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日记里的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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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张元济82岁、黄炎培71岁、竺可桢59岁、徐铸成42岁，10月1日，他们的日记里写了些什么？

书案前，摆放着几部名人日记。这些日记的作者，分别为原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先生、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先生和《文汇报》原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先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忽发奇想，查阅他们写于1949年10月1日的日记，试图挖掘当年更多的历史细节。
1949年，张元济82岁、黄炎培71岁、竺可桢59岁、徐铸成42岁。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都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在日记里写下了真实记录。不过，因各人年龄、经历和职业不同，所记日记也各有侧重。例如，开国大典那天的北京天气，《黄炎培日记》里写：“阴，68°（约20摄氏度）”。《竺可桢日记》则写为“晨阴66°，下午阴72°（分别约19摄氏度与22摄氏度）”，这体现了竺可桢这位气象学、地理学大师的严谨和仔细。而在《张元济日记》里，又写得非常感性：“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张元济本人喜欢早睡早起，也许，那天清晨北京确实飘过零星小雨。10月1日，是新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黄炎培最忙碌的一天。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上午十时，他在欧美同学会参加报告会；十一时，到北京车站欢迎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下午二时，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三时，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直到“入夜，灯炬，五色火焰升霄”；晚上八时，“欢宴苏联代表团……”与黄炎培相比，其他几位先生似没有这么劳顿。徐铸成是下午二时“与代表们乘车鱼贯赴会场”的；竺可桢“午后二点半乘车经午门至天安门门楼上”；张元济准时抵达，“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因为年事已高，他并没有参加晚上的庆祝活动，“与胡子昂同车归寓，时方六时”，“八时半即睡。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对于天安门广场盛况，张元济记得很简洁：“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竺可桢描述了广场全景：“天安门前之广场新辟成，可容十七万人。如排得紧可卅万人。今日余等到，学生、公务员、军队已立待数小时，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黄炎培的记录则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难怪到次日清晨，他还兴奋不已，在枕上吟咏《天安门歌》九首，其中第一首为：“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新闻记者出身的徐铸成，日记最为生动：“天安门广场挤满人群，红旗似海，殆为我国历史上空前之盛况也……三时，大会开始，毛主席等就位，鸣礼炮一百二十响，毛主席亲自升旗，用电动。闻此装置，由技术人员连夜装好者。旋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极泪下。”那一天，竺可桢和徐铸成还在日记里分别写了会友感悟。竺可桢写道，原北京大学校长、72岁的何燏时先生也应邀前来观礼，“现住北京饭店，今日乃徒步而来，可称健步矣……何自来即醉心于共产主义，在浙江为先进，渠自辞北京大学校长后即未任事。”徐铸成则记下了与郭春涛先生“并倚城楼”的对话。郭春涛原为冯玉祥先生部下，也是一位民主人士。谈及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两人感慨万千，“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在城楼上，徐铸成还幸遇辛亥老人李书城先生，李书城曾帮助中共建党，“一大”就是在他家中召开的，“他神采奕奕，不似六十八岁老人。”当天日记中，张元济、黄炎培均未留下与人晤谈的记录，但张元济在日记的最后一段写道：“与毛泽东信，赠与《林文忠政书》一部。”令人有老友如晤的感觉。日记，是当事者记录某一日生活、工作的最原始的史料。品读上述日记中开国大典那一页，可以真切触摸到当年中国知识分子向往光明、憧憬未来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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