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死士：他们牺牲时，平均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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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世界正式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

抗战十四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最后的胜利！

民族危难之际，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历经国破家亡、山河破碎，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代价，其中一大部分为中国军人，包括年轻的中国空军。

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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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位15岁的江苏少年，跟随着5000多位学生一起，游行到了南京，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要求“送蒋介石北上”的请愿活动，愤慨于日本人的悍然侵占东北以及东北军的不战而退，这位15岁的少年和那个时代无数的中国学生一样，在热泪和愤怒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这位少年，名叫陈天民，日后，他以“爱国怀民”为念，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怀民（1916-1938），这位来自江苏镇江的少年，来自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陈子祥曾经东渡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曾经创办过一系列体育产业。


▲家境优渥的陈怀民，选择了弃笔从戎。
家境殷实的陈怀民，与他的父亲一样，具有青春热血的基因。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已经16岁的少年的陈怀民再也无法在课堂安坐下去，最终选择了从常州中国工艺专门学校退学，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十九路军中的学生义勇军；1933年11月，17岁少年陈怀民，又考入了位处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第5期，1935年毕业后，他正式加入了中国空军。
他就读的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有一个著名的校训，那就是：
“我们的身体、飞机与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民国时期矗立的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训碑文。
从入校的那一刻起，这些热血青年们将要面对的，不是傲人的薪水，而是绝大部分将要为祖国奉献生命的“取义成仁”的驰骋蓝天的豪情。
在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这个大部分学生将以牺牲殉国为归宿的中央航空学校，一度是中国的权贵子弟们，最为向往的地方：
从民国“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怙，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复，诗人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以及出身合肥超级富豪人家的金英——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这些出身优越的那个年代的中国中上阶层的子弟，并没有因为优渥的生活而放弃奔赴国难，而是选择了与祖国患难与共。
而迎接他们绝大部分人的归属，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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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空军招飞严格，因此在当时，考入中央航空学校以及最终加入中国空军的，普遍是出身优越的文化青年。1935年毕业后，陈怀民最终被编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1937年8月抗战伊始，陈怀民就参加了淞沪空战；9月19日，他在击落一架日本驱逐机后，被日军飞机重重包围，在油箱被击中起火后，陈怀民的战机急速下坠，为了保全战机，他在离地面只有百来米时，关掉螺旋桨开始滑翔，最终在原南京江浦县一块平地上迫降，飞机最终撞在一颗大树上，他身受重伤，一直休养了三个多月才康复。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陈子祥去看他，陈怀民却说：“打仗就不能太怕死，我上了天就没有准备活着回来，否则，作战中就会挫伤自己的意志。”
考虑到陈怀民重伤初愈，空军部门就想调派陈怀民到航校去当教官，没想到陈怀民却直接拒绝了，他说，中国空军的实力本来就弱，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更是稀缺，所以在他的强烈求战下，他最终重返战场，并于1938年4月在支援台儿庄作战中，一举击落了三架日本战机，而他的代价是右腿被敌机子弹打穿，幸而最终成功降落。
他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战场，终将无情地将他裹挟。
在那场为期八年的抗战中，中国空军前后共击落、击毁1200多架日军飞机，自身也损毁1000多架飞机，并有4000多位空军将士牺牲；而他们殉国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陈怀民与战机合影。
22岁的陈怀民，也即将走到自己人生的尽头。
1938年4月29日，日本48架战机在所谓裕仁天皇生日的“天长节”（中国人称“鬼王节”）这一天，大举进犯华中重镇武汉，企图一举歼灭驻守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而陈怀民，也引来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战：
在击落一架敌机后，陈怀民马上就被几架日本战机团团包围，并被敌机疯狂围射，当时，陈怀民的飞机油箱中弹起火，飞机急速下坠，在此情况下，如果陈怀民跳伞，本可以成功逃生，然而，他却急速拉升飞机，并以一个180度的急速转身，猛地盯紧一架日军战机全速撞去，最终，他与敌机一起在空中爆炸起火，坠落长江以身殉国。而被他撞毁的，是号称为日本空军“红武士”的高桥宪一。
在那场空战中，武汉全市的军民全部抬头仰望蓝天，很多人目睹了陈怀民在空中的壮烈一刻；最终在那场空战中，中国空军一举击落21架日军战机，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为辉煌的胜利。
然而，那个22岁的小伙子，再也没有归来。
当时，陈怀民的家人跟随着当时无数的中国军民一样，也辗转来到武汉避难；在牺牲的前一天，或许是有所预感，陈怀民特地请假去看家人，临走前，他掏出自己在部队为数不多的薪水、一块银元给他母亲魏静诚说，妈妈，你等我回来。
魏静诚后来则给儿子买来了四个橘子，她说，等儿子空战回来一起吃，然而，这位母亲，再也没有等来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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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牺牲的前一晚，1938年4月28日，陈怀民在日记中写道：
“在家中，我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父母亲讲讲。我怕他们难受，又怕他们为我的安全担心，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常与日机在空中作战。打仗就有牺牲，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机击落，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事情，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是为国家和广大老百姓而死，死得有价值。如果我牺牲了，切望父母节哀，也希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继续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陈怀民牺牲后，他的女友，出身银行家家庭的浙江大学学生王璐璐，千里迢迢来到武汉奔丧。
就在此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陈怀民送给了王璐璐一件旗袍，他对她说：“这件衣服是我买给你的唯一纪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牺牲了，你就把它永远珍藏在身边。你看到这件衣服，就像看到了我一样。”


▲1935年毕业的中央航校学生在呐喊求战。
在整理陈怀民的遗物中，王璐璐看到了陈怀民在1938年3月底，在日记中为她写下的一首情诗：
“为你，我爱恋发狂，为你，相思成疯你不知。今生能否再见你？我只愿在你唇边再沾，那我一生也幸福。”
带着对这位空军男友无限的爱和思念，王璐璐最终在陈怀民殉国的长江江段，跳江自杀。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们最终选择了，在天国一起厮守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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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灾难中，无数的青年挺身而出保家卫国：而无数的父母，则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前线，在西南联合大学，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更是将正在读大二的儿子梅祖彦送入了中国远征军，而他的二女儿梅祖彤，也参加了战地医疗队、成为了一名战地护士。
当时，西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大学组成）物资匮乏，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特地给梅贻琦下发了一笔补助金，但他却将此全部转赠给了学生，自己却带着全家人一起吃白饭拌辣椒；由于经济窘迫，他的夫人韩咏华，抗战时经常在昆明街头售卖糕点补贴家用，韩咏华给这种糕点取了个名字，叫做：“定胜糕”。
当时，清华大学拥有一笔美国的庚子退款，梅贻琦管理这笔基金，却从未为自己谋过一分好处，抗战时，有一次他的弟弟梅贻宝来他家中探望，才知道这位校长竟然住得如此逼仄，而侄子梅祖彦由于逃空袭摔坏了眼镜买不起新的，只能在昏暗的油灯光中，将脸蛋几乎贴到了书上进行学习。
而作为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一生显贵，手中掌握着庚子退款的巨额基金，退到台湾后甚至出任“教育部长”，但他却清贫到，1962年去世后，连殡葬费都是依靠亲友资助才得以进行。


▲将儿子送上前线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除了梅贻琦，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则早早加入空军；原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儿子蒋仁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在抗战中则加入国军成了军事译员；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则在抗战中加入国军，成为了汽车部队驾驶兵。
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陆军中将的俞大维，他的儿子俞扬和（1924-2010）也在抗战中参加了中美联合飞行大队，并先后参加三十多次空战，直至最后被日军战机击落、跳伞重伤，才被迫退出战斗。
在那个国家和民族需要他们的时刻，这些作为民国政府要员或达官贵人的父母和中华儿女，也从未退缩，而是勇往直前、奔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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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是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也奔波在抗日最前线上。
1938年7月，在日军的围攻下，江西九江沦陷；在此情况下，3000多国军退上庐山坚持抗日，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庐山孤军”。
让国军将士们想不到的是，1938年8月30日，年仅28岁、时任江西保安处副处长的蒋经国，戴着一顶草帽，穿着一双草鞋，背着驳壳枪，冲破日军的重重包围，和几位兵士一起，沿着小道爬上了山。
在这位蒋介石的独子，出现在3000多被日军重重包围的国军将士眼前的时候，将士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位当朝“太子”，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冲到了第一线。


▲蒋经国与蒋介石。
到达庐山的第二天，蒋经国和庐山的孤军将士们一起举行了一场升旗礼，在日军的飞机盘旋和炮声隆隆中，蒋经国对孤军将士们说：
“国旗是代表国家的主权，国旗在什么地方，主权就在什么地方，现在庐山升起国旗来了，我们要拥护这国旗，保卫国家主权，誓以血肉，粉碎敌人对庐山的进攻。”
将士们也热泪盈眶，他们呐喊着说：“决心以血肉保卫此庐山神圣地区，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庐山上，蒋经国冒着日军的不断冲锋和炮击，在山上停留了七日，并访问了每一处孤军将士们驻守的阵地，此后，他又回到江西赣县，并在当地坚持抗日军政改革，后来，他又参加了蒋介石发起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
1939年12月12日，为了报复蒋介石父子，日本人动用六架战机，轰炸了蒋介石的故乡浙江溪口；在当天的日军轰炸中，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先是被日军的战机扫射中枪、然后被倒塌的墙壁压倒身亡；对此，蒋经国马上从江西回到浙江，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并立了一块石碑在母亲坟墓旁边。


▲蒋经国的“以血洗血”碑文。
接到前妻毛福梅的死讯后，蒋介石则在日记中痛苦的写道：“接经儿电，方寸不知所止。”但他只能提醒蒋经国，对毛福梅的葬礼秘密进行，不要发丧，以防止被日伪利用进行扩大宣传。蒋经国对此写信给蒋介石说：
“目睹惨状，痛苦欲绝”，每每想到“夜间织布补米袋，每春则提篮采桑养蚕”的母亲，总是忍不住流泪，他向蒋介石哭诉说：
“儿本不想将以上诸事禀告大人，但今日除大人外，尚能与何人谈心事耶？”
然而，日军很快就攻陷浙江溪口，毛福梅下葬不久后，坟墓又被日本人挖开破坏。
6 1937年8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收到了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儿子、中国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张锡祜（1911-1937）的信，他哪里会想到，这竟是儿子的最后一封信：
张锡祜在信中，给父亲夹了一张他站在飞机前的相片，信中写道：
“男等现已奉命出征，地点关系秘密性质，信扎之中不敢奉禀！……儿昨整理行装，发现大人于四川致儿之口谕，其中有‘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于终老，然也不敢为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
此次出征，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自能奉双亲于故乡以享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男锡祜 谨禀 二日晨”
这封信写下12天后，1937年8月14日，在从江西奔赴上海淞沪前线、抗击日军的飞行中，张锡祜驾驶的飞机不幸遭遇雷雨失事，最终殉难长空，牺牲时，他年仅27岁。


▲出身名门的张锡祜。
早在1932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这位当时22岁的小伙子，就毅然弃学离家，投笔从戎，与12位南开同学一起考入位处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就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27日，作为学生家长的张伯苓还应邀参加了儿子的毕业典礼，并作为家长代表上台发言。在致辞中张伯苓说：
“杭州有一名人之墓，便是岳武穆（岳飞）将军。岳氏年少的时候，他的母亲，曾以‘精忠报国’四字，刺之背上。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以此四字，刺诸诸生之心。如将来为国御侮，万一失败，就不必再回到家去！我们教育儿子，的确是这样的！”
张锡祜最终用死，践行了父亲的教诲。儿子死讯传来后，张伯苓惊愕呆怔，没有哭，只是缓缓说了一句：
“死得好！死得好！”
为了不让夫人王淑贞受到刺激，他一直对妻子隐瞒着儿子的死讯；而他则一直将儿子张锡祜寄来的最后的那封信放在办公室，时时拿出来看了又看，一直到1951年张伯苓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看到了那封他一直珍藏在办公桌里的儿子的遗书。


▲民国教育家张伯苓。
那个27岁的年轻人、空军将士和儿子，最终永恒凝固在了那封书信中，成了张伯苓最为珍贵的回忆。而他们，无数为了保家卫国，而英勇舍弃优渥生活的公子哥们；以及站在他们身后，默默忍受悲痛和泪水的父母、亲友们，也凝化成了一个时代，最为经典的背影。
而如果问为什么抗战能够胜利，正是因为有了包括他们在内的亿万中国人民的奔赴国难，我们的民族火种才能得以延续流传。 因为无论来自哪里，一颗爱国的心，是永恒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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