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冬谈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的整理与研究

心尊门

白玉冬（蒋立冬绘）

白玉冬，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2010年3月毕业于日本大阪大学，主要从事中古时期内陆亚洲历史语言与出土文献、碑刻研究，擅长解读古代突厥如尼文与回鹘文文献。2018年8月，白玉冬教授曾组织“兰州大学胡汉语碑刻考察团”，赴蒙古考察“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胡汉语碑刻，并先后举办了“丝绸之路民族历史语言研究工作坊”与“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坊”。此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学系达成“蒙古高原碑文合作研究协议”，计划在未来数年间对蒙古境内相关碑刻题记展开合作研究。作为“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项目的首席专家，白玉冬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对一项目的缘起、研究团队与学术意义做了介绍。此次访谈蒙罗新教授大力襄助，谨此致谢。

采访︱郑诗亮

您现在正在主持的学术项目，是“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能否请您谈谈这个项目的缘起？
白玉冬：自有“华夷之辨”的春秋时期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华夏为核心，众多兄弟民族先后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泛起阵阵涟漪。简言之，是中华大地上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的璀璨历史。
北朝隋唐，纵跨六个世纪，是中国历史由分裂割据转向统一团结的特殊阶段。此前移入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渐次华化，降至唐代已经与华夏融为一体。北朝、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强盛，进一步促进中亚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移居东方。他们或从事商业贸易，或开辟殖民聚落，或入伍从军，有唐一代最终成为华夏的一员。伴随着唐朝的兴盛与衰退，高车、突厥、吐蕃、回鹘、吐谷浑等等民族或部族，掀起新一轮内迁热潮。北朝隋唐时期活跃在中国周边的原本操不同语言的上述不同地域出身的民族、部族、人物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来说是一部兄弟民族从接触、认知、感受，发展到消化、吸收、认同华夏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直接记录这些人物生平的大量的胡汉语墓志铭等碑刻材料，可以为我们研究这段民族交融的历史提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隋唐帝国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东西南北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东来的粟特人，不仅带来了三夷教，而且还为北方草原带来了粟特文，甚至婆罗米文。依据学术界现阶段掌握的材料而言，这一时期粟特文、婆罗米文与汉文一同成为了北方兄弟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而且，唐代，突厥、回鹘、黠戛斯、突骑施、葛逻录等北方兄弟民族或部族以及西南兄弟民族吐蕃开始利用本民族文字（古代突厥鲁尼文、古藏文等）书写自己的语言。在漠北草原、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山、天山、青藏高原等地区，他们留下大大小小总计约三百五十方（条）碑刻题记。其中包括墓志铭、记功碑、题记、金文等。其内容，或记录他们与唐朝等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或描述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朴素的生活。另外，内蒙古、西安、新疆等地也留存有一部分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刻写等历史遗物。



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我们知道，鼎盛时期的唐朝，势力西及中亚伊塞克湖以西，北括漠北草原，并建立起有效统治。在研究隋唐时期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历史问题时，上述民族碑志所蕴含的史学价值，不逊于汉籍等传统文献。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关于上述民族碑志，尤其是相关古代突厥鲁尼文、粟特文、婆罗米文碑志，我们国内的研究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目前，国内学术界缺乏一套关于这些民族碑志文献的综合性整理成果。我们的这个项目，主要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这个项目的副标题叫“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
白玉冬：北朝至隋唐，时间跨度长达六百年，地域广阔，民族纷杂，多种语言文字交集并行，民族碑志数量庞大。我们认为，在长达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北朝和隋唐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北朝，虽然结束了汉末以来中国北方的长期割据状况，但后来又分化成东西两大派别互相敌对。此种分裂局面，致使北朝在与北方草原的柔然汗国及其继承者突厥汗国之间的较量中并未占据优势。不论在军事支配性方面，抑或在思想统治性方面，北朝尚不能称之为强盛中国之代表。隋朝上承北朝，下启唐朝，结束了中国的南北割据局面。唐朝接受隋朝衣钵，治国典章制度等均取自隋朝。故，学术界通常把隋代和唐代视作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隋唐是中国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传统“天下一统观”再次获得强化，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推进“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工作时，初唐以前的境内汉文墓志铭难以严格划分时代界限。不过，境外汉语碑志和境内外胡语碑志主要集中在隋唐两代。“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题目宽泛，是个庞大的课题。我们加上副标题“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是本着课题设计不宜过于宽泛，避免大而全的原则，是为凸显隋唐时期华夏和周边兄弟民族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关系，是为揭示传统中国“天下一统观”重新获得强化之进程。我们将致力于通过对这些民族碑志的整理与研究，促进构建中国特色欧亚大陆历史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和提高我国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您所要研究的这些胡语碑志有哪些主要内容，研究团队的人员构成和分工情况是怎样的，能请您介绍一下吗？
白玉冬：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胡语碑志，按文字包括突厥鲁尼文、回鹘文、吐蕃文、粟特文、婆罗米文，语言涉及古代突厥语、古代藏语、古代蒙古语和粟特语。其中，突厥鲁尼文碑志包括漠北草原组、叶尼塞组、阿尔泰山-天山组、境内组。漠北草原组主要属于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叶尼塞组属于黠戛斯汗国，阿尔泰山-天山组主要属于葛逻录和突骑施，境内组属于突厥和回鹘。
漠北草原组包括著名的后突厥汗国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利啜碑，回鹘汗国希内乌苏碑、塔里亚特碑、特斯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以及其他中小型碑铭刻写题记，现有数量总计约一百方（条）。叶尼塞组是指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出土的墓碑刻写与金文，总数约一百四十方（条）。阿尔泰山-天山组主要由岩壁上的刻写题记构成，总计约一百三十条。境内组主要包括内蒙古达茂旗查干敖包刻铭，西安出土回鹘王子葛啜墓志，新疆吐鲁番雅儿湖千佛洞第五窟题记和北庭题记，和田出土木牍文等。回鹘文碑志主要是蒙古西部发现的乌兰浩木碑文。吐蕃文碑志包括石碑和摩崖石刻，总计约有二十余处。其中最重要的碑铭有桑耶寺碑、拉萨雪碑、桑耶寺碑、琼结桥碑、工布刻石、谐拉康碑西碑、谐拉康碑东碑、噶迥寺建寺碑、墀德松赞墓碑、唐蕃会盟碑、楚布寺碑等。吐蕃文碑志涉及祈愿、盟誓、纪功、墓志等多种题材，内容丰富，涵括政治、佛教、外交等各个方面。粟特文碑志主要包括北周史君粟特与汉文墓志铭、深圳博物馆藏北周遊埿埿盘陀夫妇粟特与汉文墓志铭、隋代漠北布古特碑和新疆昭苏县小洪那海石人碑铭、唐代《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刻铭材料。婆罗米文碑志主要是隋代漠北慧苏图鲁盖碑文。



暾欲谷第一碑



葛啜墓志
我们团队核心成员均由国内重点高校从事“冷门”、“绝学”研究的专业教师构成，分工明确。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丁教授主攻中亚古代丝绸之路文明史、历史文献学，负责粟特文碑志的整理与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朱丽双教授从事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释读与研究、藏学及古代于阗史研究，负责吐蕃文碑志的整理与研究。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吐送江·依明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古时期西域历史语言，精通英语、土耳其语、德语等外语，以及古代突厥鲁尼文、回鹘文、察哈台文、粟特文、婆罗米文等研究用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热孜娅·努日副教授师从耿世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突厥碑铭文献和回鹘文文献。我本人和吐送江、热孜娅二位共同承担突厥鲁尼文和回鹘文、婆罗米文碑志的整理与研究。



考察暾欲谷碑
关于中国历史，有“征服王朝”理论和“新清史”等不同的学术话语，而您提到，这次研究有助于在前两者之外，提出一个新的“华夏化”的观点，能请您详细谈谈吗？
白玉冬：美国学者魏特夫（K. A. Wittfogel）提出的“征服王朝”理论，在欧美日韩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魏特夫将中国历史朝代分成两类：一个是汉族建立的朝代，另一个是由中原四周长期交流融合的少数民族（草原游牧民族和森林渔猎民族）所建立的朝代，其中后者又根据汉化程度不同细分成“渗透王朝”与“征服王朝”。前者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族割据政权和北朝、后唐、后晋、后汉与北汉等，后者如辽朝、西夏、金朝、元朝与清朝。他强调后者鉴于之前渗透王朝各族的先例，在汉化的同时，刻意维护自身文化。当前学术界争议焦点“新清史”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来说与“征服王朝”相通。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国内部分学者主张的“汉化”，即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无一不是汉化，最终融合在汉文化之中。如辽代的赈灾行动、廉政建设、谥号的使用等，就往往被这些学者归结为契丹人的汉化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民族整合、国家认同的视角出发，此类研究成果累累，当然可喜可贺。笔者同时发现，从事此类研究的部分人员，往往忽视对民族语文献的注意，甚至于对汉文史料的甄别理解也多有困难，缺乏依据不同类型史料的立体性思维。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归纳出一个前瞻性很强的众所周知的结论，不免有历史唯心主义思想的表现之嫌。
“新清史”也好，“征服王朝”也罢，自然有其局限性。原因在于历史上的这些王朝是建立在中国本土，王朝创建者的DNA大多流淌在当代中国诸多民族的血液中。而且，这些王朝创建之前就已经与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部分征服者主动吸收华夏文明。毋庸置疑，此点很难以“征服”二字一言以蔽之。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强调、一味探寻统治阶层的汉化，恐怕与“征服王朝”理论之间永无平等的学术对话。罗新教授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论著中提倡北朝是个复合型社会，既有北族的色彩，又有华夏的影响，北朝社会尚未完全融合。记得《辽史》明确记录，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有“北面官”和“南面官”两种不同的统治体系。我以为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的研究起到启示意义。
我们知道，在东方，在大漠南北，粟特人表现出了极大的融通性，甚至于寄生性。他们在中原内地最终的结局无疑是汉化，但关于其入华之后不同阶段汉化的进展程度，学术界关注度不足。相比草原部族，粟特人更早享用文字文化，兼备多种宗教信仰，且善于经商，文明程度无疑更高。粟特人在东方融入华夏的进程，对讨论北方民族与华夏之间的融合问题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相关粟特语出土文献和汉文碑志，我们已经大体掌握部分粟特人经历接触、认知、感受、消化、吸收的过程，最后认同并融入华夏文化之中。这种进程是否适合于北朝鲜卑直至后来的诸多北方民族？这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回归本位，了解史实，辩证地剖析。借用沈卫荣教授之言，“历史研究需要把历史故事放回到其本来的语言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中来考察，以充分揭露历史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或才有可能对我们今天理解和解决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所启发和帮助。”在批判“征服王朝”理论的同时，不拘泥于单纯的“汉化论”，在“征服王朝论”和“汉化论”之间探寻一个新的“华夏化＞汉化”观点——此路是否可通，值得我们深思。
您在开题报告中也谈到，这次研究有助于“重新构建以隋唐为主导的‘天下一统观’历史进程”，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白玉冬：前面说过，以华夏为核心，是中华大地上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的璀璨历史。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都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兄弟之间闹分家、吵嘴仗，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但历史主流是和谐共处。盛唐疆域西及中亚伊塞克湖以西，北括漠北草原，唐朝曾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有效统治。当时，漠北铁勒诸部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此后，虽然复兴的后突厥汗国间或对唐朝阳奉阴违，但回鹘汗国出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与唐朝结成“兄弟之约”、“甥舅之好”，二者共同谱写出民族团结的壮美篇章。西南兄弟民族吐蕃与唐朝历史密不可分，二者结为姻亲，亦曾发生战争。初期是贞观年间和好关系的建立及迅速发展时期，中期是双方在交往中互相依存、争斗中互相消耗，最终在长庆元年（821）实现会盟。在我看来，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吐蕃挑战唐王朝的影响力和天下一统观。虽然其过程错综复杂，但结论是以吐蕃的内乱告终。
关于821年的唐蕃会盟，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曾提出是唐、吐蕃、回鹘三方的会盟之说。如是，这正表明通过该会盟，三方实现了大和解，是以唐朝为核心的“天下一统观”的巨大发展。我们将立足于新视角，通过对民族碑志的整理，挖掘发现新材料，致力于构建这种“天下一统观”的强化过程。
您曾经留学日本，师从森安孝夫教授，现在也正在翻译森安教授的著作。能请您谈谈这段学术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吗？
白玉冬：森安孝夫1981年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研究科东洋史学，擅长解读突厥鲁尼文、回鹘文、藏文，并精通英、法、德等多门外语，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西域历史语言。自1984年起直至退职的2012年，他长期在大阪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执教。在他引领下，大阪大学在最近二十年发展成为日本内亚史研究的重镇。其培养的博士毕业生活跃在日本史学界，研究领域涵盖敦煌学、蒙古学、突厥学、回鹘学等。包括担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研究员期间在内，我一共受教近十年。
其间的收获，第一在于利用他本人在蒙古采集的拓片和保管的图片研读突厥鲁尼文碑文和回鹘文文献。我出版的专著《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第六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史料就是突厥鲁尼文碑文和回鹘文题记。回国以后，我长期开设古代突厥语课程。这完全是森安先生所赐。第二，记得他多次强调“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的区别在于历史学者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语言学者解读完一份文书就大功告成，而历史学者需要了解此种解释的历史背景”。他不仅言传身教，还付诸实践。敦煌西域出土文献，不论是汉文、回鹘文、鲁尼文，他曾经解读的，一定要进行历史背景的考述。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立足于对文献的解读和历史背景的考察。此外，森安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如关于回鹘的西迁和北庭争夺战的考证等，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总之，森安先生严谨的学风，给予了我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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