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装×利器吗?|短史记

心尊门

问：中国白话文很早就出现了，至少在隋唐就出现了，为什么千年后的知识分子还在用文言文写文章？笔墨纸砚也不缺。是不是文言文成了知识阶层的装×利器，用于显示自己高高在上与普通百姓的不同？还是作为当时的普通话存在的？

文言与白话的角力

要回答以上这几个问题，必须先了解白话文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在先秦时期，人们使用的书面语和口语比较一致，还没有文言文、白话文之分，如著名语言学者杨伯峻说，

“今天看来，周秦文不但是文言，而且是更为难懂的文言，但它却是当时当地活跃在大众口头的语言的投影。”①

到了两汉时期，汉代人在崇古思想及所谓“独尊儒术”的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学写先秦古文，导致书面语和口语走向脱节——先秦古文成为文言，口语的书面化则是白话。



图：魏晋时期的竹简

举例来说，司马迁笔下文字，大体提炼自汉代口语，保留有不少口语表达，如后世文言很少使用的“到”字，《史记》里出现了57次，以至被认为“雅不足”。②

班固写《汉书》，则顺应崇尚古文的潮流，动手将《史记》中很多的口语化内容，改为了文言。

司马相如等人继承先秦时期楚辞的风格，创作辞藻华丽而空洞无物的汉赋，并由六朝文人发展为另一种文言——骈文。③到了唐代，人们依旧认为，“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

尽管知识阶层大玩由文言构成的古文与骈文，当时的普通民众，却更喜欢接近口语化的白话文。

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僧人为向普通民众传教，在翻译佛经时，发明了一种文白夹杂、便于记诵的特殊文体。④如南朝人所译《百喻经》的文字风格是：

“过去有人，共多人众坐于屋中，叹一外人德行极好，唯有二过：一者喜瞋，二者作事仓卒。”

这些句子，可谓平白如话，迎合了普通民众的喜好。这也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传播甚广的重要原因。



图：有丰子恺题签的民国版《百喻经》

此后，从魏晋人的民歌、笔记，隋唐人的白话诗、变文（一种由佛经演化而来的说唱文学），到宋元人的话本、杂剧，白话文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变文、话本和杂剧的主要目标用户，均是普通民众而非知识阶层，自然以使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写作为佳。

元代是中国白话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的诏书、敕命等，都是先以蒙古文写好，再译为汉文，措辞相当通俗，被学者称为“硬译汉文公牍”。为方便皇帝学习儒家经典，汉人官僚还用“时语”和“俚俗之言”编写了白话文为主的《大学直解》《经筵讲义》等书。⑤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一窥此类书的独特风格：

（1）“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损伤者。”（《孝经直解》）
（2）“兔子死了，狗子们便烹索吃了；飞禽拿尽了呵，好弓便索藏了。敌国已并了，似俺这般功臣当死也者。”（《直说通略》）

皇帝阅读白话文，对民间当然有着示范作用，提高了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的地位。



图：元《通制条格》中一段，即所谓“硬译汉文公牍”

明清时期，市民群体壮大，加以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催生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一大批白话长篇小说——事实上，这些小说的许多情节，在之前曾长期以话本的形式存在。

至此，在经历了文白夹杂、白话渐多、半文半白的过程后，终于发展出了几乎纯为白话的文学作品。白话文终于具备了与文言文分庭抗礼的能力。

为什么文人坚持写文言

前文已经谈到，秦汉以降的古代文言文，基本是对先秦散文的仿写，词汇、语法、结构一脉相承，因此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

不同于文言文，白话文是“活”的，一直处于发展状态，词汇、语法不断丰富。

有学者统计，《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规定的最常用词中，有175个出现在隋唐至宋元；一般常用词中，更有351个产生于这一时期。⑥在文言文中，这些白话词是难得一见的。

不过，文言文并不能完全做到与白话文“井水不犯河水”。隋唐人、宋元人仿写先秦古文，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口语，也就是白话的影响。韩愈刻意复古，倡导“古文运动”，可他的文章和先秦散文依旧有诸多不同，这证明了吕叔湘的判断，

“……言文开始分歧之后，书面语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场合，有完全用古代汉语的，有不同程度地掺和进去当时的口语的。”⑦



图：韩愈，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也不是所有的古代文人，都对白话文采取排斥态度。

比如，东汉的王充主张“文字与言趋同”，反对书面语脱离口语而存在；南宋《朱子语类》记朱熹及弟子语录，很多都是白话，如“文字不可硬说，但当习熟，渐渐分明”“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浅明易懂。

宋元时期翻刻的佛经，直接将一些文言改为了白话，如东汉人译的《中本起经》中，原译中的部分“称”“目”“吾”，全被改成了“说”“眼”“我”。⑧

那么，为何大多数文人直到清末，甚至民国，仍还在固守文言文呢？

原因并不复杂，大略有二：

（1）古代文人有崇古心理，大都推崇先秦诸子及他们的作品（相对于骈文，被称为“古文”，即先秦散文），韩愈即认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在唐代“古文运动”后，宋、明、清三代都有名人前仆后继地推动文体“复古”。于是乎，文言文成了一种被公认的较之白话文“更高级”的东西——尽管普通民众更喜欢白话文作品。

（2）明代科举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言文——八股文，其要求通过仿写古文，代圣立言。八股文的出现，一方面强化了文言文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也给白话文的推广造成了阻力——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变革时，不愿放弃自己多年来所习得的“以文言写八股”的技巧；这种技巧，于他们而言确实是一种装×利器。⑨



图：明代万历年间状元赵秉忠的科举试卷

文言文的这种正统地位，一直延续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此后，文言文日趋衰落。衰落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白话文简单易学，更在于其能自由、流畅地表达新思想、新观念，僵化的文言文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知识需求。

研究白话史的徐时仪说的很好，

“白话替代文言不仅是一个语体形式的革命，也不仅是出于便利易懂，还是一个创造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语义系统的过程”。⑩

所以，在当下，文言文已只能作为一种缺乏应用场景的艺术作品而存在。

注释

①杨伯峻：《文言语法》，大众出版社1955年，第1、2页。

②孟昭连：《白话小说生成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③周远斌：《论汉大赋的“文言”特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④靳志明：《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

⑤刘畅：《元白话讲章的语言学价值》，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⑥徐时仪：《古白话的形成与发展考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⑦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刘坚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⑧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⑨陈蒲清：《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 增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页。

⑩徐时仪 :《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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