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怀疑慈禧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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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光绪皇帝画像

1889年，已年满十八岁光绪皇帝，终于获慈禧恩准，得以举行结婚大典。

清朝皇帝多在14-16岁间成婚。光绪迟迟未婚，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成婚即意味着成年，成年即意味着慈禧太后必须结束“训政”，必须交出手中的权力。

于是乎，光绪成了有清一代最晚婚的皇帝。

慈禧想住宁寿宫

尽管早在上一年五月，慈禧便不定期地入住了专供其“退休”后颐养天年的颐和园，以示自己归政皇帝是出自真情实意。但她随后强势指定自己的侄女为光绪皇后，且不愿意搬入慈宁宫，则明确意味着老太后并不愿从帝国政治生活的最高舞台上全面退出。

慈宁宫专供先皇遗孀居住，自孝庄皇太后开始，慈宁宫一直是历代皇太后、太妃与太嫔们了却残生之所。按照惯例，归政后的慈禧，也应该搬往慈宁宫。

但慈禧想去的，是宁寿宫。

宁寿宫有它独特的权力隐喻。此宫始建于康熙年间，后乾隆皇帝对其进行了改造，以便利自己归政之后养老。不过，乾隆85岁退居太上皇之后，并没有入住宁寿宫。理由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很硬朗，还可以继续留在养心殿主持朝政。

对此，乾隆曾有这样一段说辞：

“寿跻八十开五，精神康健，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理？仍当躬亲指教。”

意思很明白，虽然做了太上皇，但乾隆并不归政，朝廷的最高权力与政务的最后决策权，仍握乾隆之手。大臣们也很合作，随即联名上奏请愿，要求皇帝一定要在100岁之后再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新皇帝。

自乾隆之后一百余年，宁寿宫始终无人居住。原因无它，这里是太上皇、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的居所。一百多年来，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入住宁寿宫。

慈禧选中宁寿宫，显然是选中了它背后这种明晰的权力隐喻。老太后到了必须归政的时刻，但老太后不愿意交出她的权力，她希望以入住宁寿宫这种政治隐语，向帝国的大小臣僚宣布，她就是此次此刻清帝国的太上皇，清帝国的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她的手里。

屠仁守以退为进

老太后的这种心思，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心领神会即可，说出来则是大大的不合适。

但偏有“不合时宜”之人跳出来，直接捅破了老太后归政而不愿交权的这层窗户纸。

为了给自己归政之后继续操控最高权力赋予“合法性”，慈禧未雨绸缪，已在1889年初授意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了一个太后归政后清廷政务运作规则的“条目”。该“条目”一面承认光绪皇帝有接受中外臣工奏折的权力，同时又强调必须坚持“诸大政，莫不案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

这意味着，慈禧可以继续光明正大地执掌朝政。

稍后，礼亲王世铎以皇帝已经亲政、一切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由，请求辞去职务，慈禧不允，批示“所有开去要差之处，仍俟数年后一切全复旧制”——也就是说，在未知确数的“数年”之内，朝廷仍将继续维持慈禧的旧班底。

这些，都是慈禧不愿交出权力的明确讯号。



图：慈禧像

所以，上述批示刊布两天之后，御史屠仁守递上了一道极其诡异的奏折。

奏折的大意是：

“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殷，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乾隆皇帝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部院的文件奏本和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写‘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求皇太后阅览批示，然后才能施行。”

表面看来，屠仁守这道奏折正契合慈禧心意，但也正因为其如此“契合”慈禧心意，才招致了慈禧的愤恨——屠的奏折看似是在拥护慈禧继续执掌最高权力，实则是在逼慈禧明确表态：若同意屠的奏折，则意味着慈禧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身份自比乾隆皇帝，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屠的奏折，则需明确对外表态，宣布归政的同时也将同时放权。

屠仁守在御史当中，有刚直不阿之名，被誉为“西台孤凤”，非是谄媚取佞之徒。慈禧也明白，这道奏折是个以退为进的圈套，故而，她于次日颁布谕旨，严厉申斥了屠仁守。

谕旨中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本宫有鉴于前代后宫干政的流弊，及时归政，上合祖制，下顺舆情，真心实意，早已降旨宣示中外。如果归政伊始，又降旨要求书写‘皇太后圣鉴’字样，岂非出尔反尔，后世之人会因此将本宫视作何许人也？更何况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大意是：看了你这道奏折，实在是惊骇不已。我垂帘听政是迫不得已。鉴于前代后宫干政的历史教训，我早就公开宣布已决定要归政给皇帝。如果归政之后，奏折上还必须写上“皇太后圣鉴”字样，岂非出尔反尔，后世之人将怎么看待我？再说了，我垂帘听政乃是权宜之计，岂能与高宗皇帝（乾隆）的训政相提并论？

这道申斥谕旨，正是屠仁守所希望见到的。

吾家事即国事

屠被撤职查办的第二天，慈禧于养心殿东暖阁召见翁同龢。据翁日记，二人之间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首言昨屠仁守事，对：‘御史未知大体，然其人尚是台中之贤者。曰：‘吾心事伊等全不知。’对：‘此非该御史一人之言，天下臣民之言也，即臣亦以为如是。’曰：‘吾不敢推诿自逸，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对：‘此诚然’”。

大意是：慈禧提起屠仁守的奏折，非常生气。翁回应说：这个御史不识大体，但总体上还算是个好官。慈禧说：我的心事，这些家伙全都不懂。翁回应：请太后继续执政，不是该御史一个人的想法，天下臣民都这样想，臣也是这样想。慈禧说：我当然不敢推诿责任去逍遥自在，我的家事就是国事，我在宫中，自可朝夕提点教导皇帝如何执政，何必再公开下达谕旨说我要效仿高宗（乾隆）皇帝旧例继续训政呢？翁回应：太后说得非常对。

慈禧与翁对话时，光绪也在座。



图：翁同龢像

老母班与小孩班

慈禧不愿交权，光绪又已亲政，这组无法调和的矛盾，造就的结果，是晚清政治日趋陷入了帝党与后党的斗争漩涡。

光绪何时开始对慈禧心生不满，已难具考。但1887年慈禧以“训政”规避光绪“亲政”时，年轻的皇帝已屡次对帝师翁同龢表达过内心的苦闷和不满，翁明白皇帝何以如此，却又战战兢兢无言以对。

1889年大婚之后，皇帝的不满开始公开发作。对这场由太后一手包办的政治婚姻，光绪毫无喜悦和欢欣之感。婚后第4夭，他先是借口有病，将原定在太和殿宴请“国丈”及整个皇后家族、在京满汉大员的筵宴礼给撤销了；稍后，在命人将宴桌分送在京王公大臣时，竟又“未提后父后族”，以致京师街头巷尾议论纷纭。

年轻皇帝用这种毫无意义的方式，发泄着对老太后的不满。



图：光绪大婚图（局部）

光绪还曾怀疑慈禧想要害死自己的父亲醇亲王奕譞。1887年，奕譞病重，御医无可奈何，经醇王府延请的民间医生徐某诊治之后却大有转机。但宫中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光绪皇帝遂心生怀疑，就此询问帝师翁同龢。据翁日记记载：

“上曰：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冲酒，不令诊脉矣，此何也？臣未对。上又曰：余意仍服徐方耳。又问：今日往问候耶？臣对：无事不往。”

皇帝问翁同龢：徐某的药方有效，但如今不许他诊脉，这是为什么？翁一字未答，自然是因为面对皇帝的怀疑，无论说什么都不妥。

醇亲王奕譞死于光绪亲政后的第二年。当时市井间便有流言，称其死于慈禧的操纵医疗。奕譞之死已成谜案，惟其病危之际，医生、药方、药品全部由宫中派遣，醇王府无医疗之权，则是客观事实，光绪皇帝的怀疑并非全然无因。奕譞死后，慈禧还曾派人砍掉了其坟墓上生长的两棵白果树，理由是白果树长在亲王之墓上，“白”在上，“王”在下，合在一起便是“皇”字。如此种种，均难免勾起光绪对慈禧的怀疑。

这种疑忌，最后发展成了帝党势力与后党势力的对垒，且日趋白热化。甲午战前，连总税务司赫德的秘书英国人濮兰德，也已对清廷内部的党争形势一目了然：

“至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李(鸿藻)翁（同龢）同入军机，于是争斗愈烈，以至牵引宫廷。盖太后袒北派，而皇帝袒南派也。当时之人，皆称‘李党’‘翁党’，其后则竟名为‘后党’‘帝党’。‘后党’又浑名‘老母班’，‘帝党’又浑名‘小孩班’。”

这场“老母班”与“小孩班”之间的斗争，深刻影响了晚清历史的走向。甲午之战、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清廷的高层决策，皆因这种斗争而发生了致命的扭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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