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叫他“安定门金爷”，是个能把芥菜疙瘩都吃成美味佳品的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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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桥头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这样的句子在我来解读，就是世间有多热闹，那个人，内心就有多孤独。用来评价金受申先生的人生不知贴不贴切？金先生曾在文章里引用过这位乾隆年间落寞才子黄景仁的诗，或许暗合了某种心意。只不过把“独立桥头”，改成“独立市头”，市头的尘嚣热闹，和一个文人内心的孤凄与安静，互映着某种既冲突又熨帖的美学镜像。

金受申被称为“北京通”，这缘于他长期给《立言画报》写一个叫“北京通”的专栏，后来就转而成为人们对他的称誉。的确，他对民国时期的北平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会，给后人留下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时代画卷。

这其中分两大部分：一是关于北京风俗的研究成果。自1938年《立言画刊》创刊到1945年其停刊，画刊出版了总共350—360期，而金受申在其中的《北京通》专栏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生活的文章，内容涉及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方方面面，成为今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资料，所以他被世人称为“北京通”。





金受申(1906—1968)，曲艺史家，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

这些内容在今天仍被广泛阅读的《老北京的生活》、《老北京的传说》里，算是精选，内容杂陈丰富，风趣盎然，今人读起来不觉眼前浮现出那黑白底色的老北京旧貌，甚为珍贵。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受申和张次溪被公认为京华掌故大家，当时文坛有“京华掌故首金、张”的说法。

他另一份贡献是，作为曲艺史家和民间文艺家对北京一带戏曲曲艺考察的丰硕成果，形成了包括《北平的俗曲》、《北平俗曲录》、《北平风俗曲》、《风俗曲谭》、《岔曲萃存》、《岔曲笺注》、《北平的评书》、《瞽人的艺术》等文字著述，所记见闻都来自他亲自实地考察与观摩，并详实记录。在一个非影音时代，文字是最好的介质。

老北京的这些时代印记大多模糊不清了，而作为资料的收集、考察、体验和参与者，这些记录弥足珍贵。金受申就是一个认真生活着、观察着并热情投入进他那个时代里的人，广泛涉猎，好奇满满，甚至不放过对细微末梢的赞美与欣赏。

我时常也想，金先生写了总比不写好，总是要有他这样的杂家，且与中下层社会有着广泛交结的文人，往往不是那些书斋教授作家可以比拟的。他是真正把热爱的生活融入生命深处，品味赏玩，才能把色彩斑斓的市井画卷留给后人观览，如若不写，只是自己体味那一生，然后故去，也是一种遗憾。

所以金受申曾说：“北京的风俗物事，一事有一事的趣味，一事有一事的来历，小小的一个玩物也有很深微长远的历史的。所以区区笔者也不怕丢人，大言不惭的标了一个‘北京通’。”并说：“我做“北京通”的目的，并不是炫曝我如何通，只是想用一种趣味化的文字，描写北京的实际状况……文拙意陋，没有一些好处，只一个“实”字还可勉强自谓。我的目标是记实，我的手段是勤问、勤记，我的希望是读者勤指教。”同时他也指出：“记一些这类旧事，一方面给过来人一种系恋，一方面把过去的北京风俗，前人所未记载，不见文人笔墨的事故，记下来保存。”（《老北京生活》后记）

可以说，金受申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民间文人，做了许多学问家不肯放下身段或颇不以为然的研究和记录，但时间越久则意义更彰显。

金受申生活了37年的五道营99号小院（原牌号36号）已经没了，它大致位置就是把着五道营这条东西走向胡同的西口，当年出胡同一抬眼就是内城的北城门之一——安定门。

今天98号还在，双号的房屋在胡同南侧，大多保留下来了，而像99号这样的单号位于胡同北侧，因为建设北二环城市公园而大多拆除。公园实际上也是隔开北二环和胡同民居的绿化带，从北二环旧鼓楼大街到雍和宫西侧一段，占地面积约5.4万平方米，是北京最窄的城市公园。它恰好掠过五道营胡同北侧，恰好掠过了把着胡同西口北侧的金受申家。





金受申家老宅已变成环路公园，作者供图





五道营胡同西口，金受申家小院曾经在北侧绿地，作者供图

总之五道营胡同相当一部分北侧房屋都是拆了建了绿地公园，包括金受申家。而南侧，则基本保留了原样，往东，更是开发出文艺范十足的特色商业街市，时常可见汉服女子，抬头可见雍和宫红墙……





五道营胡同

拆房建绿地应不早于2002年。那一年夏天，杨良志先生拜访老宅，石阶、砖墙，父子合影的老北房都还在，大门门板都是老的，赫然贴着新对联，窗前翠竹依然。柿子树之说，是依据祁建先生发表于《北京档案》2013年第四期的《金受申与五道营胡同》，作者讲述了当时造访旧宅时，老房已不在，环路公园已修好，老街坊帮忙指认金家老柿子树，并称金家后代已拆迁搬往西直门及广安门一带。老街坊回忆，金家小院不是标准四合院，北房三间，南房三间，其中一间南房直接开了院门，在安定门一带算是标准的普通人家院子。

我第一次造访，没有发现传说中的“金家柿子树”，不过，我还是发现了唯一一棵异类树，叶子像柿子树，可在8月里没挂一枚柿子，又看叶子也像一棵桑树，我不太确认是哪种树。不过我还是判断它是原生树，因为与之相伴的还有一棵槐树，距离很近，公园植树不是这种种法，与周围那些移植过来的松树、银杏格格不入。

过了几日，我还是放不下，再来看，并请教一位园林工人什么树，他也不确定，但眼神比我好，他指出高高的树梢确实有三枚柿子。那么，这个地点确实是金受申家原来的院落，它对着对面的86号和一个公共厕所。

这座院子不是什么祖产，是金受申先生自己花钱买的。他读书时非常勤奋，十六七岁开始给报纸投稿，继而编书写书。难以置信的是他在20岁左右就出版了《（古今伪学考）考释》、《公孙龙子校释》、《稷下派之研究》等具有考证研究特色的作品，而且年纪轻轻便在地安门的“求实中学”、安定门内的“崇实中学”兼职国文教员，真是勤奋上进的年轻人！那时候兼课一个月的薪水约50元，出一本书稿费大约有100元，年纪轻轻的他凭着勤奋努力就买下了五道营胡同36号的院子。

当时北京的房子是这样出售的：按间数算钱，一间房子多少钱，城里的房子大概价钱是100块一间，小院至少6间房，正是靠他写书兼课挣来的钱积攒买下的。1931年他26岁，成家置产，意义风发，在安定门内一住，就是一辈子。

他是文人，生于1906年，年幼时清朝已亡，不再有科举功名，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小学、中学、大学，如果说谋个正经的教书营生或者吃公飨的职位才有一层社会的尊荣光环——直到今天也是，那叫地位，可以称之为先生，对他而言应不算难事。

老舍先生就是，即使他的作品就是写着最低微的市井百态，拉车的卖药的，王二麻子李大嘴巴，不管写的人或物有多卑贱，那老舍也是先生，他受过完整新式教育，还留过洋当过教授，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影响力贯穿中外的文学巨著，看人间悲苦，勾画市井炎凉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而金受申，在一定出身背景程度上与老舍有某种相似度，譬如都是旗人家庭出身，早年丧父，老舍尚有寡母依存，金受申则父母双亡，伶仃失怙，但似乎他的家庭比老舍穷旗兵家庭的情况略好一些，他被伯父接走，并给了他安稳生活和按部就班接受正规教育的条件。

虽说是旗人没落家庭，但并未沦落到衣食堪忧，不过若说振兴祖业，也是遥不可期了，所以他这虽衣食无忧之人却能站在贫民社会的市井街头，走来走去并不违和。只是后来，他更愿意随性而走，并不刻意找个靠牢的营生维持生计，估计内心也有着自由的性子。他一生只卖文为生，兼职教课，这样可以不受束缚地交结市井趣味闲人，呼朋唤友，喝酒神侃，就那么一点点的把日子过光掉。

我想他的忧患大约没有老舍多，因为他喜欢交结，喜欢溺爱生活里一切有趣儿的玩意，吃的玩的，各种家伙把式，各种节庆礼仪，季节规矩，只要他张开眼睛看世界，这世界仿佛因了他而生龙活虎色香俱全，也因此简单质朴，即使一块芥菜疙瘩切巴切巴，津津有味地就着热烧饼把它吃了，也能说出道道来。

说起他好交朋友，有一班酒朋饭友，多为中下层，他也被人们称为“安定门金爷”。安定门一带，鼓楼一带的“大酒缸”（一种埋着一座大酒缸的酒铺，以喝酒为主，提供少量下酒菜）都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在安定门遇到纳兰性德家后人，也是和他的见识与细心有关。

说是某日来了个面色黢黑洋车夫，披着破棉袄却持着一极精细镶边小碗前来买酒。金受申将碗底翻过了细看，惊见一圈红印“鸳鸯社”字样，便问对方：您家祖上的坟地在皂夹屯？车夫答是，金先生一惊：此落魄车夫正是清一代词人纳兰性德的后人，也就是在民国期间还为祖坟地与人纠纷的叶连德。金受申知道“鸳鸯社”一款是纳兰家族订制瓷器使用的款式，可怜纳兰性德后裔落魄如此，也可知金受申对旗人家族掌故的了解程度。

旧时北京中下层出门招人喝酒，叫“泡酒缸”，能喝二两的人喜欢聚在这种地方喝酒聊天，有点像今日的酒吧，但没有表演说唱，主要是三五好友聚着，上天入地皇帝老子一顿神侃，金受申是泡酒缸的行家。据他说，好的二锅头，首推鼓楼永兴酒栈。这家酒栈和其他大酒缸不同，有三间门脸儿，金受申在《饮酒》一文里提到，“大酒缸”是北京味十足的好去处。

“大酒缸”的老板多为山西人，零卖白干，也自备下酒菜，伙计还可以外叫自家没有的凉菜，有时还自制主食，什么饺子烧饼馄饨等，说是“据缸小饮，足抵十年尘梦”，惬意的很。客人围着大缸喝散酒，一般缸很大，直径有两尺，上面盖着红漆木盖，周围一圈坐凳。缸大多是一排三口，下部一截埋在地下。这样大缸上沿恰好在喝酒人的胸部以下，把红漆木盖当酒桌，喝完了打开盖子续上。何等豪爽热闹景象！



一些与金受申有过交往的人回忆起他，一致认为他骨子里是个文人，不善言辞，木讷内向，但肚子里有学识。也有人说他有些江湖豪气，或者他自认为在市井九流吃得开，有名头。

他听说邓友梅要去鼓楼大街喝酒，就嘱咐说，东大街把角儿那个大酒缸，冬天外面挂着一只鹰，还好些个野兔子野鸡的那家，跟掌柜提是我金受申朋友，不收你酒钱，你给他，他也不要。邓友梅还当了真，进了酒铺就提金受申，掌柜的一通点头称认识，熟络，口口声声称“安定门金爷”，有面子，不过没提不收钱的事，邓友梅给钱人家麻利儿收着。

可见，他还真是个文人，以为自己混入了江湖，不过没被江湖认可而已。掌柜的心说，金先生的朋友都是体面人，规矩人，大概不兴拍胸脯称兄道弟，买卖还是买卖。

在金受申另一种关于饮酒的文字里，则可一窥民国时期文人的别样雅趣。他喜欢阜成门外唯一的一家小酒馆——虾米居，其实这个酒馆没有虾，北京也不产虾，刘掌柜的也说不清为啥起这么个名字。这里专卖柳泉居的北京黄酒，属于北方黄酒，不同于绍兴酒。虾米居属于饭馆性质，不卖散酒，也不应顾客要求炒菜，以供应“兔肉脯”和“牛肉干”佐酒。

金受申从东城跑到西城，来阜成门“虾米居”只为好酒肉吗？非也，他为了好好欣赏京华的郊野秀色：“虾米居的风趣是：夏天后院临河高搭苇棚，后墙开扇形、桃形等空洞，嵌以冰震纹窗棂，冰碗瓜桃，玉杯琥珀，西山秀色，直入座中，高槐蝉鸣，低柳拂水，足以遣此暑夏。冬日雅座中，纸窗朴古，红泥火炉，高烧蜡炬，西北风过冰吹来，烛影摇摇，又是一番闲暇境界。以前我们到此饮酒时，堂倌老崔必给我们买红烛两只，烛影摇红，比作一首词，还来得有味。记得有一次北风紧紧的冬夕，彤云漠漠，雪意十分，北京黄酒已干了五斤，忽然想起评书家杨云清就住在隔河茅屋中，遣老崔约来，快谈快饮，直到三更起柝，才歪斜的走进了平则门。人生聚散，令人不忍回忆。”

一个虾米居小饭馆，冬夏景致是天地造物，看风景的人，心生情愫翩翩然。八十年后的今天，阜成门早已是一个没“门”的地名而已，城门楼子地界建起了立交桥，有河有山的郊野秀色无从见了。我印象中阜成门内是一条置办各种名牌奖杯的店铺街，西出立交桥则满目高楼大厦，西山踪影难觅，不得不让人感念金受申对曾经的阜成门外虾米居的记录，并慨叹世事变迁。





阜成门

他就是那种无端无故无原则的生活沉溺者，无论是不是“先生”，是不是别人掂量他的社会地位，他就是个欢天喜地热爱北京的平民生活，即使有那么多的贫困与乏味，甚至绝望，他还是面朝生活的亮色粲然一笑，而能让芥菜疙瘩都可以变成美味佳品的欢喜人物。

今天，人们称金受申是“北京通”，民俗专家，说他通晓清末民国时期北京的风土人情、趣闻轶事、兼私人八卦，且皇城里各色人等衣食住行、谋生生计，江湖门派、曲艺杂剧，层层面面里里外外，他无论是亲自考察还是道听途闻，正是用了他那还算完整的文化教育掌握的文字功底，把这些纷杂琐屑而趣味盎然的东西进行了记录。能做这种功夫的人，必须是热爱生活而又不分别富贵卑贱之人可以也是愿意做到的。所以说，他是个奇人。

说他是奇人杂家定有道理，只要是切合生活琐屑市井营生，他总是须尾不落说的头头是道，北京城里旗人汉人习俗风气，时令应景，吃穿住行他全懂。甚至他还是个中医。

1950年代，他给作家邓友梅开了个治疾的方子，邓友梅吃了几付，便将迁延多许的发烧病症治好了，或许他也该好了，金受申的方子恰好落在“信则灵”上。不过，邓先生去抓药时，药铺掌柜说“哦，金大夫的方子，没错！”可见金受申不仅是懂中医的，还是真的可以开方子的医生。

1939年北京举行第三届中医考试，金受申应试，名列榜首。当年秋天他即开始行医，每日上午10点前在自己家挂牌应诊。后来又在和平门内北新华街京华药房的楼上分诊，那个诊所在街北路东，取名：“仄韵楼”，有时也出诊。由于他交结广泛，医术当也不错，瞧病的人不少。文史专家石继昌先生也是他的病患之一，对金受申的医术非常肯定。

不过金受申并没有把小诊所和中医执业持之以恒，年轻时他基本上还是四处兼职养家，并无固定职业。他十七岁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即为报刊撰稿，以稿酬弥补生活和购书之用。十九岁考入华北大学读书。二十一岁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读，至二十五岁。学历相当过硬了，不过他并不受雇一家单位，而是在多间学校兼课，据说他曾在十多所中学任教，还教过四年小学，也给华北大学等高等学校讲课。

1949年，他担任黑芝麻胡同私立弘仁小学的兼职校长。我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校长也是兼职的！弘仁小学就是黑芝麻小学的前身，创办人是慧果和尚和一位叫朴之涵的先生，学校就办在圆恩寺里面，所以慧果和尚参与了小学创办。当时金受申在北京结交广泛颇有名声，故而他们就找金受申来做校长，不过，他这个兼职校长没有做很长。

之后，一直靠写稿兼职为生的金受申遇到了很大的生计困难，他是专栏作家、兼课老师、执业中医，最后还有一个弘仁小学兼职校长的职务，但他不属于任何单位或部门，哪怕是跟着旧单位过来也可以换个新身份。他是一个勤奋写作教书的散淡之人，生性不好拘束，他说过：“我在择业的时候，最讨厌‘阶级大如山’的排衙气焰。”正如此，一直兼职写稿的“自由职业者”，便没了生计。

他与老舍先生有两段师生之情，一段是他上小学的方家胡同小学，老舍做过校长，另一段是他上中学的京师一中（即今天北京一中前身），老舍是国文老师，所以他一生称老舍“舒先生”。老舍先生是当时备受重视的文坛大家，被称为“人民艺术家”，是从海外三请两请请回来的，地位高说话有分量。即便如此，为了给金受申找一份生计，老舍也是到处和人去说情，可见金受申就业之困难。

老舍不断重复的话是：“金受申这个人有用、有用、有用，现在他处境困难，咱们多帮帮忙，都是动笔杆子的。”说是人尽其才，实则给已经过了四十岁生计无着落的他找个饭碗。应该说费了很大力气，真帮忙，终于把金受申安排在北京文联（老舍是文联主席）下属的《说说唱唱》，后来是《北京文艺》杂志社做编辑。

金受申是1906年生人，1968年去世时享年62岁，算不上得寿，他最后工作就是做编辑，但与单位工作人员仿佛不是一路人，开会从不说话，评等级评先进评待遇，不是说他争不争的问题，根本就是他把自己都当空气，遑论他人。似乎人们私下都认为这是老舍给的一份救济，和其他同志，尤其有着正经履历的人士完全不同。我想，在北京文联工作那些年他还是有些压抑的，因为他写作的、研究的那些东西，是被视为没落陈旧毫无新意的东西，与当时的新气象格格不入。

令人称奇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商务印书馆给他再版了《稷下派之研究》一书，他在封面的背里留下这样的题辞：

三十年前一个小顽童

三十年后一个老顽童

小顽童偏要装正经

老顽童才是真正经

三十年前不知为什么写了这本书

三十年后，重读此书，不禁哑然失笑。

嘴里不由得大喝一声：“小顽童该打屁股！”

金受申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

时正在东四人民市场卖香皂

此时，他大概觉得，人活一世，也是可以缄口不言的。1960年他54岁，难道又丢了《北京文艺》那份工作去东四卖香皂去了，或者秉承他自由职业者风格又做了一份兼职？

在他同事眼里，他的穿戴也是很无敞亮气，一年四季，冬天穿干部服，夏天穿汗衫，从来没合体过，袖子总是长到包住手，而裤脚也总是盖到脚面，松松垮垮肥肥大大，似乎总是要遮个严严实实，一只手有些残疾（邓友梅语，其他有人认为是痹症，中医说的有淤，但另一种说法是类风湿病，骨骼变形了），另一只手拄着一根大拐棍，身上总是带着酒气，这酒气一早就飘着，到了下午则更为浓重。

关于他的酒量，年轻时一定是好酒的，我们可以从他写的许多关于老北京的酒馆以及饮酒习俗里得知，一般人认为他好酒好吃，在他的文字里无处不在那些翻来覆去的各种吃食各种吃法，的确，虽不是什么上等肴馔，但在他的笔下，几碟酒菜，几杯酒，最重要的是三五好友把酒言欢，如果正赶上窗外大雪红炉正旺，那鲜灵灵的生活美意真是无以复加。

不过晚年的他几乎不怎么喝酒了，身上散发酒味，是他刻意把散酒喷洒在衣服上，而且持之以恒，整日把自己搞的酒气熏天，目的是为了给众人一个废物酒徒的印象，让人鄙夷他就是个迷离懵懂的老废物，除了趴在桌上校对个文字，已百无一用。

就是这么一位似乎被施舍得到一份糊口职业的人，如果不是在机关楼道里飘荡着他的酒气，则就像一个影子般闪动完他最后的十年。

好在，他把他溺爱的老北京烟火百态，以百万文字的方式留在了人间。

【参考书目】

《老北京的生活》，金受申，北京出版社，1989年。

《老北京传说》，金受申，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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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住五道营胡同，不过人们都叫他“安定门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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