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扬州，为什么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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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杨广经常在江都（扬州）城内摸着自己的头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当时，天下群雄并起，隋炀帝却仍自顾自在扬州巡幸游乐，完全无意北返，他有时甚至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并自嘲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

然而，时间并不给他机会，当年农历三月，禁卫军将领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隋炀帝被弑，时年50岁（569-618）。

此后，天下持续大乱，然而隋炀帝之死，却即将揭开他身后一座千古名城的繁华盛世。

这座名城，叫扬州。





▲隋炀帝的死，也是扬州城崛起之时

为了将江南财赋运入关中地区，从公元605至610年，隋炀帝前后耗时6年，征发数百万民工，最终开凿出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杭州，全长4000多里，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前身隋唐大运河。

从此，作为大运河和长江边上的中心城市，凭借水运之利富甲天下的扬州，也一跃成为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到了唐代时，当时扬州已经成为大唐帝国内部除了长安城外的第一繁华都市，美誉更是跃居久享“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成都之上，号称“扬一益二”，而扬，就是指扬州；益，则是益州（成都）。

进入唐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日益南迁，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扬州日趋繁盛，当时，扬州商贾云集、交易兴盛，是和广州、泉州、交州并称的东方四大商港船舶，当时的船舶从扬州港出航，可东通日本，南抵南洋，西达西亚，是东方著名国际港口之一，城内甚至长期侨居有数千阿拉伯商人，另外来自波斯、大食、婆罗门、新罗、日本、高丽等国的商人更是不计其数。

对此《旧唐书》说：“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在当时，“天下文士，半集维扬”，全国一半的知识分子都在扬州，以致于“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成为文人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而诗人孟浩然则“烟花三月下扬州”，引得诗仙李白无限艳羡。

对此，晚唐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评价大运河和隋炀帝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那时，作为帝国明珠，扬州繁华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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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凿通，至此，围绕着京杭大运河，一系列依托运河而兴的城市更加蓬勃兴盛，从北京以下的山东德州、临清、聊城，到江苏北部的徐州、淮安到扬州，再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境内的嘉兴、湖州、杭州，无数城市和村落因为大运河而兴，这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浩浩荡荡的城市运动。

而扬州，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明珠和南北交通枢纽，更是璀璨夺目。

尽管曾经历两宋之际以及明末清初等战乱，但坐拥漕运、盐运和水运之利的扬州，仍然在战乱之后继续强势崛起，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不断南下，持续补充着扬州的血脉，到了清代康熙时期，扬州更是成为当时人口超过50万的世界十大城市之一。

进入康雍乾时期后，中国人口开始进入大爆炸时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而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国人口已达到了2.08亿人。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以长江中下游速度最快，海量人口的增长，也使得作为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的扬州城市经济更加飞速发展。



▲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是扬州崛起的交通基础

在此中，盐业和漕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两淮流域的制盐业飞速发展，到了清代，扬州被指定为两淮地区盐业营运中心，当时，两淮流域的盐运都必须在扬州集中进行营销，而从扬州出发的盐运，不仅供应江苏、山东等两淮地区，而且还供应两湖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地。

当时，扬州地区的盐运年吞吐量达到了六亿斤，康熙年间，当时国库年收入不过2000万两白银，而扬州盐商的年利润就能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到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商业资本垄断集团。

尽管从元代时就已开始了粮食海运北上，但由于清代初期实行严格的禁海令，这就使得依靠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仍然是当时北京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重要的粮运通道，“国家岁挽漕粮四百万石，以淮、扬运道为咽喉。”

作为两淮地区的盐业垄断集散地，以及作为南粮北运的漕运中心，还有便捷的水运条件，使得清代时的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

扬州的繁盛，使得康熙六下江南，有五次经过或停驻扬州；而乾隆六下江南，更是次次巡幸扬州游玩，乾隆皇帝更是称赞扬州“广陵风物久繁华”。当时，扬州仅徽商商帮的总资本，就达到了五千万两银子之巨，而康雍乾时期，乾隆时代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万两，这使得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说：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乾隆的感慨，针对的正是扬州商人的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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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种盛世中，曹雪芹的爷爷曹寅（1658-1712），先后五次在扬州接待了康熙皇帝一行南下。

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皇帝幼时的奶妈；而曹寅的父亲曹玺，则是内廷二等侍卫，后来还被康熙派往江南地区担任江宁织造的肥缺。由于父母的特殊关系，曹寅16岁时就开始担任康熙的御前侍卫，并在父亲曹玺死后“子承父业”，也做起了江宁织造。

江宁织造一职虽然品级不高，仅为正五品，但这个职位一方面是为宫廷采购绸缎布匹，一方面则是皇帝在江南地区的密探耳目。由于承担着特殊任务，因此担任江宁织造的臣子一般都是满清皇帝近臣，在江南一带的地位也仅次于两江总督，是不折不扣的要职。

当时，江南一带的丝织业年产值达到1200万两银子，而康熙朝时财政收入最高也不过才4000多万两白银，因此江宁织造的油水之肥，非皇帝近臣不得担当。

作为皇帝近臣，康熙先后六次下江南，有五次都住在曹寅家里，其中最久的一次，康熙一行在扬州住了22天之久，仅仅饮食一项，曹寅的供奉御宴动辄百桌以上。先后五次南巡接驾，也给曹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亏空，后来，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假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曹寅五次接驾：“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



▲一部《红楼梦》，也渗透着曹雪芹的扬州梦

而从康熙三十一年担任江宁织造开始，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嗣子曹頫，相继连任江宁织造近40年。但长期的皇家接待任务，也使得具体承办接驾的曹寅以及曹颙、曹頫不得不挪用江宁织造府的经费进行腾挪，以致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1712年，曹寅最终以江宁织造兼理两淮盐政的身份在扬州去世。

此前，康熙顾及曹寅父母以及曹寅本人的贡献，因此对曹家照顾颇多，但到了曹寅一死，康熙对曹家明显冷落，到了雍正上位后，关系与皇家日渐疏远的曹家，最终因为经济亏空获罪被抄家，而一度跟随祖父曹寅和父母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以及扬州等地度过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生活的曹雪芹，也跟随着家人迁回了北京老宅。

作为对那段锦衣玉食生活的想念，后来，曹雪芹执着地将《红楼梦》中的女主角林黛玉，安排为一位虽然籍贯苏州，但却成长于竹西佳处的“扬州姑娘”。

在小说中写到黛玉之死时，曹雪芹安排林黛玉在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的那天死去，临死前，黛玉身边只有紫鹃一个亲人，她紧攥着紫鹃的手说：“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扬州）。”

曹雪芹对于黛玉之死的安排，也处处渗透着他对于扬州的回忆，并将他对于家族往事的感慨，熔铸到小说《红楼梦》里，而正如曹家的陨落和黛玉之死一般，往事“生于繁华，终于沦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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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小说往往是现实的先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曹雪芹在贫寒潦倒中挣扎去世，而他的死亡，也成了揭示扬州城陨落的先声。

对于六下江南，每次都停驻扬州的乾隆皇帝来说，扬州以及扬州城内的盐商，是帝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库：以乾隆朝的著名盐商鲍志道（1743-1801）为例，仅仅他个人在世期间，就先后向清朝政府“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粮食（约合1440万斤）。

对于扬州的盐商和其他行商来说，通过积极“捐纳”和依傍政治，扬州商人们获得了垄断两淮地区盐务运营的专权，并为他们在盐务、茶叶、布匹、典当等各种生意中获得了各种关系深厚的政治资源庇护，这也是政商结合的高级典范，但政商结合的代价就是，盐商们不仅需要满足帝国政坛各级官员们各种贪得无厌、予取予求的暗中索求，而且还需要满足明面上的各种“捐纳”。

以扬州的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参与了迎送和接驾，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纳”多达1120万两白银，而乾隆则将江春赏赐为“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禄大夫”，在历史上，江春还因为“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等事迹，而被称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

然而，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没完没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纳”任务，也让一度富可敌国的江春濒于破产。



▲乾隆六下江南，掏空了不少扬州巨商的家底

当时，不仅仅是在乾隆下江南时要接驾“奉献”，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为乾隆的母亲、当朝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江春又被迫“捐献”军费200万两，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贿赂和政治接待更是几乎耗尽了江春的家底。

到了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在1789年死后，道光年间，财务日渐亏空的清廷随后以整顿盐务为名，逼令江家必须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已经掏空的江家后代无力支付巨额罚款，最终惨遭抄家。

清廷则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顶商人江春，仅仅明面上的“捐纳”就高达1120万两白银的“政治奉献”，对他们来说，已经被掏空家底的红顶商人，已经不再具有利用价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败落，也揭开了扬州商人乃至整个扬州整体衰落的序幕。因为在政治面前，扬州商人已经走入了恶性循环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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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曹雪芹家族和江春家族败落后，道光十八年（1830年），53岁的湖南人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管帝国最重要的税赋重地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上任伊始，陶澍很快发现，作为大清帝国的重要税源，来自扬州地区的盐税竟然累积拖欠达几千万两白银之巨。而追究盐税拖欠的根源，就在于清廷的盐税繁重，不仅如此，清廷上上下下各种公开的私底下的勒索和“捐纳”，使得盐商们不得不通过大肆提高盐价来分摊成本。

羊毛出在羊身上，以康熙朝（1662-1722）为例，当时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由于距离两淮等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到了二十文钱不等；随着官府盘剥的日益加深，盐价也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汉口的盐价已经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远地区，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

由于盐商负担越来越重，在此情况下，清朝的盐价也不断飙涨，几乎成为“奢侈品”一般的存在，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无力承担的地步，在此情况下，价格相对低廉的私盐更加大规模泛滥，而吃不起官盐的老百姓也只能偷偷购买私盐来过日子。

盐商重负导致盐价飙涨，盐价飙涨又导致私盐泛滥，而私盐泛滥的结果，则是导致官盐滞销、越来越卖不出去，但不管官盐如何滞销，清廷和各级官员逼迫盐商明里暗里缴纳或上供的各种税收和“捐纳”却一分钱也不能少，因为帝国各级权力的运转，一刻也不能少了“银子”。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以徽商和晋商为代表的扬州盐商开始出现大规模破产：在康雍乾巅峰时期，当时扬州等两淮地区有盐商数百家，但到了道光时期（1782-1850），以江春家族的败落为代表，扬州等地的盐商已经萎缩到只剩下数十家，且大多需要借资来运营。



▲陶澍的改革为清廷财收解了围，也加速了扬州盐业的陨落

盐商的大规模破产，反过来又威胁到了清廷的国库收入，在此情况下，出任两江总督的陶澍?新官上任三把火，直接将清廷开国近两百年来的两淮盐制进行了大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年），陶澍革除了此前由盐商垄断两淮地区盐业经营的做法，并下令只要有银子，都可以向官府购买盐票进行贩卖，这项改革史称票盐法。

票盐法开始实施后，逐渐激活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不仅推动了盐价的下降，而且使得两江地区的财政收入增加了1000多万两白银。尽管利好多方，但对于长期垄断两淮和两湖地区，以及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盐业专营的扬州商人来说，这种垄断特权的丧失，无疑成了插在扬州盐商心脏上的一把刀，因为垄断是他们的命根子，如今这道保命符被陶澍揭开了，因此，扬州盐商的整体陨落已经不可避免。

在大清帝国的畸形体制运作下，扬州的盐业运营，至此彻底走进了不改革是死，改革也是死的不归路，而作为扬州城市经济的第一支柱，盐业垄断特权的丧失，也揭开了兴盛千年的扬州城陨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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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也敲响了扬州长期陨落的丧钟。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破南京并将其定都改为天京，当年，太平军又攻破毗邻天京的扬州城，不久太平军退走，战争过后，扬州城内“尸堆积如山，不堪其臭。贼退，并入瓜州，官军埋尸，有一二里路之长”。

此后从1853至1864年的11年间，清军为了进逼天京，又多次在天京城外设置江南大营，并在扬州设置江北大营围攻天京，为了打破包围圈，太平军又先后在咸丰六年（1856年）和咸丰八年（1858年）两次攻破扬州城和江北大营，而这场在扬州城内外爆发的长达11年之久的拉锯战，使得扬州不仅人口大量死亡，而且瘟疫爆发，“尸水灌井，疫气满空，受之者摇头辄死”，对于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争，一位传教士写道：“灭绝之神在这座不久前还非常富裕、安逸的城市上空盘旋，发起的攻击似乎永无止尽。”

在长期的拉锯战中，不断反扑入城的清军，则在城内到处纵火劫掠，甚至经常因为抢劫不成而杀伤人命，致使“两淮精气，（湘军）楚炬一空”，当时，清军甚至将抢来的财物就地在扬州城内外进行出售，有当时人形容场面“货宝山积，交易沸腾”，而扬州城内的建筑则大部分惨遭破坏，“大半皆无门窗板壁……地板挖开，磨砖揭去。”

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不止于此，当时，清军为了筹措军饷，率先在扬州地区实行“厘金”之法，并对商人和百姓实行盘剥勒索，使得扬州商人“十有八九亦遭荼毒”，而即使侥幸脱身的商人，也是家资罄尽。

但最为致命的，则是扬州外部营商环境的破坏。

太平军兴起后，毗邻天京的扬州对外商路全部受到梗阻，“自江省军兴以来，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贾率皆裹足”，

如果说因为战争导致的城市凋残和商业环境破坏，随着1864年太平天国的平定还有可能恢复的话，那么京杭大运河的断裂和漕运的断绝，则对扬州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作为沟通南北的要道，京杭大运河到了清代时，河床泥沙淤积越发严重，就在扬州城被太平军第一次攻占后两年，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渤海，并在东平县境腰斩会通河，致使京杭大运河航运被拦腰截断。

运河断裂，此后一直到1864年太平军被平定前，清廷根本无法进行疏浚，运河被废，等于掐断了扬州赖以生存的咽喉和血脉，而跟随着扬州一起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城市，例如山东临清、江苏淮安等城市，也因为这场太平军之乱以及大运河的断裂，迅速陷入了商业断裂、人口锐减、百业凋零的陨落深渊。



▲太平军之乱后，扬州城的繁华彻底沦为回忆

但扬州的生命线断了，帝国的生命线却不能断。

为了继续向北京输送江南地区的财赋支撑战争和帝国运转，为了，清廷不得不做出了废河运、行海运的决定，对此，（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详细记载道：“道梗阻，江浙全漕改由海运，其时江北各邑漕米统归上海，兑交海船运赴天津。”

当时，由于太平军席卷了整个华中和东南地区，因此包括扬州商人在内的两淮、两湖地区和江浙、安徽、江西等地富商纷纷云集上海，致使周边大量人口和商业资本改而云集上海，随着京杭大运河漕运断裂，拥有海运便利和洋人保护的上海因此一跃而起。

至此，在太平天国战争的催化作用下，整个江南地区的商业网络格局，由以运河为主转为以海运为主，而依托海运的上海，则成为了中国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从此，依托京杭大运河兴盛千年的扬州，最终被上海取而代之。



▲漕运中心的转移，加速了上海的崛起

尽管海洋文明的胜利是迟早之事，但扬州等内河文明城市，则因为太平天国之乱，提前衰落了。

1864年太平天国平定后，清政府一度试图恢复漕运，但疏通运河需要巨额资费，并且相对于海运的便捷和超大运量，河运与之对比已经没有优势，最终，清廷彻底放弃了依托京杭大运河重新进行漕运的计划，到了光绪年间，大运河漕运彻底停止。

至此，京杭大运河的千年运输史也被彻底改写，而原本作为连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交通枢纽，扬州作为长江中下游经济中心的交通优势也彻底丧失，不再具有贯通南北的功能。

此后，扬州陷入了长期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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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丧失赖以生存的河运优势后，扬州又再次错过了发展铁路的黄金机遇。

1898年，中国留学生之父、江苏补用道容闳提出，中国应该构建一条从北京到上海之间的南北交通要道，这就是最早的“津镇铁路”计划，这条铁路原计划是从天津铺设至江苏镇江，中途经过扬州，而它的终点是延伸至上海。但由于各方争执的原因，津镇铁路一直未能施工。

就在津镇铁路久拖不决的时候，1908年，先行施工四年之久的沪宁铁路率先全线通车，由于沪宁铁路从上海直达南京，为了让铁路能够顺利连接，同时也考虑到皖北的军事地位和两淮煤矿的开发，最终清廷决定将“津镇铁路”计划改为“津浦铁路”，即线路从天津南下后，放弃原来途经扬州和镇江的设想，改为将终点设在南京浦口，以方便对接沪宁铁路。

1908年，津浦铁路正式动工，仅用四年时间，1912年，全长1009公里的津浦铁路就全线通车，并在南京浦口与沪宁铁路隔江相望，1968年，随着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津浦铁路最终与沪宁铁路合并，更名为京沪铁路。

而晚清民国之初，这段错失铁路大发展的机遇，最终使得扬州在失去运河的优势扶持后，又彻底失去了铁路的加持，至此，扬州也从隋唐至晚清时期延续千年的南北交通枢纽，彻底沦落成为一个交通附庸，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随着津浦铁路的通车，就像京汉铁路带动石家庄和郑州的发展，而被铁路绕道的历史名城保定和开封则因此衰落一样；津浦铁路的通车，也让扬州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转而带动了徐州、济南、蚌埠等城市的发展，其中蚌埠在铁路开通之前，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津浦铁路通车后，由于地处津浦线和淮河交汇之处，蚌埠迅速发展成为皖北重镇。

在接连失去运河加持和铁路机遇后，扬州最终在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后逐步陨落，并在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彻底沦落成为国内的三四线城市，而在稳坐国内一线城市一千多年后，不到半个世纪时间，扬州就被时代，远远地甩在了一边。



▲错过晚清民初的铁路发展大潮，使得扬州彻底陨落

就在7月份（2019年），最爱君特地去了一趟扬州，没想到临出发前最爱君才发现，无论是邻近的上海，还是苏州、杭州、嘉兴等地，都没有直达扬州的高铁，而航线少得可怜的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与长三角各个重要城市的航班城市也少得掐指可算，最终无奈之下，最爱君只得选择了最原始的汽运方式，从苏州乘坐汽车前往扬州。

而追究扬州这种交通落后的局面，其实从10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埋下了伏笔。

就在天平天国后逐步衰落的过程中，随着扬州经济的日益凋敝，此前号称扬州一绝的扬州妓女，也逐渐走出扬州，前往上海、南京、重庆、汉口等地谋生，“扬帮”妓女一时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各个通商口岸的靓丽身影。

对此，钟天石等在 《西南游行杂写》 中写道:“重庆有娼妓约三千人，本地最多，江浙次之，湖北又次之。江浙以苏、 扬二州占多数，然冒牌者亦不少；因川中军官对苏扬二州的娼妓特别宠爱，一掷百金甚至数千金，在所不惜，故任何娼妓一加上苏扬二字，身份即高抬十倍。”

另外在十里洋场上海，来自扬州和苏州的名妓也倾动全城，对此云间逸士在《洋场竹枝词》 中写道：“富贵荣华四字精，苏扬名妓色倾城。”

就在扬州陨落多年后，1928年，久居上海的郁达夫，特地启程前往扬州寻访历史上的江南，就在满怀期待跨过长江、奔赴扬州时，郁达夫还满脑子回荡着千古文人对于扬州的称颂和赞美，然而进入扬州后，郁达夫才发现，扬州城里“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

在回忆起1928年的这次扬州之旅时，1935年，就在给朋友林语堂的信中，郁达夫说：“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院亭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



▲烟花三月下扬州，成为一场遗落千古的回忆

作家朱自清则在一篇文章《我是扬州人》中，阐述了自己对于扬州衰落的伤感，以及被新进崛起的上海人“地域黑”的辛酸：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

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

对于从小在扬州长大的朱自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座千古名城的陨落，更让他伤心的了，以致于连小老弟上海，都可以来肆无忌惮地调侃扬州人，以致于民国时期部分扬州人，甚至还需要通过冒充上海人来抬高身价。

这何曾不是扬州的失落？所谓“生于繁华，终于沦落”，在海洋文明和铁路时代兴起的风雨下，城市的交替兴衰在历史长河中，千年繁华，终究归于一梦。

参考文献：

叶美兰：《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缓慢原因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刊

薛冠愚：《太平天国运动对扬州衰落的影响》，《淮阴工学院学报》2012年8月刊

蔡云辉：《中国近代战争作用下的衰落城市》，《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杨效明：《太平天国对扬州衰落的影响》

刘惠敏：《大运河对城市文明兴起与经济发展的作用》

陈肖静 侯兵：《运河的变迁及其对扬州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朱云瑛：《隋炀帝与扬州》

薛翔：《作为艺术保护人的清代扬州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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