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的《道士下山》甫一上映就遭遇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不少人来说,这并非出乎意料的事。尽管距离他的上一部影片《搜索》已经过去三年,尽管更早些时候他还拍摄了《赵氏孤儿》和《梅兰芳》,但不得不承认,在许多人心里,十年前那部《无极》留下的阴影仍然尚未散去。
观众的期许和预判未变,但陈凯歌在《道士下山》中的求变却分明可见,这或许正是许多电影创作都在劫难逃的尴尬。用陈凯歌自己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抱着完全出世的态度是生存不下去的。所以,他是用“世间法”带着《道士下山》回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那个始终难舍人世的何安下。
惟有“世间法”方能在世间生存
刘阳:您曾经说过,看小说《道士下山》看重的是一个“奇”字。这也是让您有冲动把它拍成电影的原因吗?
陈凯歌:徐皓峰这个作家就是比较奇,既写东西也拍电影,听说他还是某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所以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有一种和一般人写的东西不一样的感觉。
另外我觉得在他的小说中其实都是各种各样被欲望困住的人,何安下下山后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问题的。他在这个小说中摆出了一个架势,就是一个赤子到了一个陌生世界里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会和成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摩擦和冲突,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当然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调整,因为小说里的人物太多了,是不可能全部放进去的。调整的方式就是合并同类项,也把一些不太恰当的拿掉。比如郭富城扮演的周西宇这个人物,电影中是完全正面的,但在小说中他有一种能力,可以诱惑女性,这个放在电影中就不太合适。总的来说还是以何安下为主线,这从电影理论的角度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只能跟着一个人物走,其他人物其实都是阶段性的。
刘阳:看电影的时候,观众是一直跟着何安下的视角和体验来看人生的,但何安下的视角和体验是跟随导演来决定和完成的。何安下感受到的困或和人生的矛盾也是您对人生的感受吗?
陈凯歌:肯定有。当年拍《霸王别姬》的时候我就说张国荣这个角色就是我自己,但是对于何安下,我觉得我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已经比较成熟,和何安下完全未立人世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是我有个感觉,何安下是以极其真挚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的,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他的赤子之心都从未改变。
比如他遇到的最大一次纠结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杀了我师傅,我要以牙还牙,但之后他又忏悔,觉得自己杀生这件事是不对的。可是到了周西宇死了以后,他又一次面临复仇的问题,他到底要不要跟着查老板去复仇,参不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用了一点话外音说:“在这个世界上,江湖就是江湖,恩怨就是恩怨。坏人做恶是因为好人沉默。”他介入了,你会看到他本来否定掉的东西他现在又拿回来了,他选择了一个更加入世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还真没这种经验。
刘阳:入世是您想要表达的判断吗?
陈凯歌:我认为电影之所以难,就在于思想无法在电影中独立存在,思想只能掰开了、揉碎了化在一个电影的故事里。如果说电影有一点营养,也要把故事吃下去然后吸收,它不能单独提出来。所以我没觉得我在有所判断或者引导。我只是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要按“世间法”来处理很多事情,你完全抱着一种出世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中是没法生存的。
刘阳:电影中何安下先后遇到了5个师傅,您怎么看待5个师傅代表的境界和给他带来的影响?
陈凯歌:我觉得得从范伟饰演的崔道宁说起。崔道宁作为何安下下山后的第一个师傅,解决的是他吃饭、穿衣、睡觉的问题,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当他遇到周西宇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问题就不只是物质层面的问题了,而是人是否应该有一个信仰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周西宇这个人物是靠信仰哺育的,他得相信不离不弃,才可能选择“万人如海一身藏”这种干净的方式去过清静的日子。在一般的印象里,这样的隐士都是很高冷的,但是他没有,他很有幽默感。所以我觉得他到了一种圆融境界,他是把生活完全圆融化了的人,并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你的人。他对张震饰演的查老板说,猿击术最终就是在普通人的日子里。这是如入生活的化境。何安下遇到这样一个人,开始对生活有了不同的理解,接受周西宇这个人物的一些观念,到最后他又遇到查老板。
我跟郭富城说过,你是水,张震是火,他们在猿击术里一个月、一个日,所以查老板是嫉恶如仇、不管不顾的一个人,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说法,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是你杀的我要找你算账,不是你杀的我放你走,了了分明的一个人。我觉得在周西宇之后,何安下遇到查老板,其实是回到世间法,明白我在这个世界里应该怎么生活。所以我并不觉得何安下是一直冲着高冷去了,一直冲着出世的方向去的,他是确定要在人间生活下去,要按人间的方法办事。
写实的电影最终要指向无形的宽广
刘阳:何安下遇到的其实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情欲,一是恩怨,这几乎代表了人生的所有困境。您曾经说,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人活一世要活得体面,这个“体面”指的是什么?
陈凯歌:我觉得体面就是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其实前段时间贵州毕节那些小孩自杀的事特别刺痛我,十三四岁的孩子在死之前说死是他的梦想,我觉得这是全社会的失职。如果有人能告诉他们生活是有希望的,告诉他们你们对自己是应该有要求的、你们可以体面地活着,我觉得也许不是这个结果。我觉得且不说作为电影工作者,就是作为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悲悯心。
所以我自己觉得《道士下山》这部电影是有悲悯的,是有人对自己的要求的。比如查老板这个人物,是个曾经放弃生命的人,但他最后真的按照周西宇所说重新回到舞台上,让大家看到他的本事,他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周西宇、何安下也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也有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就是受困于种种欲望,比如说吴建豪饰演的崔道融。但是我高兴的是这些演员都演得特别精准,因此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正面力量是从这里头来的。
刘阳:您曾经多次提到中国人的“古人风范”。其实从《霸王别姬》到《道士下山》,观众都可以看到您的电影里有这种古人骨子里的气度。
陈凯歌:我觉得古人风范最根本的是自求,所有的事都是自求,不是他求。古人风范的总结者其实是司马迁,他是非常平等地看待中国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所以他才能把陈胜这样的人写成世家,而刺客也可以作为列传,这说明古人风范在司马迁笔下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财富。但很长时间以来所谓古人风范已经被忘掉了,跟今天特别年轻的一代去谈古人风范,他们真的是一头雾水。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化来说是存亡断续的问题,是很重大的。
刘阳:您曾经在文章中写道:“电影的大,不并不全在有形的雄伟,也在无形的宽广。”什么是“无形的宽广”?
陈凯歌:我觉得一个完全写实的电影最终要创造出来的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好电影的最终指向都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东西。举个例子,看完《道士下山》,我问我的助手什么感觉,他说我想喝瓶啤酒,我说这就对了。他想喝瓶啤酒的这个冲动和愿望,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造成的,是他被打动了。可是电影中打动你的东西你说得出来吗?不一定说得出来。这就是我说的无形的宽广。
不解决工业的问题就看不到艺术的可能
刘阳:过去一段时间,武侠动作片在市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好,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陈凯歌:武侠电影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但我并不认为是观众对武侠电影或动作电影失去了兴趣,而是武侠电影在形式上越来越老套,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所以对我而言,拍《道士下山》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真的在动作上有很多新的创意出来,这跟我们的武术指导有直接的关系。原本是他要带一个组去拍武戏,可是我老跟他说要新、要不同,要从两个地方着眼去解决陈旧的问题,第一是要从故事上着手,文戏武戏结合才行,第二是动作上要有新的创意。于是我们把两个组合并了,并且因此拍了七个半月,最后出来的效果真的很精彩。我的体会就是武侠片要设法把动作、文戏和视觉效果结合起来。
刘阳:熟悉您的观众都知道您是一位对电影的思想和艺术非常重视的导演,而《道士下山》可以说是在工业方面也达到了国产电影的较高水准。
陈凯歌:其实我是心仪于艺术的,但是不解决工业问题看不到艺术的可能,必得是先解决了基础的问题再去往前看。
工业的意思就是电影是作为一个有标准的产品存在的,连它的故事都是工业的,它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不是说我写一篇散文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它是有标准的。另外在技术上也是有标准的,我们的摄影、视觉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基础竞争力,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别的还谈什么呢?把工业的标准都规定好之后,我们才能踮起脚尖往前看,才有艺术的可能性。工业是决定一个电影的品质的,这不仅是艺术的品质,也是技术的品质。技术的品质其实特别特别重要。
“打开另外一扇门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
刘阳:您的创作一直有很强的风格,您也因此被观众视作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家式的导演。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您在创作中如何做到表达诉求和市场需求的平衡?
陈凯歌:我觉得什么时代就该做什么时代的事情,千万不要自我封闭。过去曾经说第五代导演以艺术电影见长,而且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但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永远在这个圈子里?你有没有机会打开另外一扇门?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打开另外一扇门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这个代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所依赖和生存的那个环境已经被彻底改变了,你有没有勇气去接受新挑战、适应新环境,去做一件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当你做一件你过去没做过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你改变了,你仍然可以想方设法地去保留你想要保留的那点东西。
陈凯歌:大家都处在一个转型、变革或者说是转折的阶段,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真的批评过什么。我觉得先不要看不惯,先要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然后慢慢再来变。创作者本身也都会慢慢吸收新的经验,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市场以这么大的规模出现的时候,难免是什么情况都有。当然,有的人就是冲钱来的,那也是一个选择。但问题在于中国电影最根本的问题是可持续的问题,像所有其他行业一样,是否可持续,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这些是整个行业包括主管部门都应该自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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