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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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波

“我们是谁？”“大学生是什么？”在2009年就业高压下的中国，这个问题突然让择业者和全体国人都为之失语。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9年就业问题面临高度压力的今天，几代大学生的遭际与命运截然不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既有时代烙下的差异性印记，也有我们这个民族恒久附着的共同命题。

1977年，中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荒废11年的教育(不仅高等教育)被重新拾起，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被重新点燃。

与此同时，重新返回知识殿堂的大学生被社会予以“天之骄子”的美誉与尊荣，这是一个民族被狂妄与无知耽搁之后，对知识表现出的向往、渴求与尊重。而不易察觉的是，“天之骄子”，这种对“新科举”胜利者的全新称谓，事实上是另一种“身份分别”的延续。

古老的中国，世代等级森严、身份分明。文化与教育在体制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同源性，“学而优则仕”，读书改变命运。改变命运，就是从改变“身份”开始。这个古老的规则，一直没有被真正改写。

1989年，中国高校开始小范围试点“双向选择”，到21世纪初，基本全面推行自主择业制度，这是一个个人的意志开始得到尊重的过程；而更无奈的是，这个过程，是一部大学生“身份感”由高至低、日渐式微的集体心路历程。

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154万人，比1998年增加46万人，增幅高达42.6%。从此，中国高校的招生以每年增加约50万人的速度递增。2009年，应届大学毕业生达到611万人。这10年，是中国大学生“身份感”飞流直下、急剧丧失的10年；也是这个古老的国度，“读书人”的地位贬值最快的10年。

大学生数量的剧增与教育质量的快速下滑是高等教育的一对尖锐的显性矛盾，而更深层次的本质性矛盾则是：大学生“身份价值”在不断贬值，而个人、社会对“身份认证”的“制度性”需求却牢不可摧，“身份价值”的内在含金量大降，“身份认证”的外在形式性需求却保持原有的刚性，前者是“真实的凋敝”，后者是“虚假的繁荣”。

“我们是谁？”更多的时候，这个民族只会追问“我是谁”，这是一个“个人”大行其道，而“共同身份感”缺失的民族。

教育制造了身份的差别，教育只服从于身份认证的需求；教育失去了本意，忘却了人性与责任。

如果教育完全为受教育者个人的“就业”所驱动，为私利与短视所驱动，如果教育不以增进受教育者与全社会的人性与福祉之提高为目的，我们无论“个人”或“整体”，都将没有希望。

毫无疑问，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今日之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同样，昨天的教育“定义”了我们今天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教育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被耽搁长达10多年时间的历史，与我们这个民族今日在产业选择上的困惑之间，隐藏着一种因果与宿命；与大学生同农民工抢夺工作的现实之间，隐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

谁在教育上欠下了历史债，这个债就会由他们后代去加倍偿还。

毕业：会传染的恐惧

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经历

3月的时候，已经找到工作，在广州上了两个月班的单小吉被学校叫回哈尔滨，做毕业论文的选题计划。

回到学校，所有的人都出去找工作去了，楼道都空了，只剩下极少的一些人，要么是等考研成绩的，要么是工作已经落实了的。其他人，全在外面跑。一问，几乎没有什么人找到工作。这是一种非常慑人的恐惧。“尽管我那时已经在广州上班，但还是被那种恐惧感抓住了。”后来单小吉说。

单小吉是哈尔滨某高校外语系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这一届，他们系有300多名同学为找工作而心焦。跟他们一起面对这种就业环境的是611万应届毕业生。

招聘会：恐惧感与承受力的竞赛场

从2008年10月起，单小吉和她的同学们几乎每周都要参加招聘会。多的时候，一周有三四场，但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等不到一个电话反馈，他们甚至怀疑那些招聘单位是否真的存在。应对这种频繁的招聘会，是恐惧感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拉锯战，看哪种力量更强大。

单小吉记得，一次在哈工大举行的招聘会上，哈市几万名毕业生都过去了，学校里人山人海，胆子小的都吓哭了。置身那种境地，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人才”。

一天清晨，寒风刺骨，单小吉和几个同学早早地去了一个哈尔滨官方主办的招聘会，这是官方唯一一次专门针对应届毕业生举办的专场招聘会。

从清早6点开始，几千名大学生就开始排队，一直拥挤着等到8点招聘会正式开始。

门开了，等大家从楼道里挤到二楼的招聘现场时，发现原定的几十家用人单位竟然一个都没有来。

同学们都懵了。“那是一种源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在这一刻被集体引发出来，整个现场的气氛非常恐怖！”那些手持简历的哈工大、理工大等当地一流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全都呆住了。

去招聘会的路上，单小吉她们几个还有说有笑；坐车往回走的时候，没有谁再说过一句话。“心完全被那种恐惧感震慑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回来的途中，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个路人被车撞死了。

“正常的情况下，人面对死亡，应该触动会很大。但我们几个却突然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一样，也精神起来了，感觉自己处境发生了变化，感觉到别人的悲伤比我们更大。心里没有怜悯，没有恐惧，甚至有一丝宽慰，因为别人比我们更痛苦。人在那种绝望之下竟然会产生这么变态的想法。”

“最绝望、最恐惧的时候，人是不会哭的，后来缓过来才知道哭。”回到学校，单小吉给在广州的姐姐打电话，两姐妹大哭了一场。

2009年1月，单小吉历经数个月的心焦、恐惧、承受与磨砺，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工作。进去上班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老板说，公司在初创期，需要她同甘共苦，工资折算成股份给她。3月份，单小吉应学校要求回校准备论文，4月初回到广州的时候，公司已经难以为继了。

离开那家公司，单小吉很快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夜以继日地加班，很累，但单小吉很踏实。上一个工作的经历算是得到了回报：新公司把她视为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工资比其他毕业生高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