處置。
中西天文學交流史上著名的曆獄事件，卻引發清聖祖康熙皇帝的天文學興趣，因曆法爭議的生死之爭，讓他產生「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的感慨。後來曆獄翻案，湯若望、南懷仁獲赦，詔南懷仁定期進宮講授天文學、數學，後來相繼詔張誠、白晉等法籍耶穌會教士入宮進講。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設算學館於暢春園蒙養齋，簡大臣精於算學者司其事，特命皇子親王及選八旗子弟研習，這項風氣使得天文曆算相當受矚目。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朝廷組織何國宗、梅穀成對《西洋新法曆書》全面改編，於八年後編成《曆象考成》四十二卷與《律呂正義》、《數理精蘊》一起合稱《律曆淵源》。後來《曆象考成》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引入多項新內容，改編成《曆象考成後編》。
從明末利瑪竇來華到乾隆時期，中國的天文曆算起了相當的質變，絕對值得大書特書，相對地也對術數有鉅大的影響，我們敘述如下︰
1. 明末奉教人士對中國傳統擇日學的態度不甚友誼，托名徐光啟所寫的《破迷》就說擇日之因，出自魔鬼之計。這種說法沿襲自15、16世紀歐洲教會批判占星學一樣，因為上帝的旨意是至高無上，豈容擇日術凌駕﹖
2. 清初湯若望入主欽天監採取較務實態度，對中國術數較寬容，避免與保守人士產生無謂的衝突，在新曆中雖保留傳統擇日術語，卻作出甚多改革。
a.二十八宿原本觜前參後改為參前觜後。
b.將傳統的一日百刻，改為一日九十六刻，一刻十五分
c.加列各省太陽出入晝夜及節氣時刻表
d.改平氣為定氣，並改置潤法
e.改日躔十二次定義
f.其他小細節
前5項都是重大變革，其中涉及西法優越感，或不認清中曆的特色所致。
3. 穆尼閣(公元1611-1656)，波蘭人，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來華，先到江南傳教其間曾在金陵(南京) 授天文曆法及西方科技知識給薛鳳祚、方中通、湯獲等中國士人，並與薛鳳祚合作翻譯《天步真原》，介紹西方天文、占星及數學的著作，並首次引進對數進入中國。對數是英國數學家納白爾(John Napier，公元1550-1617)於公元1614年公開發表的一項發明，與解析幾何、微積分號稱17世紀三大數學成就。對數的傳入是為了方便天文計算，穆尼閣和薛鳳祚編著各種天文曆算書籍都是利用對數來進行計算的，後來康熙皇帝所編《數理精蘊》就有詳細介紹。
《天步真原》人命部中卷有一實例，以金陵(今南京市)所在地緯度，詳細演算命盤或天宮圖後天12宮始點。它是典型的弧角天星算十二宮，其中的算式就以對數處理。穆尼閣採用的宮位制(House System)，即是西元15世紀～17世紀，在歐洲相當流行的努基歐蒙坦那斯宮位制(Regiomontanus House System)，該制在計算各宮始點，常藉各宮有個假想北極高(pole)來演算的。《天步真原》中的算式即是如此處理，後來道光．陶胥來《命度盤說》、同治．溫葆深《春樹齋叢說》，陳松《御覽天象淵源》、左敬元《天星選擇撮要》、周志學《太陽到山實例推算》亦復如此。穆尼閣所教的十二宮算式應是中國民間弧角天星日課算十二宮的始祖，有關詳細算法不便在此外演算討論。
薛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清代時淄川屬青州縣，明清時習以鄉籍稱呼，故又稱為薛青州。清康熙時的曆算名家梅文鼎就尊他的學問為青州之學。他先從魏文魁習天文算學，但明末曆爭，魏文魁氣度過於狹隘，薛鳳祚離去，在南京遇到穆尼閣而學習西洋曆法，協助翻譯西方天文數學著作，廣採眾家曆算之說，於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編成《曆學會通》共56卷，分正集12卷、考驗部28卷，致用部16卷，成為當時除《西洋新法曆書》之外另一部介紹西方天文曆算知識的重要著作；取會通之名，意在中西會通，故內容中西法皆備。
4. 中國上至皇室、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向來重視堪輿風水，造葬之時皆強調坐山立向，具體而微係屬地平方位的概念，儘管國人很早觀察太陽出入的方位，需用相當於地平經度的測量。另外中國古代所謂的北極出地高度(即緯度)實際上是一個地平高度的測量，但是地平座標在古代並不用在測量天體位置。實際上欲測量天體的地平方位經度或方位角，須經過球面天文學中的座標轉換，方能精確求算。明末清初西洋較進步的天文曆算輸入中土，我國才看得到球面天文學的概念。往昔中國的曆算是以代數學處理天文數據，不若西方的幾何學的圓滿，郭守敬《授時曆》推算赤道積度和赤道內外度即已知太陽的黃經求其赤經和赤緯，雖已具備球面天文學的觀念，但計算上仍是代數處理。
造葬既然重視山向，自然會聯想天體如能於用事時刻照臨山向或三方四正，會帶來吉祥，稱為「星宮得地，花滿揚鞭」，這是天星擇日的核心價值，其中又以眾星之主﹣太陽能到山到向最吉，因太 陽代表 君王、權威、尊貴、榮耀。在古代欲出人頭地，一切以科舉為重，唯有 應試登科方能尊貴榮顯，故眾星之中就以太陽為上。
明末之前有關天星選擇的重要賦文或書籍，都相當強調這個要點，如楊筠松《疑龍經》、蔣大鴻《天元五歌》的第五歌論選擇，而甘霖《天星秘竅》更特別提到《太陽到山訣》、《太陽到向訣》。但這些先賢用意固佳，以當時天文曆算尚未輸入球面天文學的弧角概念，應可推測尚無法計算真太陽到山或真太陽到向。所以長沙．張祖同輯《諏吉述正》卷19．天星篇云︰「大經元通書曰︰選擇宜宗造命之說，造命既合，天星在所必用，但選擇家徒務天星之名，不究天星之實，僅查靜盤星曜，躔在某宮，輒行取用，不知宮度遷移隨時變易。」正點出多數選
擇家不明弧角算法，故無法真正求算天星到山方或向方。
弧角天星演算太陽到山沿自何時，難以考証，但從演算過程可以瞭解它屬於球面天文學座標轉換，應相當瞭解座標系統的特性及用法才可駕輕就熟。明末清初以來唯有湯若望等人編著《西洋新法曆書》才有座標系統的專業知識，故可推估弧角天星演算太陽到山應出自清欽天監之手，後來傳授給民間，但學會的人相當隱秘，視為傳家之寶不肯輕洩。有關算例一直到光緒年間張祖同《諏吉述正》才整個公開，但坦白說，若無球面三角函數的基礎，豈易明白其內容。從事造曆館營業的術者，真懂得的也沒幾家且禁止妄傳，所以市面難見到，更賦予它神秘尊貴。翔大出版馬道存《天星選擇秘旨》例言云︰「天星布算真訣，舊書率皆秘而不宣，非口授師承，鮮有得其傳者，習者或據舊書演例而效之，而不知其疏略所致，奚止毫釐千里之謬，無惑乎吉凶之難徵矣。」凸顯這種事徵。
5. 明末清初中國也有位術數名人出現，即三元玄空大師蔣大鴻，他所作《天元五歌》第五歌論選擇，提到有關天星擇日的觀念，幾乎成為經典說法，後世就遵循這項理則來使用，如
a.《地理合璧錄要．卷八》收輯嘉慶．于楷纂《七政造命法》、《造命集要》、《造命歌》、《渾天寶鑑》
b.吳師青手抄《選擇仙訣》
c.謝一園《選擇辨正》
d.呂士清《天星選擇纂要》
e.霍敏卿《星命說証正續合篇》(下)擇日總論要造命訣
都與蔣大鴻《天元五歌》論選擇的內容相同，強調日月恩用；拱夾定格，以命定恩，以二至二分之時定用，審山向之正偏，論入宮之深淺，十干化曜及星盤格局貴賤，這種天星擇日法其實是七政四餘命理學的運用是屬於中國式的，但隨著中西方天文曆算的交流，所謂的弧角天星日課的擇日學常將中式與西式併在一起，兼及回回曆法的使用。
6. 蔣大鴻《天元五歌》也談天及天元烏兔經，遂使得它的身價也水漲船高，一些堪輿名家常加以介紹，但從其排盤安置九星，即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政及羅喉、計都之死板排列，即知它僅是假天星之名，而無天星之實，儘管它也托名楊筠松《玉函經》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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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8 00:44:09
发表于 2009-10-4 16: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