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启示录：大国以谁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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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的互动

上周“大视野”写了《京都职人记》。京都是秦朔朋友圈和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全球商业文明之旅”的第一站。日本有“职人精神”，正如德国有“隐形冠军”，都是值得心态比较浮躁的我们借鉴的。

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始于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于此，当时叫平安京，以唐代的长安为摹本建造，面积为长安的五分之一。天皇的居住地大内里，位于平安京正北。外面以朱雀大路为中心，整座城分为两个对称的部分，即右京（又称“长安”）和左京（又称“洛阳”）。因右京地形不利于开发，所以主要在左京一带发展，后来又跨过鸭川向外拓展。今天京都的传统区域仍有洛西、洛中、洛北、洛东和洛南的说法，而在织物、饮料、街边店、公交车上，“洛”字也络绎不绝，如“京洛锦”、“洛水”、“洛禅”、“洛BUS”等等。

京都的历史，让我想到了大国之间的相互影响。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同时也会和别的国家产生互动。有些互动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国与国的互动往往能转化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动力，但有时也会导致恶性对抗甚至战争。

在日本历史上，有过三次以外国为师的经历。古代以中国为师；近代脱亚入欧，以西方为师，特别是以德国为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师。有意思的是，尽管不断以外国为师，日本依然保持了鲜明特色，日本依然是日本。日本求学于世界，促进了自身发展，但以德为师也激发了军国主义的扩张性，给亚洲造成巨大灾难。

可见以谁为师，究竟向老师学习什么，背后是国家道路的选择问题，实乃要务。


古代：以中国为师

中国文明开化的历史远早于日本，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日本列岛还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中日交往在公元一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已有记载。三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和佛教开始传入日本。四世纪和五世纪，不少大陆移民来到日本。隋朝，日本4次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学习。唐朝，在公元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18批遣唐使及众多留学生、留学僧，平均15年左右就有一批。中国对日本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学、建筑、艺术、历法、衣食风俗、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仿照唐朝的制度，颁布《改新之诏》，实行改革，即“大化改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国家。改革所颁律令中，与唐律相同相似的条文达420多条。日本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建立中央官制和国、郡、里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以唐朝均田制为蓝本，废除部民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以唐朝府兵制为蓝本，建立“防人制”军事体制，在京师设五卫府，在地方设军团，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

日本儒学思想家太宰春台（1680-1747年）曾说：“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

唐朝（618-907年）是古代中国的鼎盛期，也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时期。日本当代学者木宫泰彦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当时日本形成了所谓“唐风文化”，以奈良时代（710-794年）和平安时代（794-1192年）早期为盛。桓武天皇时，中国的天台宗、密教传入日本，后来形成了日本佛教。

但在平安时代中后期，由于唐朝衰落，日本遣唐使冒着横渡东海的风险来到唐土，感到所获甚微，公元894年后就没有再派过遣唐使。在一边倒学习唐风的基础上，日本开始兴起更具本土审美色彩的“国风文化”，又称“贵族文化”，主要是上层贵族追求高雅文化和优雅风格的结果，如和歌、日记文学、以《竹取物语》《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语文学，以及画在拉窗、屏风上的大和绘和“画轴”等等。

宋朝，程朱理学传入日本，日本成立了宋学的“藩校”，教育士绅。蒙元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们认为原来的中国已“亡国灭种”。但1368年明朝建立后，从1401年到1547年，日本又派出了19次遣明使团，既是朝贡，也有很多文化交流。

总之，古代日本以中国为师，学习和吸收了很多东西。拿文化之本的文字来说，日本今天在报刊杂志上使用的汉字还有四五千个，7到9世纪日本朝廷的官用文字就是汉文，可见其影响。但日语对汉字并不是囫囵吞枣全盘照搬，很多汉字在日语中已失去本来含义，只是用作一种符号表示日本语音。日本拼音文字中的片假名和平假名都是通过摄取汉字的一部分，或是通过简化汉字的结构而形成的，但它们的出现，意味的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字的形成，而不是一直以汉字为拐杖。

文化交流往往是双向的。汉字从中国传到日本，但近代以降，很多汉字名词又从日本流到中国。这些“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也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共和、干部、方针、政策、理论；经济、科学、商业、健康、法律、美学；否定、肯定、假设、直接；电话、海拔、警察、杂志、防疫、法人、航空母舰，这些词都源自日语。




近代：以西方为师

如果说古代日本对中国的学习是落后一方的主动行为，近代日本的国门则是在美国军舰威胁下被迫打开的。但打开后，日本采取了积极对外学习的态度，推行明治维新，很快完成了近代化，在亚洲取得了领先。

19世纪西方列强完成工业革命后，为扩大市场进入亚洲。日本近海的外国船只在登陆后提出通商要求，但当时主导日本政局的江户幕府一直拒绝。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舰船组成的船队，带着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在日本浦贺入港，向日本提出开国要求，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美缔结《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的港口，之后又与英、俄、荷兰签署了同样的条约。1858年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中，日本还向美国单方面提供了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条款。

在西方列强冲击下，日本的革新派为打倒腐朽的幕府统治，重新抬出长期皇权旁落的天皇作为领袖。1868年，刚即位的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归天皇，成立天皇政府。经过一年多“戊辰战争”，推翻了700多年的幕府统治。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明治维新开始，决心“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先是将土地、人口从大名（封建领主）手中收归国家，然后“废藩置县”，进行全国行政区划改革，分为3府72县；1872年将土地分给农民，解除长期土地买卖禁令；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长期由武士统治庶民，而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阶层的称号和特权，改称其为“士族”，士民工商“四民平等”，并取消通婚、迁徙、征兵、择业等限制，以建立平等的全民身份认同。

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由48人组成、涵盖了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岩仓使节团”，外加60人的留学生，开始了历时22个月、遍行12个欧美国家的参访学习，他们归来写成的2000多页的《美欧巡游实录》于1878年发行全国。以此为基础，“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等人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明治政府的总方针。

明治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并引进缫丝、纺织等先进设备，建立示范工厂（如1872年建立的富冈缫丝厂安装了从法国进口的300台最先进的缫丝机）；

积极雇佣欧美技术人员和专家。明治9年（1876年）有500多名外国人赴日，政府为一些专家提供的薪水高于政府的大政大臣；

发展交通。日本第一条铁路1872年在东京和横滨之间开通，建设资金源于从英国募集的外债，指导工程建设的建筑师埃德蒙?莫雷尔是英国人，列车使用的也是英国产的机车；

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

司法仿效西方。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发展教育，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人才；

推动民营化。1880年代初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资本家（政商），以优惠政策鼓励华族（奉籍还乡的地方诸侯）、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

在明治维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岩仓使节团。他们事先定好调查项目，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通过考察和拜访各国君主、首相、企业家、学者，他们认为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国民刻苦勤奋，是西方繁荣的原因。而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此为勤勉工作之基。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他们对铁路、通信、煤矿、钢铁厂、机械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视察，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四五十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他们最担心的是日本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就像印度、东南亚和中国香港那样，他们认为日本如果想一直保持独立，就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尽早转型为现代国家，实现经济繁荣，进而依靠经济实力加强军事力量。

岩仓使节团中最小的留学生津田梅子当时只有6岁，是5个女留学生中最小的。她在华盛顿近郊的乔治城接受了中小学教育，1882年归国，后再次赴美在布林莫尔学院专攻生物学。回国后于1890年创建了女子英学塾（现津田塾大学），摈弃针对女性的繁缛礼节教育和出嫁前的家务能力训练，引进美国先进的教育课程。


| 涩泽荣一、福泽谕吉

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旗帜性人物包括涩泽荣一。他1867年参加了巴黎世博会，在赴欧一年间深受震撼。明治维新后他在政府任职，1873年退休后参与创办和投资了第一国立银行（现瑞穗银行）、王子制纸、大阪纺织（现东洋纺）、东京瓦斯（现东京燃气）等约500家民营企业，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又如福泽谕吉，他1860年乘坐幕府的军舰访问美国旧金山，回国后受雇于外交机构任译员，1862年前往英、法、荷、德、俄等欧洲各国考察，1866年出版《西洋事情》，1867年赴美访问华盛顿和纽约。福泽的一生深受富兰克林的影响，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日本乃至亚洲推行《西洋事情》第一篇卷首提出的文明政治的6个条件：尊重个人自由，法律不束缚国民；保障国民信教的自由；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实学校教育；依靠合理的法律稳定政治，从而培育产业；时刻注重国民福祉的提高。

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为日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不能忽视，日本能在短时间内腾飞与其自身基础也是分不开的。江户时代的日本，武士入藩校学习，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设立的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学习读写，初等教育很发达。佩里在签署《日美亲善条约》时，向日本赠送了美国的武器、电报机和蒸汽机车模型，一年后日本的佐贺藩便独自成功研制出了蒸汽机车，伊予宇和岛藩建造了蒸汽船，佐贺藩设置了大炮制造所，仿制出英国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也就是说，日本自身的文明基础使其一旦开放，就能很快拥有模仿西方文明和技术的实力。佩里曾言：“如果日本打开国门，恐怕会成为美国强劲的对手。”




| 图注：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明治宪法：以德为师

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指出，“改革的动力是西化。……英国模式自然作为铁路、电信、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纺织工业以及许多商业方面的模范；法国模式用来改革法制、改革军事（后来采用普鲁士模式），海军当然还是学习英国，大学则归功于美国。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在日本人的监督下——从1875-1876年的五六百人，上升到1890年的3000人左右。然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就困难了。……（他们）实际上是想制造一个新的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教，即神道崇拜。”

日本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后，很快就开始军国主义扩张，变成灾难制造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日本并没有选择以民权、人权为本，而是选择了天皇至上。在政治制度“以谁为师”这个问题上，日本的选择是德国。

岩仓使节团考察欧美时，对各国宪法及议会制度都作了调研。他们认为，英美实行民主与自由，对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很大作用，但其政治体制不符合日本国情，他们对德国的政治制度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则极为赞赏。“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主张，日本不能简单模仿君民共和制，而应按日本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开化程度斟酌其利弊，制定宪法典章。木户孝允认为普鲁士的情况与日本极其相似，岩仓具视认为“普鲁士宪法最适于渐进主义”，应以其为模范。

明治时代政界、学界的代表人物，1877年出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加藤弘之也主张，“日本必须成为弗里德里希大帝领导下的普鲁士一般的启蒙专政国家”，“在天皇成为专制君主后，随着开化程度提高，向立宪君主制迈进”。加藤弘之翻译了欧洲学者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该书对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尤其对选择民主政体的法国不断发生革命、对民众权利的损害作了重点分析。伯伦知理认为，注重民权、轻视国权将使国家陷入混乱，民权反将受到更严重的蹂躏。这给加藤弘之很大影响。1882年，加藤出版《人权新说》一书，否定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宣扬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出“人类权利是优胜劣汰的产物，是胜者为保全自身地位安全而对弱者给予某些自由和保障，因而个人权利应由国家大权（皇权）的掌握者保护”。他反对普选，强调权利进步须基于民情风俗进步。这些主张事实上已不再强调国家的责任是保护民权，而转向强调统治权高于民权。加藤的想法影响到不少御用学者，进而影响到明治宪法的制定。


| 明治天皇

1881年7月，岩仓具视向天皇提交了草拟的《宪法纲领》，指出日本立宪设国会有两种途径，“其一为模仿英国政党政府，执政进退多委于国会；其二为渐进主义，仅赋予议会独立立法权，行政长官组织的选择则赋予国王，比拟于普鲁士。……与其一时激进以致将来出现不得已状况而后悔，莫如仿效普鲁士步步渐进，以为后来留有余地。”

1882年3月，明治政府又派出曾是岩仓时节团成员的伊藤博文，率团前往欧洲，专门考察宪政。由于代表团已经知道帝国宪法的制定要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宪法为样板，所以在欧洲考察的13个月，8个月都是在德、奥。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格涅斯特给他们上课，力主限制议会权限，扩大皇室及政府权力，强调“英国为共和政体，权在议院，不适于日本……德国情况与日本近似，其虽设议院，但贤明之皇在上，议院之权薄弱。日本开设议院，亦不可以议院多数决定事项……帝王要掌握兵权、财权，不可旁落；要减少议会的立法权，而有帝王布令之权……把议会降低为单纯的咨询机构”。格涅斯特还宣称，“贤愚、贫富、贵贱、统治与被统治乃自然之势，是永久不变的社会秩序”。

1882年8月，伊藤博文从维也纳写报告给岩仓具视，说：“师从格涅斯特、施泰因（注：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两位先生学习国家组织基本知识后，深信巩固皇室基础和大权不坠至为重要。我国现状是国人只读英、美、法过激论者著作，奉之为金科玉律，……两位先生主要观点认为邦国组织无非君主立宪和共和两种……如果是君主立宪政体，则君位君权非居于立法权之上不可。”在1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伊藤博文更称“偏重民权共和是与立宪君主政治背道而驰的”。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正式颁布。它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76条中有46条抄自普鲁士宪法。明治宪政体制本质上是天皇、贵族、财阀、军阀、官僚的联合专制，确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如天皇在帝国议会协赞下行使立法权，天皇裁可法律，并令其公布及执行；天皇可召集帝国议会，并可命其开会、闭会、停会或解散众议院，议会闭会期间，天皇可发布代替法律之饬令；天皇定行政部门官制及文武官员薪俸，任免文武官员，天皇统帅海陆军，天皇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可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天皇可宣布戒严，等等。各大臣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这事实上剥夺了议会的行政监督权，使其只是橡皮图章。

明治宪法宣布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如担任文武公职、居住和迁移以及言论、出版、集会及结社等，但限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并明文规定：“本章揭载条规，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时，不妨碍天皇大权的施行”。也就是说，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而人民的权利是相对的。

德国和日本的宪政体制相似，两国在富国强兵方面的速度都很快，也都走上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道路。他们都是“未成熟的政治民族”。明治宪法规定陆海军的统帅、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与议会和内阁毫无关系，因此军部的势力权力极大。军事参议院由元帅、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等组成，可将军部意见上奏天皇，掌握军部实权就能控制军事大权，左右内阁，没有制约。这是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侵略邻邦、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富强的制度因素。

当然，德国和日本也有一些文化上的相似性，比如都有“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斯宾格勒），都有强烈的危机感（德国作为森林民族要与动物周旋，日本作为岛国自然灾害频繁），都有民族优越感。这些文化和制度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对外武力扩张的侵略性，使他们像“病孩子”一样，身体已经发育起来，但精神思想仍未完全成熟。日本有“荣光的明治”，但很快就转向“黑暗的昭和”，并不是偶然的。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师

接下来的日本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迫进行了民主化的宪法改造，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化国家。

对二战结束后的日本，麦克阿瑟这样评价：“整个近代史上受到过这么大破灭的打击的前例还没有过，这个岛国的居民一直是相信他们的士兵是无敌的，文化是卓越的……但所有这些在一瞬间给颠覆了，他们蒙受了不能想象的灾难。在这个时候和所有人类一样，他们会转而乞灵于宗教，但是日本连宗教都已经被国家吸收而成为了法西斯体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这样的一个日本，重新站起来，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了投降书，盟军总部开始遣散700万日军并销毁其军事装备与设施。很快盟军总部发布“自由指令”，命令日本政府立即废除限制人民自由的一切法律、敕令、条例和规则；发布废除神道的指令，禁止日本政府官员以公职身份参拜神社，宣布神道与政府的行政、财政、教育脱钩，禁止宣扬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以及天皇和日本民族的特殊起源论。1946年1月1日，在盟军总部的授意下，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被迫承认自己不是神；1月4日，盟军总部要求日本清洗各类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11月3日，日本政府颁布了获得麦克阿瑟完全赞同的《日本国宪法》。

这部新宪法与明治宪法相比，主要特征是：一、“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将一系列十分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赋予日本国民，实行“象征天皇制”，天皇的权力和作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废除辅佐天皇的枢密院、贵族院及天皇制的支柱——军部；二、放弃战争；三、废除对天皇负责的“敕命内阁”，建立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确定，一般由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总裁担任；四、建立体现国家主权的国会。战前的国会只是“协赞”天皇立法的橡皮图章，战后的国会成为体现国家主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取消了贵族院，设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均由20岁以上男女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权力包括：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和国家预算，通过宪法修正案，调查国政，选举和罢免内阁总理大臣，质询内阁官员，弹劫法官等。

日本出台的宪法草案被称为《麦克阿瑟草案》，它实际是美国制度与英国制度的结合物。天皇降到只是国家象征的地位，三权分立体制得以确立。

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美国解职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利益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国家驱动力

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驱动力。有的国家的驱动力是内生的，有的是外源性的；有的源自内部国民的要求，有的源自外患，有的则是对外扩张的需要；有的是追赶驱动，有的是竞争驱动，有的是自我超越的驱动。

这些驱动力中，包含着一个国家的使命、欲望、利益、实力、权衡、价值判断，以及机会的抉择。

两位日本学者这样评说近代日本的驱动力。

“民族意识只要它是自觉的，早晚它就要凝聚成政治上的一体意识。……如果把以这种民族意识为背景而产生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主张称之为广义上的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恰恰就是近代国家作为近代国家而存立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推动力量。”（丸山真男）

“一般地理上孤立的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走向近代化时，与其说是由于该国自身内部的酝酿，倒毋宁说是外来文化的刺激乃至外来压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日本近代化的序曲，奏响于18世纪中叶俄国的南下。”（石田一郎。注：俄国南下是指当时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不断沿西伯利亚和堪察加半岛扩张，试图把日本作为供应西伯利亚所需物资的基地。）

近代日本从“民志划一”和“一君万民”中获得了应对外来压力的动力，因此而崛起；而此后，“七生报国，效忠天皇”的痴信，加上“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要体现此根本，当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使万国君主皆为日本之臣仆”的扩张欲，纠缠在一起，使日本陷入了将侵犯他国“一统五洲”当作“国务”的歧途。

但是，一个国家的驱动力并不是不可以调节与引导的。这种调节，有时依靠自我的反思，有时只能依靠外部因素的矫正。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以日本为例探讨大国之师，希望得到的结论，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以及孰优孰劣。以天下为师博采众长，以文明为师反思不足，以人民为师兼听则明，这大概是恰当的选择吧。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也以此文祝愿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家，既拥有绵长浩荡的力量，也拥有以人为本的健康理性。祝她生日快乐，和她一起进步成长！

参考文献：

《日本的智慧》，冯玮，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求知于世界》，舒择，《决策》2003年第一期《明治维新：日本迈向近代国家的进程》，河合敦，日本在线《仓使节团：环游世界，探索日本现代化的方向》，泉三郎，日本在线《也析德国榜样与日本明治宪政改革》，杜小军，《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明治宪法”与“麦克阿瑟宪法”的比较研究》，姚敬恒，《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04期《日本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三个阶段》，冯玮，腾讯思享会

全球商业文明之旅专题链接：京都职人记 || 大视野

转自秦朔朋友圈 作者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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