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战”到“五四”——梁启超欧战及外交思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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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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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肇建到五四爆发的近十年间，是中国内政外交最为复杂的十年，也是中国与欧美亚各国外交关系剧烈变化的十年。事实上，这后来所有的外交成果，都有赖于这十年的奠基。

这十年之间，北洋政府一直致力于各种外交的努力。从中日“二十一条”到“民四条约”到“巴黎和会”再到“太平洋国际会议”，中国政府一直在极力争取外交主权。只是，当时民国肇建，国力衰微，中国并没有太多外交上的自主权，故而导致有袁世凯时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取得了诸多外交权益。这在中国的外交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这些，都为“五四”的爆发埋下了深刻的伏笔。其中尤为可说者，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没有“一战”的前奏，巴黎和会和“五四”都不可能得以发生。正如徐国琦所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不论是民众，还是学界，对于“一战”似乎都太陌生。

“一战”爆发之际，人们对“一战”的阅读和印象，多来自于梁启超的文字描述。梁启超就像一个战地记者，时刻将“一战”的战况从“前方”传回“后方”。这其中，有一本经典著作，即《欧洲战役史论》。说是史，其实不是史，因为当时欧战刚刚爆发，它更像一个时局观察。说是史，又不能不是史，因为，欧战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及地缘政治原因。而梁启超在这部书中，对欧战爆发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缜密的观察和研究。毫无疑问，这是第一部全景式观察世界大战的战争史经典之作。但是，如果仅仅将其当作历史学著作来读，则又非梁氏初衷。梁氏初衷，是要通过此书，造成中国国民思想的一大转变，养成中国国民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除了思想层面，最为要紧的，即是政治及外交上的举措。面对欧战，中国该如何做？是保持中立还是参战？如果参战，是参加协约国一方还是参加德国一方？这是梁启超及当时的精英们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北洋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欧战正是中国人观察世界、改变世界观并进而参与世界格局考量的一次契机。

这里，有必要仔细审视一下梁启超的战争思想。

在大部分人看来，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罪恶，但在梁启超看来，战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发展局势，而且从客观上来说，有利于世界格局的重新调整。当大多数人都还在纠结战争是否正义之时，梁启超却注意到了此次欧战将深刻改变世界格局乃至人们的思想。所以他认为，中国不能当旁观者。即便是他一开始主张中国保持严守中立，也不等于就要当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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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役史论》成书于1914年12月，时正值“一战”爆发。

此书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灌输国民常识”的一部经典著作。1914年8月“一战”爆发，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欧战局势的发展，密切注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战争刚刚爆发几个月，梁启超就着手撰写这次战争的历史，可见其目的非在写史，而在于针砭时事。这部书梁启超只花了十五天时间便告完结，如此急就章，只为急切地要为中国的国民带来关于欧战的启蒙。这应当是中国人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描述有关世界战争尤其是欧洲战争的著作。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手稿

战争甫一发生，梁启超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役之于欧洲乃至世界以及中国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不是欧洲之战，而是世界之战、人类之战。“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则记载之义例，其亦安得不有以异于古所云？……且吾之为此，非以希藏山之业。吾自托于遒铎，为国人周知四国之助云尔。”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的定义是，它不同于一地域中国与国的相互之战，也与一国中人与人的相互之战不同，它不是内战，也不是民族战争，也不是阶级战争，也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主权争夺战，而是超越阶级、民族、地域、国别的相互之战，它突出的是“相互性”或“交互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战役本是欧洲之战，战场也主要在欧洲，但梁启超在此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其乃“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即世界大战。

何以梁启超要称此战为世界大战？得出此结论，并非易事。为此，梁启超在书中对欧洲各国政治历史地理外交局势进行了全方位地研究和观照。“一战”的直接导火索，源于奥匈帝国皇储在塞尔维亚被刺，遂引发奥塞之战，由奥塞之战又引发了俄德之战，由俄德之战又引发了英法之战，等等。为何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会发生战争？梁启超在开篇即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独特的地缘政治关系与错综复杂的民族与种族之纷争，而这其中又涉及两国之支援国德国与俄国，遂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而，梁启超又论述了俄国进取东方之动机及巴尔干问题之由来，巴尔干问题之起源与大斯拉夫主义及大日耳曼主义之缘起，而之所以产生大斯拉夫主义及大日耳曼主义，则由于巴尔干问题，巴尔干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欧洲列强的战争火药桶，俄国与欧洲列强争夺巴尔干之战争，俄奥两国利害之冲突，奥匈帝国存亡问题；紧接着，又论述了俄国与土耳其战争及柏林会议，之所以有此战，乃由于柏林会议，之所以有柏林会议，乃由于俄国东方政策之第一次失败，此又涉及英法普奥对俄之关系，以及一八六二年巴尔干之内乱，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巴尔干之内乱，第二次俄土战争；接下来第八章则详细研究了三国同盟与俄法同盟之缘由及近况；欧洲外交形势之推移——三国协商与三国同盟对抗；三国同盟之离散——意大利中立；战役之间接近因——摩洛哥问题、俄奥吞并坡赫二州、两次巴尔干战争之余波；开战机会之辏泊；俄奥德法宣战与战前外交；欧战之结局与预测；战局之前途；欧战之于中国之影响；等等。凡此种种，梁启超在书中皆有详细论列，其考论之精详，材料之完备，视野之宏大，布局之严密，其对战役及涉及国家地域及外交关系之熟稔，超乎侪辈。

除《欧洲战役史论》之外，梁启超还在接下来的其他言论中继续关注欧战，如《欧战蠡测》一文，即是对《欧洲战役史论》的补充与延续，也是对欧战战局的进一步研究、观察与蠡测。有意思的是，在《欧洲战役史论》中，梁启超经过对欧战战局的精细分析及严密论证，得出结论：德国必将战胜，协约国必将战败。故此，他极力向当局建议，中国务必保持中立国，不可参战，一旦参战，则可能导致危局。而在《欧战蠡测》一文中，梁启超则详述了“一战”中参战诸国（包含日本共十国）不得不卷入战争的内在根由，意在论证各国参战的正义性，并以此鼓动中国积极备战，鼓动中国人积极观察这场战争。此时已是1915年，距“一战”爆发已有近一年，此时的梁启超，立场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考虑中国应当加入战争，而不应严守中立。再加上1914—1915年间中国与德国、日本有关山东青岛问题等的摩擦冲突不断，他认为中国参战，时机已渐趋成熟。



1914年11月，日军占领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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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皇储遇难，只是“一战”的一个导火索，而非根本原因。但何以能成导火索？奥皇储遇难也许会引发战争，但何以能引发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战争？这便需要从国家学和史学层面对整个欧洲国家的起源与递变等进行长线考察。梁启超认为，欧战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整体战争而非局部战争，乃源于欧洲国家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他看来，整个欧洲国家，在诞生的近百年中，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相互结成一个整体，各种同盟、协商关系次第成立，“于是有所谓俄、德、奥同盟，德、奥、意同盟，俄法同盟，英日同盟；英俄协商，英法协商，英意协商，法意协商，日俄协商等。”此种同盟、协商关系，此消彼长，合纵连横，日夕捭阖，以期确保一种势力均衡。然另一方面，此种同盟与协商关系，“实又永为争乱之因缘。”原因是，“盖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凌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则其所还相加遗者，亦必如其分……故祸一发而不复可收也。”在梁启超看来，此种同盟与协商关系，一旦被打破，则各自不能独立自主，而不得不倚赖他国，遂酿成战争祸端。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欧洲国家间战争不断。如俄土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英意战争、日俄战争、土耳其革命战争、中美南美诸国革命战争、巴尔干诸国之相互战争、美墨战争等，此类战争，为两国间领土争夺战争或本国内部革命战争，尚未能波及欧洲全局，原因是彼此间各种同盟关系尚未建立，不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然同盟关系一旦确立，情况则有所不同。

那么，何以会有全世界之战争？《欧洲战役史论》导言中有一句话十分关键：“民族国家主义之发展与国民生计之剧竞。”这是解开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钥匙。战争的直接动因，固然是为了争领土、争地盘、争资源、争利益，但仅有这些，尚不足以诱发世界大战，之所以诱发世界大战，根本动因是欧洲诸国的迅速崛起，以及随之而生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欲解此问题，不得不理清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梁启超集十数年之精力，思考国家主义思想之发端，目的当然不是基于纯学理之思考，而是用以启发国民之国家主义思想。

所谓国家主义，自然与“国家”之义紧密相关。国家者，非同于民族，然由民族所构成，民族者何，则由人民所构成。国家之具备，固由民族构成，然民族不等同于国家。民族先于国家。当民族积聚至一定程度时，则必有国家之强烈呼吁。而欲成国家，则需有领地权，领地权之获得，则不得不由战争之争取。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国家思想最主要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早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十一期至第三十一期，即以《国家论》为题，陆续刊登了日本人吾妻兵治所翻译的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然而，此时的梁启超的主要兴趣还在卢梭的民约论上，认为卢梭的学说才是中国的救时良药。但是，由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国家是建立在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其政府的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倾向不能不给梁启超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构成梁启超思想由民权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梁启超

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这可能是梁启超也是晚清思想界最早明确宣传民族主义的文章。此文以“国家”命名却在热情地宣传“民族主义”，认为讲求民族主义是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事情，如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此时的梁启超，更主要是宣扬其大民族主义，并相继提出了“中国之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但谓其国家主义思想作了很好地铺垫。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是容纳了以汉族为主体、以多民族共同融合的民族观，这与今天的中华民族格局基本相当。

1903年访美归来后，梁启超系统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这样，梁启超成功地实现了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过渡。

需要强调的是，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不同于那种强调国家至上、个人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国家主义，他提倡的国家主义的特点是将国民资格、国民素质而不是民族同一性视为建立近代国家的基础条件，所以说这是一种“国民国家主义”。他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就已经提出了培养国民能力这个重要命题。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他认为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如果不具国民资格而强行共和，则人民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

梁启超以国家比作笔，人民则比作毫，以国家比作帛，人民则比作丝。“欲求良笔，务纯其毫，欲求良帛，务均其丝。”“于是乎，谋国之士，其国中有数族者，则思所以同化之而维系之。其一族散在数国者，则思所以联络而吸集之，坐此而战争乃往往起于其间。”国与国战争的爆发，往往是由于争领土与资源，但世界战争之爆发，则牵涉更大的民族与国家问题。如只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则不会扩大迁延，如涉及民族与国家之复杂问题，则战争往往由此及彼。此即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总根源。

为了诠释这一命题，梁启超花费了大量笔墨，以意大利、德意志等帝国进行论证，“意大利、德意志在五十年前，皆民族之名词，非国家之名词，今意德之领土，彼时分隶奥法名义之下，或为小侯，或为郡县，徒以民族国家之义鼓吹实行之结果，则既庞然为大国以立于天地矣。其他族之同一境遇者，安得而不闻风而起？此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所为日寻干戈，为全欧战祸之源也。”接下来这一段话更为关键：“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苟其国家之容积与民族之容积适相吻合，而无复有一同族之民受治于他国，斯亦已耳。如其有之，则其外属之族姓，恒思内向，而其族之宗邦，恒思外吸，此又自然之势也。”此即为全世界民族国家主义发端之由，也是全世界民族国家不能不面临的问题，尤以欧洲为剧。以“一战”爆发为截止时间计，欧洲国家，皆为近百年来发端之薄弱民族，故尤思此种进取之心。于是，才有梁启超所谓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之发端，而这正是导致欧洲乃至世界战祸之源。

在这里，梁启超用国家思想诠释了“一战”爆发的总根源。梁启超在《欧洲战役史论》中，还预言全世界之祸源地有二：其一为远东之中国，其二为近东之巴尔干半岛。唯有明乎“民族国家主义发展之情状与国民生计剧竞之大势”，方能得出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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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梁启超在舆论上为中国参战进行了很好的铺垫，但事实上中国参战一波三折。

1917年，是中国对德宣战的关键一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北洋政府政争剧烈。该年2月9日，北洋政府对德国的潜艇政策提出抗议；3月14日，宣布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5月7日，北洋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5月19日，众议院议决缓议，各省督军为宣战宪法问题开军事会议于北京，呈请大总统解散国会；5月20日，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

关于对德、奥绝交和宣战问题，在野者，以梁启超主张最力，当政者则为段祺瑞，而反对者则包括黎元洪及多数国会议员，在野者除康有为、孙中山、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外，国内舆论多不赞成参战，故此梁启超的参战主张遭到了国内舆论的激烈抨击。

对梁启超宣战言论抨击最激烈的，要数以马君武为代表的国会议员和立宪派骨干伍宪子。1917年2月28日，马君武等三百余人发表反对绝交参战通电，历数参战之种种不利：“中国实力全无，事事被动，既加入协约，强邻必借题干涉内政，侵害国权，其祸一；中国财政困难，濒于破产，既入战团，种种需费，己债已多，更为他人负债，清偿无期，其祸二；三次革命以后，元气未复，土匪遍地，更遇对外战争，内地土匪乘机而兴，全国糜烂，其祸三；西北回部与土耳其同种，中国既入协约，与土为敌，边防空虚，其祸四；潜水艇封锁以后，中立国船只皆不至英国，举国惊惶，平和极近，中国此时加入协约国，战后之赔偿品，其祸五；即协约国战胜，中国衰弱，无利可图，徒自破均势，任人处分，其祸六；中国今日急务，在整理内政，自图生存，外战既趋，法律无效，全国人心更无注意内政之暇，宪政破坏，无以立国，其祸七。总之，对德断绝邦交，加入协约，无利可图，而此后种种祸害，不可胜言，应请全国速电政府，合力阻止，以救危亡。”



马君武

应当说，马君武等此论非属党派之见，而是出于公心之论。只是马君武仍然站在中国内政立场，未能审视国际局势，故有此论。此论本非偏宕之论，而是国内民众的一般舆论。须知，马君武之言论非代表其一人之言论，而代表整个国会议员之言论，而整个国会之言论，又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内民众之一般言论。当时的大多数国民，对于“一战”的认识与梁启超最初的言论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德国陆军拥有强大的实力，在战争中必胜，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但出身德国陆军的段祺瑞却独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德国必败。此时的段祺瑞非常痛苦，因为他无法以既有的事实批驳国内民众的一般舆论。所幸的是，梁启超经过对“一战”的深入研究，改变了自己前此认为德国必胜的观点，转而认为德国必败。梁启超立场的转变，为段祺瑞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不过，梁启超的言论一出，遂引发国内有关对德宣战问题的轩然大波。

康门弟子均对梁氏言论表示激烈反对，其中尤以伍宪子为代表。伍宪子为梁启超知交，也是康门中立宪党后期的骨干成员，但他对梁氏宣战言论颇为不满并竭力劝解：“自抗议起至今将两月，弟始终不以兄所主张为然，但人各有见，不能强同，故弟亦不便反对之，惟今则国人反对之，兄二十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自战则愈战而愈乱，则引外兵以平乱而已矣，而中国遂从此已矣。兄数十年拳拳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伍宪子此番劝解当然是出于好意，其以国民舆论作为劝解梁氏之依据，劝其幡然改辙，可谓苦口婆心，实是出于爱护梁氏之心，但梁氏仍不为所动，足见其立场之坚决。

有关宣战主张及详细经过，除梁启超的《外交方针质言》及《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外，1917年2月13日的上海《申报》刊载了记者采访的梁启超对德外交主张：“此次德国布告之潜航艇作战新计划，实属违背公法，蹂躏人道，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中国亦中立国之一，乌能隐忍，任其施行。我驻德公使既接德政府通告，我政府若置不问，即同默认，既必须通牒，则除抗议外，更有何话可说，故政府抗议之举，鄙人认为极正当之办法……至协约国方面，想必乐睹吾国之加入，吾国政府随时势之推移，自不能不先求接洽，就中于日本者，谊属同洲利害关亦较密切，尤应开诚布公，与之协商，此则今日吾国应取之根本方针，万变不离其宗旨者。”梁启超的主张是，对德态度要强硬，但此次只是提出抗议，抗议目的不是为了绝交，而是为了两国友谊，如果德国不理会，则再宣战不迟。此外，梁启超认为对于邻国日本，尤其应做好协商事宜。

有关这一时期的对德外交问题，北洋政府频频邀请赋闲在津的梁启超参加会议，同年2月28日《申报》报道梁启超参加外交会议事：“昨晚开外交临时特议，元首出席，冯副座（冯国璋）、段总理、徐东海（徐世昌）、王聘卿（王宠惠）、荫午楼（荫昌）六人，结果对德方针完全决定，未实施前仍取严慎主义。”可见此时的对德方针仍为比较审慎的保守主义取向，尽管梁启超主张宣战，但他也主张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宣战，也就是说，宣战是一个具体时机问题。

是时，段祺瑞命陆征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协约国驻京使节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梁启超也以在野身份与各国使节时有接触。3月2日，梁启超致书段祺瑞，陈述其与美国驻京使节晤谈情形：“谈颇久，其意总以不加入为善。谓加入后，美国所欲赞助我者，反不便容喘。惟又称总须速行绝交，否则不能取得国际上地位云。我与言，现在尚未提商何等条件，若至万不得已需加入时，其权利条件有与各国联带关系者，拟先请美国赞同，然后与协约国谈判，望美力为赞助。”可见，美国与梁启超立场基本一致，支持中国对德绝交，但是否参战尚需据具体情况予以考量。能否获得美国支持，是中国参战能否获得权利的主要决定者，所以梁启超要以在野身份与美国斡旋，极力争取作为参战国之后所应获的权利。



段祺瑞

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几经波折，先是因参战问题决裂，后又修复，修复后，段由天津重返内阁，梁启超则趁此机会，连续致书献计：“公既归，京外人皆知外交方针从此决定实行。德国希望既绝，恐其遂铤而走险。鄙意谓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捕获，免其爆锁黄浦，此目前最要之着。此着既办，即同时宣布绝交，绝交后，徐议条件最为稳便。”

3月8日，梁启超又致书段祺瑞，对段政府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意见。梁启超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外交总长问题；二是内阁改组问题，此时宜暂时搁置；三是确定4月8日为下次会期；四是“内阁既不能急速改组，则此次因外交牵连之事，关系极重，若因应失当，则满盘皆输。”五是借机向段政府推荐弟子张君劢，张君劢为法学人才，留学德、日、英前后十余年，研究国际公法及财政经济，为战时不可多得的人才；六是新国会选举此时必须筹备。有关对德绝交方面，梁启超表示，绝交（德国）与加入（协约国），分两步办……“一面即宣告绝交，俟条件商妥，再行加入，此中稍留伸缩余地，则对内对美皆易就范，我公日前主张如此，似是不易办法，请更与润田熟商之。”

关于对德绝交之后，收回德租界之事，梁启超也有擘画：“德租界采莫理循建议暂设委员会，由友邦推员公共管理，我亦加入似最合宜；海关所用德人自当停职，宜与各邦商，将我国人久在海关著有劳绩者擢补一部分；可否由外交部与两院外交委员长分别有所接洽；今当最紧要关头，公与东海（徐世昌）似宜多会晤，老成人阅历深，见地必常有高出吾辈也；等等”。

在梁派人物中，协助梁启超为参战事宜奔走最力者为其弟子张君劢，梁是时亦推荐张君劢入阁辅佐段祺瑞，故有关内阁宣战诸事宜，张君劢出力甚多。关于宣战如何对外发布问题，张君劢曾就商于梁：“宣战布告望先生属稿寄下，其中仅指潜艇，抑就中、德国交十余年历史立论，亟应斟酌。末后以战争状态已存在为结束，但以何种事项为战争状态，又苦于无可借口，除两月来华人死者外，是否可以拘留颜使（颜惠庆）为口实，亦请先生酌之。军事会议除赞成政府方针外，有合全体督军督促之意。”

尽管几经奔走，国内各方赞成参战者日多，但各有目的，尤其是以参战为借口，以倒阁为目的者甚多。“日来国会形势甚恶，有以倒阁为目的者，有以无条件交换而反对者，有始终怀疑者，分派既杂，言论极不一致。”就张君劢所言来看，国会随时可能被解散。“绝对反对者，持此说以倒阁，条件反对者持此为交换之资”，此中代表人物为章士钊及政学会人士。但段祺瑞态度坚决，“谓总理可辞，条件不能换。”“近日政学会稍稍让步，谓不必在宣战前改组，但得总理一言为保证，已可同意于宣战案。”也即是说，国会同意宣战案的前提是段祺瑞去总理职。段辞任总理已成不得已之事，内阁改组已势成必然。但此时段既不同意辞职，也不同意内阁改组，国会与内阁遂势成水火。为使宣战案获得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张君劢等力劝段祺瑞“万一不通过，当先之以辞职，然后及于根本解决。此为独一无二之法门，不容再有第二路”。

然而，段祺瑞在这件事上并未及时采纳梁启超及张君劢意见，一意孤行，他秘授陆军部，采取非常措施，组织公民及军队包围总统府及国会，胁迫总统及国会赞同参战案，其具体步骤是，“先国会，次总统卫队，又次软禁总统，再次去之而后已。”但由于事机不密，段陷于被动，遂“不得不以平和方法为调停，发命令严惩首祸之人。”而此时反对派则更提出内阁调整之议，主张建立国防内阁。

1917年四五月间，宪法和宣战问题正处紧张之际，黎、段之间矛盾升级，内阁与国会间更势若冰炭，故当时一方面有解散国会之风潮，另一方面亦有倒阁之运动。梁启超为国家大局计，颇多折冲斡旋于其间。梁启超之斡旋主张，在其《政局药言》一文中，尤其对国会反对参战之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国会自身为保持意思之一贯起见，在今日已完全不能不立于同意之地位，盖既已同意绝交于前，既已绝交，则时时为交战状态，今若反对宣战，则前此之同意绝交，可谓毫无所取义。”“国会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后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有关宣战后内阁是否应该改造及如何改造，梁启超认为“此别一问题，万不容并为一谈。若借此事为倒阁手段，无论其以国家对外事件为儿戏，于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于国会自身乃更不利。”不过，梁启超虽然主张偏于内阁一边，但他亦尽量不生偏袒之心：“吾之所希望于两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诸国会，盖国会对政府不生问题，政府对国会当然不生问题。万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达，国会对政府已生问题，然政府对国会仍宜勿生问题，此吾之第二希望也。”

1917年8月15日，北洋政府发布由梁启超起草的宣战布告，中国对德、奥宣战，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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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中国顺利参加“一战”，梁启超在协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阴谋之后，再度入阁，与段携手，担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目的是要借此机会，重整财政，为中国参加“一战”铺路。

遗憾的是，梁启超在财政总长的位置上只坐了四个多月。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协助段祺瑞政府，进行与日本的借款合作。他一面主导段政府与日本签订“西原大借款”，一面着手整顿币制，改革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财政之弊，推行银本位制度，建立中国银行，等等，一时之间，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得以扭转。但是，由于梁启超协助段祺瑞与日本进行借款合作，使得其饱受朝野诟病。很多人认为梁启超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从此跌到了谷底，甚至比与袁世凯合作时的名声还要低，再加上他一意孤行，执意推动中国参战，在很多人看来，梁氏此举是要将中国拖下败亡的深渊，而目的只是为了讨好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梁氏的许多朋友、门生、同僚都极力劝阻，但他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而是一如既往。当然，他的计划也很快遭到了失败。四个月之后，连同段祺瑞内阁一同倒台。



促成“西原大借款”的日方代表西原龟三

尽管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是始作俑者，但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又表示出了自己谨慎的意见，认为应谨慎参战，并对外界宣称，自己只是赞同参战，不是主动参战，他不愿将自己塑造为参战的始作俑者，不想揽功，“吾为赞成派，故不敢掠人美也。”梁启超承认自己是赞成派，但不承认自己是主动派。这并非是推卸责任，而是一种谦逊之德。“吾未蒙咨询以前，所主张已与政府相同，及晤谈后，询悉交涉经过情形，其赞成自无待言，然吾当时犹主张稍缓发表，其理由有二：一则谓苟最后非有宣战之决心，则抗议毋宁勿发。二则谓发抗议以前，有三方面当先行接洽。其一协约国方面，其二国会方面，其三各省长官方面。”可见，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是积极的鼓动者和支持者，但是，他认为决定参战之前需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程序，以确保万无一失，也即是做到让各方面接受。段祺瑞政府正是由于未能做到上述，甚至绕开总统府和外交部，才引发了朝野上下的舆论攻击，并导致段内阁下台，以至于连梁启超也受到牵连。

事实上，在提出中国应当参战的问题之后，梁启超就已经做好了接受舆论攻击的心理准备。他甚至宣称：“将来兹事如误国也，余不敢辞罪，苟其利国，吾不敢贪功。”在此之后，他又针对国人的质疑和攻击，再度回应：“鄙人虽尝蒙当局之咨询有所献替，若云主动则论者究置当局于何地，且与事实相去抑甚远矣。” 不承认自己是主动论者。

事实上，关于是否参战，梁启超的态度发生过前后截然相反的转变。在撰写《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时，梁启超是不主张中国参战的，他认为中国应当保持中立。他在书中预言，从战略及战术角度言，德国的潜艇战欧洲无与伦比，故德国必将获胜，协约国必将战败，若德国获胜，则中国无论是站在德国还是站在协约国一方，都将遭受权益损失。站在德国一方，则中国必将面临山东青岛胶州湾问题，中国不但不能收回胶州湾，而且还更加受制于德国；若站在协约国一方，则将一同败亡。故而此时他建议中国应保持严守中立，竭力维持现在格局，虽不好，但亦不坏。然而，由于战争形势急剧变化，战场瞬息万变，随着时间的推进，到了1917年，德国在欧洲战场已渐露败相，故梁启超迅速转变观念，他预言，德国战败已成必然，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对德宣战。

时局发展及外交关系的复杂微妙与变化多端，一度改变着梁启超的主张。在是否参战问题上，绝不可能一锤定音。即使是梁启超本人，也是到了1917年2月9日下午六点之时，其参战立场才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2月9日下午六点以后，“余为取急进主义之一人”。何以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重大变化？这其实并非是一个参战与否的根本问题，而是一个对德绝交及对德宣战的具体时间节点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原因是，中国对德宣战必要有一个理由，对德宣战之前必先发声明对德绝交，但也要有一个合法理由。这其中美国的行动十分关键。1917年，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梁启超遂认为，美德绝交势必波及我国，“遂致书当局，劝其研究预备，复托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谒段总理面述此意。”然而，正当梁启超欲致书国务院之时，美国驻华公使已以公文及口说敦劝中国政府与美一致行动，此时当局派人到天津梁宅询其意见，梁方草一长书，书尚未发，当局旋以电话敦促入京面议，而梁启超到京时，国务院已召开六次国务会议，并有议决结果。此时府院意见一致，立即发抗议书。但此时，梁启超又表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谨慎。梁启超赞成发表对德抗议，但需要一个合理的时间节点问题，他不赞成此时匆匆发表，这涉及一个政府决心和程序问题。“不抗议则已，既抗议则势必绝交，既绝交则势必宣战”，“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毋宁勿抗议也”，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事前程序问题”。那么梁启超所主张的发抗议时间究竟是何时呢？梁说“吾三人（指当时面商的梁启超、汪大燮、段祺瑞）当时所商榷，极欲将抗议稍搁数日，待讨论已决定，预备确已周全，然后发出。”但是，此前的商议已无效，当梁启超赶到国务会议时，外交总长及参事已决定将抗议书发出，无可更改。

但是，事情至此并未结束。

抗议发出后，未料国中此前赞成抗议宣战之人，忽然又主张严守中立。原因是，怕德国追究责任。对于此种言论，梁启超批驳说：“既欲严守中立，何故画诺？”既然抗议已经发出，就已经表明中国与德国已然决裂，再反悔已然无济于事。抗议本无错，只是一个时间节点问题，既然走错的第一步已无法回收，就必须坚持走第二步。

此时，已是1917年尾声。离一战结束只剩一年。就在这时，北洋政府毅然作出参战决策。具体做法是，由梁士诒主导，派出14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为欧战军人服务，算是赶上了一战的末班车。然而此时，梁启超已经退出政坛，但他不惜以在野身份，不断干预内政外交，给北洋政府施加舆论压力，鼎力协助北洋政府参战，并为北洋政府派出华工鼓与呼。



一战中的华工

6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论是推动中国参加“一战”，还是发起五四运动，均为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诱发之结果。五四爆发的总根源，与“一战”爆发的总根源，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国家主义的诱发。五四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山东青岛问题的失败，导致国内爆发学生运动，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和会代表团在协约上签字。当然，爆发学生运动，也是为拒绝签字提供种种正当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何以会有巴黎和会？中国何以会有资格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何以会有资格在巴黎和会上申诉山东青岛问题？事实上，这一系列皆为“一战”所致。巴黎和会的参与国，实质上即为参与“一战”的协约国。巴黎和会，即为战胜国讨论重新划分欧洲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一次国际性会议。这是“一战”所给予的胜利果实。其中最为紧要者，即为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胶州湾问题。按照战时条约，德国此前租借的中国山东青岛胶州湾，应当归还同为参战的战胜国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回青岛应为题中应有之意。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其中还涉及日本。

日本作为参战国，也参与了对德作战。日本又与英国结成英日同盟，英国与美国也是盟国，而参战国中，实力最强大的是美国，故英、日都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美国是率先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的国家。所以，中国也不得不对美国言听计从。此次巴黎和会，即是由美国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奉行“利益均沾”，故势必要借巴黎和会分一杯羹。日本对中国山东青岛的觊觎由来已久。青岛胶州湾，一度成为日、德在中国势力范围划分的争夺地。

在此前的对华战争中，1897年11月14日，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德国兵舰占领胶州湾。从此，胶州湾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德国占领，德国成为青岛胶州湾的权益拥有者。但除了德国，日本也一直觊觎胶州湾。日本对此前侵占的中国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并不满足，而对青岛良港的优越条件早有觊觎。在青岛被德国占领时期，日本当局为了及时掌握青岛和山东的近况，时常派遣特务化装成中国人，潜伏于胶济铁路。中国与德国、日本均签订了相关条约。按照列强之间的条约协议，德国一旦失去对中国山东的权益，则将交由日本。日本对青岛的觊觎比德国还早，只是由于一直将精力放在了朝鲜半岛及辽东半岛上，无暇顾及青岛。但德国强租胶州湾，对日本形成强烈的刺激，迫使其不得不加紧争夺胶州湾的步伐。1913 年“一战”爆发前，日本突然对青岛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与兴趣，频频派军政要员到青岛活动，伺机取代德国对青岛的“租借”。1914年“一战”爆发，主要地点在欧洲。故欧洲各国将主要兵力都收缩在了欧洲战场，德国尤其如此。由于无暇东顾，德国只能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将青岛归还中国，但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德国建设青岛的资金赔偿，并要求中国为德国重新选择一个适宜的港口。袁世凯政府为此与德国进行了秘密磋商，但日本得知消息后，向北洋政府发出警告，指责中国这是破坏中国的中立立场，站到了德国一边。在大战爆发半个月后的1914年8月15日，日本以“维护远东和平”为名义，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从日本海面和中国海面撤走德国装甲舰和全部军舰，不能撤走者，立即解除武装，9月15日以前无条件或无补偿地把德国所租借的胶州湾地区移交日本，这一地区将来再归还中国。但日本的这一请求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日本向德国宣战。但与此同时，德国驻华代办马尔代表德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建议，把胶州湾租借地立即无条件归还中国。袁世凯政府不敢表示同意，却建议美国政府从德国手中接受胶州湾，以便随后归还中国。然而，袁世凯企图利用日美矛盾的计划落空，美国不愿意干预，担心牵连其中。于是，便有了日本的恣意妄为。日德的青岛之战已经事实上证明，日本已取代德国，成为控制青岛的第二个国家。

只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中国利益受损，青岛迟迟不能归还中国。青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导致国内群情激愤。作为爱国领袖的梁启超，自然也不能不关注。从1914-1919年的这数年之间，梁启超频发舆论，指责日本政府对中国尤其是山东青岛的勃勃野心。

但是，梁启超对待日本的态度是极为复杂多变的。日本之强租胶州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并非是事出无因。这缘于日本与袁世凯长期以来的敌视关系。尽管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签订了有损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但这“二十一条”内容，袁世凯政府已经是作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和抗争，才尽量将损失减少到最小。既然袁世凯如此仇日，为什么又会签订这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原因是袁世凯极欲复辟帝制当皇帝。袁世凯复辟帝制，首先必须获得日本的支持，没有日本政府的支持，袁世凯当皇帝只能成为黄粱一梦。故为了讨好日本政府，袁世凯不得不作出妥协让步。段祺瑞与袁世凯不同，段祺瑞反对袁世凯复辟，但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异常亲密，段祺瑞为了武力统一中国，不得不与日本政府磋商，向日本大借款，而且，段祺瑞政府由于一直积极准备中国参战，但日本政府却反对中国参战，理由是中国作为中立国，一旦对德宣战，则势必会打破势力均衡原则，影响日本的在华利益，再加上日本本身也已对德宣战。这样，中国与日本之间，也因参战问题矛盾重重。为了修好这一矛盾，让日本支持中国参战，段祺瑞政府也不得不作出妥协，于1918年向日本大借款，日本帮助中国组建一支赴欧参战军队，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达成借款换文，作为交换条件，其中在山东问题上，主要内容是：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对于上述日本的提议，段祺瑞政府表示同意，由此成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强占中国山东青岛的借口。北洋政府已经将山东的大量权益交给了日本，想全部收回，日本当然不会答应。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无论是仇日的袁世凯政府，还是亲日的段祺瑞政府，都处处受制于日本政府，并不得不在山东青岛问题上予以妥协。对于袁世凯政府而言，相比于山东青岛问题，复辟问题当然更为重要；对于段祺瑞政府而言，武力统一中国，中国参加“一战”，当然比青岛问题更为重要。就战后的战胜国状况来说，相比于中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日本在“一战”中出力甚多，故从其本国立场出发，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漫天要价也在情理之中。而相比之下，中国只是派出了14万华工协助英法军队参战，中国对于一战起的仍然是辅助性作用，故此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但也很快就在1922年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上得以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但即便如此，中国作为战胜国，还是取得了诸多国际性权益，只是青岛的历史问题过于复杂，才未能得以彻底解决。基于上述复杂的内情，巴黎和会青岛的归还问题才成为悬案。

因此，没有巴黎和会的奠基，也就不可能有太平洋国际会议的收回青岛主权，而没有“一战”，就不可能有巴黎和会中国的参会，也就不可能会有“五四”，而没有梁启超的主导，没有段祺瑞政府的强有力的推动，也就不可能会有中国加入“一战”。

7

为巴黎和会埋下祸根的，最严重者无疑要数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一直以来，史学界均将袁世凯作为与“二十一条”有关的卖国者。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袁世凯

袁世凯与日本交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在其掌权后就竭力抵制日本，日本也对袁氏颇多不满。袁氏在外交上一直依赖欧美抵制日本，但由于“一战”爆发，欧美各国成为欧战主战场，无暇东顾，故此，日本加紧了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计划。1914年9月，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向德国宣战，出兵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同时，日本内阁决定，在欧战结束前，青岛及山东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官吏由日本委派，山东省路矿由日本监督，海关由日本管理。之后，中国就日本撤出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但日本非但没有撤出之意，反而希望利用战争的有利机会，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

“二十一条”的第一条即是有关山东问题，内容是“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也即是说，凡此前德国享有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皆悉归日本所享有。第二条为，“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此条比第一条更进一步，第一条是涉及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悉归日本，此条则是山东省内任何名目的权益，皆归日本所有。此条款项，无论如何袁世凯政府都难以接受。

众所周知，“二十一条”是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袁世凯政府并非听之任之。袁世凯政府在谈判中，采取了许多策略，一是故意拖延谈判时间，避重就轻，二是故意将“二十一条”内容泄密给欧美诸国，为此，袁世凯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略。于是，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甫一上任，即走访沙俄驻华公使，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信息故意泄露给俄国。袁世凯还通过专办秘密外交的蔡廷干，将其透露给西方记者，又通过他们将条约有关内容披露给《泰晤士报》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袁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则“每天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由于消息泄密，西方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质询，并对日被迫向各国提供的“二十一条”删减本提出质疑，使日本陷于被动，并不得不承认“二十一条”第五号条款的存在。此外，有关“二十一条”，美国反响十分强烈。即便在日本已迫使中国签订条约之后，美国仍向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连致两电，其一称：“凡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业经议定或将来仍须议定之合同，并所允认各节，美国政府对于该合同与所允各节内所有损害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按约所有权利之处，并损害中国国政主权、领土权、或各国与中国邦交上名称所谓门户开放主义，一概不能承认。”美国之态度，对于日本独占中国的嚣张气焰，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此外，袁世凯也派其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去东京，与日本元老院私下活动，利用日本元老派与大隈重信内阁在侵华手法上的某些意见分歧，试图在外交谈判中讨价还价。此外，狡猾的袁世凯，还利用中国国内的舆论力量，竭力披露或抨击日本的丑恶行径，而梁启超此间有关日本的言论就是这时发出的。

从实际效果来看，在袁世凯后来与日本签订的《中日新约》中，日本不得不降低了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删除，与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有了很大区别。

尽管“二十一条”内容经过中国的极力争取与周旋，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侵害中国权益的条款未能废除，尤其是有关山东问题。该条约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给他国，这在客观上为后来段祺瑞政府及巴黎和会埋下了祸根。

8

关于巴黎和会中青岛问题的争论，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有详细记载。

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把所有德属殖民地及东土耳其占领地一律归国际共同管理，但英、法、意、日四国反对，经过一星期的折衷讨论，最后决定用委任统治制，由国际联盟组织按各殖民地文化程度及统治时间的久暂，并按各殖民地的需要，委任适当国家代为统治。“这等于是五强瓜分德属殖民地。”只剩下一个青岛需要讨论，“因为青岛是德国向中国租借地，严格来说，并非德国的真正属地，所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青岛问题时，法国外交部通知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由顾维钧、王正廷出席。”日本代表团当时提出日本政府的要求书一件，内容如下：

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盖自欧战开始……日本为极东和平起见，根据一九一一年日英同盟条约，致最后通牒于德国，要求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不依限答复，日本乃与英国出军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日本为削除德国此种势力，牺牲不少，不能任德国势力恢复活，故日本对德要求，实正当而且公平云云。

从日本本国利益及国际权益角度而言，日本的要求其实并无过分。但是从中国本国权益角度而言，这无疑损害了中国权益，中国代表团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但根据丁中江的记载，当时中国代表对青岛问题，并未准备说明书，因此当日本代表提出侵占青岛的要求时，中国代表“大感狼狈”，顾维钧乃起立发表声明说：青岛问题对中国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本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时间，以便提出具体的意见再行讨论。会议同意代表于次日提出详细意见再行讨论。

那么，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是什么呢？

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对于巴黎和会的实况有详细记载：

……可概括为甲乙丙丁四项：甲项述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乙项述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丙项说明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一为胶州租借地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二为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孔孟两圣所诞生，实中国文化发源之地，四山东人们稠密，故经济竞争，颇为剧烈……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们，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削腹外，无他结果也。五，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六，以形势言之，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七，就各方面观察，胶州租借地以及附属权利问题，其解决之法，不能有二。丁项说明胶州湾必须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归还之法有二：一由德国直接归还，一由日本间接归还。而中国政府，愿取直接归还。中国之请求直接归还，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逐时所受之牺牲，与其生命财产之损失……然感激虽深，中国之领土不能因他国之战争而受影响也。中国政府非不知日本四年以来，对于此项租借地及铁路等权利，处于军事上占领者之地位。然徒因战事之占领，不能遂为获得土地及产业之主权也；等等。

丁中江的记载均有中日双方公文为证，是比较可靠的，且可与顾维钧的回忆录相印证。与此可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是经过了极力争取的。中国代表团所持之意见不可谓不充分，义正辞严。但问题是，这只是中方的理由。日方亦有其种种理由。此不多赘。而且，中国在战胜国上仍处弱势地位，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巴黎和会的话语权，主要把控在美日英法意等国手中，而在青岛问题上，谁都不愿担责，故日本一旦强硬，则其他诸国不能不屈就于日，而青岛问题遂搁置。

应该说，在青岛问题上，中国固然彻底失败。但是，中国也输得理直气壮，可歌可泣。既然日本不答应归还中国，那么中国代表就有理由拒绝签字。但是，真正要拒绝签字，还需很好的理由作支撑。正在中国代表和中国政府进退两难之际，梁启超的一封电报来了。

梁启超与闻巴黎和会青岛问题失败，第一时间即向国内的国民外交协会领袖林长民、汪大燮发回电报，报告青岛问题外交失败，请告知政府，并设法发起拒绝签字的民意运动。而且，梁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林、汪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外交协会第一时间报告总统徐世昌，徐世昌与汪、林等人商议，授意代表团拒绝签字，汪、林二人并将梁启超电报在《晨报》公诸于众，遂引爆了五四学生运动。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现代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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