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香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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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自AI财经社（ID：aicjnews）；作者：仉泽翔，编辑：嵇国华

一场TVB式的商战传言在网络上炸开，深圳河两岸停泊的两艘金融航母被卷入其中。

北岸的中国平安在风暴中秀出了肌肉，半年6391.55亿元的营收让鹏城一众巨头望洋兴叹，身体力行的告诉世人“祝你平安”这四个字的含义其实是“恭喜发财”。

南岸的汇丰银行却陷入高管离职、裁员数千，股价连斩的麻烦中难以自拔，这艘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巨舰隐隐有倾覆的危险。

8月以来，香港商界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反对暴力。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也登报呼吁沟通解决分歧。在这则广告中，汇丰写道，“香港与汇丰的发展在过去息息相关，在未来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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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在历史上可能不太显眼但绝对是充满忙碌的一年。

当年3月，连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在修建中爆发霍乱疫情，12万埃及民工在工地上死去，平均每修建100米运河要死去738.5人。时任英国首相巴麦尊子爵因此在议会被议员们连番质问，焦头烂额。

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南北战争即将结束，4月3日，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率军攻占南部联盟“首都”里士满，南方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在6日后宣布投降，美国恢复统一。

在远东大陆上，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战事也已近尾声，洪秀全早在南京被捕杀，残余的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办起江南制造总局，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一个崭新的大清国看似即将恢复往日的荣光。

同在1865年，英属香港，这座原本的小渔村经过20年的发展，已初具繁华。3月3日，在维多利亚港畔，一家新兴银行悄然开门迎客。

整整一个月后，里士满被攻占的同一天，上海南京东路外滩路口，这家来自香港的新兴银行把业务拓展到了中国内地，银行的名字正式被定名为香港上海汇理银行。

15年后，为了讨个好彩头，在精通风水的华人买办古应春的建议下，汇理银行更名为汇丰银行，请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重新题写“汇丰”二字。 汇丰银行的英文全称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缩写为“HSBC”，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从这名称能看出，汇丰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扎根香港和上海，连接中国与整个寰宇。



图/视觉中国

1865年的上海，乘着洋务运动的东风，借着长三角广阔腹地的优势，已隐隐有了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冒险家乐园的趋势，辐射范围北接京津，南抵广府，与站在东西方贸易中间点的补给站香港，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上海租界里，使馆、公邸、洋行林立，但汇丰银行却始终占据着外滩最中央的位置。

木帆船驶来归去，将茶叶、瓷器和丝绸运往海外。传统的中国钱庄早已不能满足日益繁荣的贸易融资需求，在跨洋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外资洋行开始盯上大清国的金融市场。

在这一年，香港和上海共有21家外资银行揭牌，分别来自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欧洲金融中心，近一点的也来自印度的和加尔各答。只有苏格兰人修打兰和他牵头筹建的汇丰银行在香港本地注册，又把业务发展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

修打兰在汇丰银行的招股章程中点出了把银行开在香港的好处，“现在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分行总部皆在英格兰或者印度，它们在与本地贸易行开展贸易往来时很难占据优势地位，因为本地贸易行的经营范围比前些年更大，货品种类也更多。”

修打兰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身后是当年对华贸易中占统治地位的宝顺洋行、琼记洋行、沙逊洋行等10家洋行。凭借强大的资本背景，负责汇理银行上海分部的经理麦克林很快就让汇丰银行变成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银行，甚至负责发行上海银票。

在1949年之前，几乎每一任汇丰银行大班（总经理）都会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只求称霸上海滩。”上海汇丰拥有比香港总部更强大的权势，可以调动中国境内20家分行的全部资金。

1876年上任的大班杰克逊用雪白的银元撑起了左宗棠远征新疆，建起了淞沪铁路，北洋舰队的军费也出自于此。汇丰银行一度成为由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总税务司的御用银行，日进斗金。

有历史学家统计过，在1874年-1890年，清政府向各国借贷的26笔外债共计4136万两白银中，有2897万两来自汇丰，超过了总额的七成。

此后的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中，汇丰银行再度扮演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汇丰银行为清政府累计提供6000万英镑的贷款。

地位如此超然，财富也滚滚而至。汇丰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存满了真金白银，负责对外公布每天中国市场上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汇率。

在繁荣的东西方贸易中，汇丰银行就像一个编译器，沟通着中西的金钱往来。一位叫做雅莱的华尔街分析师在二十世纪初撰文指出，尽管汇丰是私人拥有并经营的银行，但是在亚洲所享受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相当于英格兰银行或美联储。“几十年来，它的经营兼具盈利性和责任性，满足了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需要。”

华人买办的作用从未如此强大。在汇丰，银行长期以来与某几个买办家族紧密捆绑在一起。比如主持厦门汇丰的叶家，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叶家一直是厦门汇丰的独家代理人，掌管汇丰在当地的业务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使汇丰银行撤离了厦门，叶家也移民到了文莱，双方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叶家的后裔在文莱仍然在充当汇丰银行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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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汇丰银行在上海外滩的新大楼落成，带着穹顶的教堂式大楼巍峨地矗立在黄浦江畔，号称“从苏伊士运河至白令海峡间最考究的建筑”。大楼穹顶四周有八幅精美的马赛克壁画，分别以汇丰在远东地区最重要八家分行为主题。



位于上海外滩12号的浦发银行（左），原为汇丰银行上海总部 图/视觉中国

强势的上海汇丰还从英国订制了两尊铜狮子，分别以香港汇丰和上海汇丰的总经理的名字命名，一只叫斯蒂芬，另一只叫斯帝特，象征着权力与繁荣。

但历史让汇丰最终选择了香港。

即便在1949年后，上海汇丰仍然继续开门营业，但几乎没有业务。新生政权迫于内外压力关起了国门，昔日的大上海，陷入一时的沉默中。

但为了要在意识形态的对抗下敏锐的捕捉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做出重要决策——暂不收回香港。

历史也给了香港答案。战争的余烬下，从大陆涌入的资金、工厂、人口迅速涌入这个小渔村，新香港人靠着塑料花逐渐把港岛装点得日益繁荣。高楼鳞次栉比，汽车鱼贯而出，佐敦街上的霓虹把东方之珠的繁华装点的淋漓尽致。

留在上海的汇丰银行也并未闲置，和八十年前一样，这家外资银行为新生政权提供信贷融通服务，在上海出口汇票，在香港用外汇结算。

在回归前的漫长岁月里，香港总督、汇丰银行主席、怡和洋行主席和香港马会主席被认为是港岛最有权势的四位人物。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政汇丰的苏格兰人沈弼早年曾对《银行家》杂志直言，“可以说，我们（汇丰）是准‘央行’。有序的货币流通通和外汇市场是香港维持其工商业中心地位并能够继续保持繁荣的先决条件。香港的利益和福祉与我们的完全一致。”

实际上也是如此，每当香港遭遇危机时，汇丰从未缺席。

1965年1月，因卷入房产交易导陷入流动性困境，一张由明德银号发出总值700万港元的美元支票遭到拒付，引发香港战后最严重的银行风潮。大小储户涌入明德银号，恐慌性的挤兑潮由此爆发。次日中午，明德银号被港府接管，4个月后宣告破产。

危机在持续扩散，恒生、广安等华资银行同样受到波及。短短几天，恒生银行的金库几乎被掏空。作为香港实际意义上的央行，汇丰银行出面兜底，现金成箱运进恒生银行的金库。

恒生指数创始人、前恒生银行经济研究部雇员关士光晚年回忆，“从汇丰银行运来的大木箱装着巨额现金，用以填补恒生银行的现金亏空，现金运送数量之多，是我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

生意总是生意，汇丰在这次危机中获得的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恒生银行在这场危机中，将51%的股权以1亿港元的代价卖给汇丰。执掌恒生银行30余年的董事局主席何善衡将失去银行控制权一事引以为终身遗憾，“整整哭了两个晚上”。

从此汇丰银行在香港零售银行中再无敌手。在香港的分行数量从1960年的7家，在10年间发展到了100家，到了1980年，这一数字又变成了250家。



1980年，时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沈弼在香港油塘湾为第250家汇丰分行开张剪彩

在那篇著名的香港小学生作文《李家的城》中写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但事实上，这座拥有4000名亿万富翁的城市，不是李家的城，而是汇丰的城。

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波及香港，股价暴跌，经济衰退，房地产市场大幅缩水，著名的和记黄埔在这场危机中资产缩水1.7亿港元，还背上了3亿港元的债务，汇丰银行趁机买下和记30%的股权，仅仅花了300万美元。

汇丰接手和记仅仅4年，卖塑料花起家的地产商人李嘉诚就用1.3亿美元接过和记黄埔22.4%的股权，以小博大，得了一个超人的名声。一年后，李嘉诚将股权增持至39.6%的李嘉诚成为和记董事局主席，首富之位触手可及。

在1980年，汇丰的香港更加名副其实。国泰航空、南华早报、香港广播电视公司、海底隧道等公司都有汇丰的影子，甚至在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中也有汇丰银行的持股，最多时持股近50%。包玉刚本人也出任了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在包玉刚与怡和洋行争夺九龙仓的商战中，汇丰银行更是凭空变出22亿港元，帮助包玉刚逼退怡和洋行。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74年，汇丰便与怡和实现换股，汇丰持有怡和洋行5%的股权，怡和洋行则有汇丰3%的股份。这起改变香港豪门格局的股权争夺战其实是汇丰的左右互搏。

在1980年，一家美国媒体曾写道，“没有比汇丰银行的董事会更能体现出这块土地的权力机构的地方了。”

不仅是包玉刚，在“大班王”沈弼的支持下，李嘉诚、邓莲如等人先后加入汇丰银行董事会，四大洋行，怡和国际、太古集团、英之杰公司、会德丰马登的代表人物也在汇丰银行的董事会中有一席之地。

香港的权力与繁荣，最终被汇丰银行门口的两尊铜狮子抓在爪下。



香港中环中银大厦（左）、长实大厦（中）、汇丰银行大厦（右）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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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汇丰银行推出了一项长达20年的住房贷款业务，这是香港第一款绵延至21世纪的抵押贷款。目的很简单，用以观察市场资金对1997年之后香港前途的信心。

这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抵达香港。这位铁娘子一周前，在北京与总设计师就香港未来的谈判毫无进展，此次来香港的发言和行程也杳无新意。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港岛上空弥漫，港币暴跌，世界外汇市场的炒家开始抛售港币。

悲观的情绪持续了两年，香港经济四大支柱之一的怡和洋行跑了，在1984年怡和洋行宣布将公司注册地迁往百慕大群岛，大笔资金流出港岛。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已在蛇口工业区竖起，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已震惊世界。1984年东湖丽苑开盘，60平的房子作价5万，被一抢而光。

“来了就是深圳人”，80年代的深圳，就像1949年之后的香港，吞噬着来自全国的人口和资金。土地交易、卖楼花，这些来自资本主义香港的玩法都被深圳照搬，香港金融家的吸金手段也被深圳人学去。


1985年8月16日，汇丰银行深圳代表处升格为分行，10月31日，深圳分行正式剪彩开业

1984年，湛江青年马明哲已在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工作两年。一年后，蛇口工业区社保公司成立，马明哲奉调进入公司，第二年升任副总。1987年中国平安成立，马明哲独当一面，担任董事长。

和100年前的汇丰银行一样，平安自诞生之初便开上高速公路，第一年靠保费收入便吸金500万元，第二年就增长到5000万元。

1994年，中国平安开始引入外资入股，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联手进入平安董事会。2002年，汇丰银行跨过了深圳河，以6亿美元买下中国平安9.99%的股份，成为平安第一大股东。

马明哲将这次收购称为“睿智与力量的拥抱、西方科学精神与东方人文精神的结合”。此后汇丰银行两度增持平安股份，还从高盛、大摩手中接过平安股份，达到外资持股19.9%的上限。

资本的结合往往都是表面兄弟。明面上一团和气，但汇丰内部却觉得与平安的合作“十分艰难”。中国平安组建平安银行时，时任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纪勤公开表达了失望，对“平安进入它所不熟悉的银行业务领域感到担忧。”



2012年，在汇丰银行对非核心资产的出售计划中，中国平安的股份首当其冲，互相看不顺眼的两口子办了离婚。

香港人把人生头一次买房称为上车，意思是从此搭上人生顺风车，凭借房价涨幅便可获得可观的收益。多年后，这一说法传入大陆，高企的房价令许多年轻人把买房当作一生所想。

汇丰银行早在80年代便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房贷供应商，中国平安更绝，直接入股地产商，翻开平安的财报，原来宇宙第一房企的股东是卖保险的。在平安的投资清单中，碧桂园、华夏幸福、融创、旭辉、金茂都是马明哲先生的小伙伴。

在最新财报中，中国平安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达2.96万亿元。

2018年，分手五年的汇丰和平安再度牵手，不过这一次双方的角色反了过来。

两度增持之后，中国平安花了不到40亿港元吸纳了汇丰银行7.01%的股份，暗戳戳地以0.42%的微弱优势取代贝莱德集团成为汇丰银行第一大股东。

中国平安联席CEO李原祥公开表示，“投资汇丰是纯粹的财务投资，因为对公司非常了解且分红可观。”

2017年沪港通开通时，申银万国分析师王雅媛便撰文预言，“有朝一日，汇丰是中国的，你信不信？”

平安成为汇丰银行第一大股东后，王雅媛再度撰文指出，买入汇丰等于买入一半香港银行业，银行是香港的命脉之一，要争取这命脉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控制汇丰和恒生银行。

“再问你一次，有朝一日，汇丰是中国的，你信吗？”王雅媛再度发问。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与汇丰的发展在过去息息相关，在未来亦复如是。

汇丰的底色从未变更，那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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