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三部曲
《瓜分沙洲》中译本为甲骨文系列历史人文类书籍中的一本。2014年9月它曾推出过更大部头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作者是美国的战地记者斯科特·安德森。安德森的书名将大家耳熟能详的“Lawrence of Arabia”替换成“Lawrence in Arabia”，似乎是要将劳伦斯请下由其自传《智慧的七柱》和大卫·里恩史诗大片所构筑的神坛，而回归这个英国间谍真正的身份。除了劳伦斯，安德森在书中也并列描写了美国人威廉·耶鲁、德国人库尔特·普吕弗和罗马尼亚犹太人亚伦·亚伦森，通过“这四个人的小小星系”（[美]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页）展现了一战期间各方间谍在中东交锋和“帝国愚行”。
《阿拉伯的劳伦斯》和《瓜分沙洲》有时间上的交集，但后者的重点不在于谈阿拉伯的劳伦斯——作者詹姆斯·巴尔的牛津校友前辈。巴尔出生于1976年，牛津大学现代史专业毕业，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撰稿人。2001年，其处女作追溯英国独立智库Bow Group的五十年历史，序言亦由智库创办人之一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撰写（参见哈佛大学图书馆Hollis Catalog说明）。2006年，伦敦的Bloomsbury出版了巴尔的第二部著作，即《沙漠燎原：T. E. 劳伦斯和英国在阿拉比亚的秘密战争，1916-1918》。六年之后，他推出《瓜分沙洲》。再隔六年的2018年，纽约Basic Books出版了巴尔的《沙漠之王：现代中东的英美争霸》，时间跨度为1942年阿拉曼战役到1967年英国撤出亚丁。
可见，《瓜分沙洲》是巴尔已推出的“沙漠”三部曲之二。此书共分四大部分，包含二十九章加尾声。以劳伦斯为主角的虽然仅有三四章，但巴尔对劳伦斯及其分身（如斯特林，Walter Francis Stirling）的描述贯穿全书。这颇让人想起另一位牛津校友、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在2010年BBC纪录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之遗产》开头所说，劳伦斯是我的童年偶像（boyhood hero）。斯图尔特于2012年从哈佛回到伦敦从政，到最近竞选保守党党魁，不知其中有多少劳伦斯（当然也有丘吉尔）的影响力在左右着他。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图尔特的自传——《寻路阿富汗》（沈一鸣博士翻译）。
一些瑕疵
平心而论，《瓜分沙洲》的阅读体验不如《阿拉伯的劳伦斯》。而在叙述1914年至1948年英法在大叙利亚地区的争夺方面，巴尔也缺乏《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所体现的全局观、对古今事件的精彩类比和分析，以及更重要的，通过阿拉伯人的叙述（甚至是文学作品）来剖析阿拉伯民族心灵并展现“帝国主义愚行”的能力。但《瓜分沙洲》提供了众多的细节和内幕，当读者明确了巴尔的写作立场，可以审慎地从中剥离并还原出一段英法殖民的历史，了解中东地区现代国家形成的动荡过程，以及耶路撒冷问题的由来。
巴尔所涉及的这段历史非常重要，但有些可惜的是，徐臻先生的译文存在一些可以避免的瑕疵，在此举例说明。
第一种是由于法语读音和含义不明而造成的错误。最明显的就是中译本411页：“最后找到了安妮·帕伦特（Anne Parent）——弗朗索瓦·乔治斯-皮科的孙女，她向我提供了一张祖父的照片，并且出现在了本书中。我十分感激米·帕伦特（Mme Parent）允许我使用这张照片。”
Fran?ois Georges-Picot是《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法方签署人，法语Georges末尾的s不发音，但整个中译本都是“乔治斯”。另外110页的Millerand和第294页的Emblanc的中译名也值得商榷。本书全名是《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既谈英国也谈法国，所以无论是译者还是出版社都可以在校对译稿时候咨询下法语专家，这样是更为妥当的做法。
另外，Mme是“女士”的简写，而根据上下文，肯定是指安妮·帕伦特，所以最后那句应该是“我十分感激帕伦特女士允许我使用这张照片”。
86页的Paris Midi，徐臻先生译成《巴黎迷笛报》，Midi是法语“正午”之意，应译为《巴黎午报》。
第二种是明显的中文笔误。例如第136页倒数第一段的“骑得”，应该是“骑的”；141页第二段的“陪育”应该是“培育”。
第三种未使用习惯译名。比如77页的“柯曾”，应该是“寇松”；164页的“浩兰”，应该是“豪兰”。
第四种是从英文译入中文后意思不对。例如161页的“最酷的法国人”，但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最冷酷的”才对。
《瓜分沙洲》讲述了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殖民活动，涉及阿拉伯历史文化方方面面，如果有懂阿语的专家来审校，译文就会更完美。巴尔的原文有许多阿拉伯语名称的英文转写，而当译进中文时候需要将这些名称返回到阿拉伯语，才能找到最正确的译名。我们也发现，一些阿拉伯语人名因为混入了涉及阿拉伯文化背景的习惯用法，它们的中译就不对了。例如304页的哈希姆·阿卜杜拉，应该是“哈希姆人阿卜杜拉”或者“哈希姆家族的阿卜杜拉”，“哈希姆”表明圣裔身份。第327页的贝·阿泽姆，应该是阿泽姆贝伊，贝伊是称号，中译时候需要放在人名之后。这些是第五种主要错误。
第六种是常识错误。例如259页“叙利亚的面包价格”，应该是“叙利亚的大饼价格”。
第七种是希伯来语含义不明导致误译。367页谈到莱希Lehi，它是犹太武装组织Irgun的一个分支。但徐臻先生译成“李海”，还注释说是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城市，这个错误就比较大了。
第八种是前后矛盾。299页说莫因勋爵于1944年8月去世，但第310页提到莫因1944年11月6日在开罗遇刺。我们查对了299页对应的原文：But, as Britain's leading advocate of a‘Greater Syria', that was what he was by August 1944。徐臻的翻译是“然而直到莫因于1944年8月去世，他一直都是‘大叙利亚’方案的中坚倡导者”。这个错误源于对英文原文的误解，译者如能核对一下莫因生卒年月就可以避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找到徐臻先生来做译者，想必是看中他在耶路撒冷学习研究的背景。中东地区生活的民族众多、宗教复杂，巴尔花四年写作本书，那么译者的确需要再多花一些功夫在他的翻译和校对上。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愿意资助涉及中东历史和现状研究的翻译，体现了中国普通民众了解中东历史文化的愿望。徐臻先生将这段复杂但重要的历史译成中文的努力非常值得赞赏。写书不易，翻译也难。希望学者、专家和专业翻译们能通力合作，以严谨的态度推进中东学领域的翻译和研究。
本文在此简短地比较了最近五年出现的四部相关译著，也呼吁无论是学者还是译者，在客观地重构殖民统治历史的时候，能够利用语言优势和较之过去大为改善的研究条件，多进行实地考察，让中东人民在著作中发声，让中国民众了解当地人真实的想法。无论是阿拉伯的劳伦斯，还是罗瑞·斯图尔特，他们或许加入夸张和理想主义的叙述，也是构建在实地考察之上的。
发表于 2019-10-5 06: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