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舰上的琴人|严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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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谭延闿登上了停泊在广州城外的永丰舰。二十个月前，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到永丰舰上避难，生活、工作达五十五天，永丰舰一度成为国民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意外地成为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其时，谭延闿身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登舰后由舰长欧阳琳（沧生）“导观各炮位及大元帅前年所居室，议论久之”。广东省长杨沧白也过来作陪，一干要员在甲板上饮食，“亦有别致”。

   

然而，兵气纵横的舰上竟然有一位琴人。谭氏参拜孙中山旧居室后，“俞参谋者导一琴师徐姓来”。既然以“琴师”称之，此君大约不是舰上的人；从上下文看，他也参与了衮衮诸公座谈与宴会，然后：

   

食罢，徐君弹《平沙落雁》《渔樵问答》《阳关三叠》各一遍，鼓《阳关》时以歌佐之，虽低音，自然闲雅，浙人故不凡也。徐之琴有牛毛纹，自云宋末元初物。余视其腹中有墨书曰“顺治辛卯〇（引者按：原文如此）月豫章琴师徐大来造”，然徐云此顺治修补时所题，然何以不曰“修”而曰“造”邪？

   

友人朱铭读《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2月）至此，以考出徐姓琴师名字为嘱，遂勉力为之。

   

自然先考察具有军事背景的琴人。查阜西出身海军学校，李伯仁系海军军官，但他们均不姓徐，自然可以排除在外；徐森（芝孙）身在军政界，但是江苏六合人，自然也可排除。谭氏强调“浙人故不凡也”，或许与他极其推重蒋介石有关。姓徐的“浙人”，很容易让人想到徐元白（1893—1957）、徐文镜（1895—1975）兄弟。据《今虞琴刊·琴人问讯录》，徐元白能弹的曲操是《高山》《潇湘》《渔樵》《春山》《墨子》《洞天》《平沙》《鸥鹭》《静观》《渔歌》《秋江》《普庵》《岳阳》《搔首》《列子》《神游》，徐文镜是《平沙》《良宵》《高山》《鸥鹭》。谭氏所记三曲，两曲见于徐元白，一曲见于徐文镜。不过，《平沙》《渔樵》流传极广，几乎到一定程度的琴人都能弹之，并不具备独家或罕传琴曲的标识度，所以只能供参考而已。至于《阳关》，不仅弹奏技巧极为简单，而且当时有贬斥琴歌之风，视弹唱为江湖派，徐氏兄弟若能弹《阳关》而没有写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徐元白，能弹琴曲罗列已多，增此一曲并不能加分。《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又载徐元白藏琴六张，因为信息过简，也无法就此入手。

   

徐氏兄弟早年从事军政，材料都很少。易代之际，徐文镜远走台、港，徐元白则留在杭州半角山房，生活陷入困顿。查阜西一九五三年六月写道：

   

一九三三年游杭州时，在湖边某寺听章梓琴弹琴，由章介绍相识，问其身世，据称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充幕僚，其时国民党取得政权，彼反赋闲，在杭赁屋而居。问其故，笑而不答（自己在湖边盖屋未完工）。久后始知徐为李（济深）系干部也。（《查阜西琴学文萃》第26页）

   

查阜西意在向民族音乐研究所推荐徐元白等人为通信研究员及特约演奏员，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窘境，故此处措辞极为审慎。国民革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是一直被肯定的，因此提到了徐元白在国民革命中的身份；再以徐元白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赋闲，暗示他与国民党并不密切，离权力层较远；又因李济深在新中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点明徐元白与李的关系。李、徐有旧，自然不假，一九一三年徐氏兄弟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就是出于李济深的引荐。一九二九年，李济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被软禁在南京汤山，一九三一年释放后一直从事反蒋活动。就在查阜西、徐元白相识的当年，李济深、陈铭枢等率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合作。徐元白赋闲，自然是因为李济深系统的失势，但他又不在系统核心，应该没有参加过一九三一年后的反蒋活动，否则查阜西定然会提上这重要的一笔。从五十年代前期徐元白不断变卖衣物才能勉强度日来看，李济深好像也没能帮上什么忙，可见他们的关系未必多深。

   

而徐元白一九三三年之前的经历，如今所知如此之少，可能也就预示着他与国民党权力层关系未必多浅。他“任何应钦秘书，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进入福建后，曾任县长”（《徐氏双杰》，政协台州市椒江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页）等等，近年才被人渐渐提及，大约可见端倪。北伐军攻占福建在一九二六年底，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正是何应钦。徐元白任其秘书，大约正是其间。当其时也，第一军的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有刘峙（据徐元白文孙徐君跃先生告，徐文镜系其秘书）、顾祝同、钱大钧、韩德勤等人，团长有孙元良、薛岳、蒋鼎文、卫立煌等人，数年之后，悉为国民党要人。一九三四年后，徐元白重回军政界，自然离不开这多年来积累的人脉。可以想象，这些经历最终都成为沉重的历史负担，压在晚年徐元白的心上，再不提起。

   

既然徐氏兄弟追随孙中山革命颇久，长期在广州一带工作，谭氏笔下那位永丰舰上的徐姓琴师，会不会是其中一位？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发现二〇〇七年五月蔡积悦兄在复旦大学一个民乐组织讲座时，提过一句“……徐元白先生则是国民党中山先生的幕僚之一，可能还上过中山舰——当然，这个没有看到过史料确证”，赶紧向蔡兄请教。蔡兄说，大约是二〇〇三年前后的某次西湖琴社雅集中，他亲闻徐元白之子徐匡华（1917—2007）先生说起。佐幕孙中山，或有夸饰，但上过中山舰，指向明确，是不会错的。鼎革之前，徐匡华已过而立之年，父亲的这些特殊经历，恐怕自小便耳熟能详。

   

那么，中山舰和永丰舰是什么关系，徐匡华何以会记得父亲上过中山舰？一九二四年四月谭延闿登舰后两年间，永丰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四月改名为“中山舰”以志纪念；二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发生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转向决裂的开始。

   

            己亥六月晦前二日

本文刊2019年9月20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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