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界与舆论界，有一种以“假如我是蒋介石”为题来做文章的风气。如《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民社党人伍宪子、重庆《真报》主持者赵则诚等人，都曾写过这个题目。
就笔者所见，开此风气之先者，乃是中国地质学的拓荒者丁文江。
时为1933年1月15日，丁文江于《独立评论》上，以《假如我是蒋介石》为题，就当时紧张的热河局势，发表了一番见解。
文章中，丁文江坦承，自己在抗日问题上是一个素来主张“低调”的人——“我向来主张中国遇有机会，应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来和缓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它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
作为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很清楚华北的的地理对中国军队极度不利——“平津到山海关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所有日本人尽有而我们全无的武器在这平原上面都可以发生可恐怖的效力。日本人完全掌握远东的海权，渤海是等于日本海军的演武湖。”
虽则如此，丁文江仍然主张抵抗。理由是抵抗虽不足以战胜日本人，但能“使我们的敌人反省，他所要买的地土价值是否太高”，也只有自己肯牺牲，才有可能得到国际上的援助。
至于具体要怎么样做，才能让抵抗真正有力有效，丁文江站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立场，提出了三项意见：
“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如左。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这一次三中全会，在广东的重要会员都没有加入，加入的孙科和伍朝枢，还有一个置身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谋澈底的抵抗，是极端困难的。广东派和南京派的分裂，原因固然是很复杂，但是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冲突至少是导火线。广东派之至今不能合作，蒋胡之不能以诚相见，是最大的原因。假如我是蒋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汉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诚意，用极诚恳的忏悔态度，请胡到南京。天下惟诚可以动人，何况在现在的情形之下。纵然胡始终不肯来，至少使国人知道蒋有与胡合作的诚意，不来的责任，在胡而不在蒋……
“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曾经反蒋的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北方依然有相当的势力。日本人终日放谣言，说某某要拥戴某某，推倒某某建设第二个‘满洲国’在北方，与南京对抗，我个人绝对不相信冯阎二人与这种谣言有任何的关系。但是要在北方抵抗日本，山西是我们真正的后路，察哈尔是我们第二道防线，北方兵工厂比较的在安全地带的是在太原。我们预料平津到山海关的区域是不能久守的，如果张学良或是任何其它的军队退出居庸关，他们和政府的联络，全要倚赖山西。所以第一步要与阎锡山有澈底的谅解，由中央尽量的供给他原料，日夜增加兵工厂的工作。在北方作战所需要的子弹，当然要由山西供给。冯玉祥是提倡积极抗日的，看他在河南内战的成绩，他是壕沟战术的能手。今日不妨给他一部分的军队，守一部分的土地。如是则全国军人都了解这一次作战与内战完全不同，拼命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国家的。然后军队的调遣，给养的供给，子弹的分配，才不至于因政治问题而发生顾忌，发生障碍。
“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如果共产党不能同意，无休战的可能，应该责成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省从速合围，纵不能立刻澈底的消灭它，至少要封锁它在一定区域之内，使它在抗日期内不能做破坏的工作。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是大家都知道了。中俄已经复了交了，形势与去年一月不同。为抗日计，与其与苏俄订不侵犯条约，不如与中国共产党休战，还是很容易了解的。”①
丁文江认为，以蒋介石的地位与责任，这三件事是他必须要做的。“做到十分，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
图：求学于格拉斯哥大学期间的丁文江（字在君）
上述种种，自然多是书生之见。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冲突，关涉到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见的诸多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非是“诚意”二字可以消解。南京中央政府与阎锡山、冯玉祥之见的问题，也同样如此，非是“谅解”二字可以解决。
蒋介石是否看到过丁文江的这篇文章，目前尚无资料可以说明——就丁文江、胡适等人与蒋的交往而言，蒋知悉这篇文章存在的可能性较高。蒋和国民政府皆无反应，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这种无反应，和蒋介石与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学者在上一年建立起的友好关系有关。
1932年11月底，蒋、胡二人在武汉首次约见，蒋向胡适请教如何办理教育，胡适的回答令他很满意，蒋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彼主张持久，以‘利不十、不变法’之意言之，余甚以为然，其人似易交也。”
更早一些时候，1932年6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在庐山牯岭见面，敦请翁为自己授课时，曾对翁如此剖白心迹：
“自从民国以来，当局人物都对国家不起，只顾个人争权位，不知保全国家领土。我过去也是这样的人。从今天起，我愿意改变方针，至于国事应该如何办，要向翁先生请教。”②
1932年6月16、17、18日，翁文灏连续三天为蒋介石介绍中国各省矿产的种类与分布。这次授课，给了蒋很大的冲击。他在日记中写道：
“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③
丁文江与胡适、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等，同为“独立评论社同人”。这样一种交际背景下，丁从“建言”的初衷出发，写作《假如我是蒋介石》，自不至于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定为“攻击行为”。据蒋介石日记，1933年1月15日前后，他处理热河问题的思路，在大方向上与丁文江的意见大致相同，即必须与之一战，然后才有谈和的空间。
比如，1月1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倭寇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与派兵入热河二事。而其志在得热河，建筑要塞，以防中俄将来联合攻满也。我第一步对俄复交，乃与以第一打击。今复派兵入热，使其不能唾手得热，是其第二打击，总以与俄有关系之矣，研究打击方法，先使其精神受协，然后再与接洽。今日前方部队已开进将毕，乃为接洽之时乎？抑待战争结果，再与其接给乎？然非与之一战，则对内对外倭皆不能解决也。故决与之一战，况未必果败也。”
18日，日记又写道：
“此战既不能免，则当专心准备，以待其来攻可也。彼之弱点，应切实注意。”
19日，宋子文劝蒋介石以政治手段促倭寇觉悟，使其认识到中日交战是黄种人内讧，让白种人坐收渔翁之利，蒋的回复是“倭寇冥顽”，难以用政治手段唤醒。同日，日记中还写道：
“我最近防御工作，专在热河，无论战争至如何程度，彼倭以上海事件，决不敢再来南方侵扰也。”
丁文江劝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且认为以天理人情而论，抵御倭寇是政府应该优先处理的问题。不过，丁文江劝蒋介石与冯玉祥谈合作，“不妨给他一部分的军队，守一部分的土地”，蒋介石却丝毫不予考虑。1月14日，蒋介石致电蒋伯诚，命其转告张学良，须处置冯玉祥，以防范他挑拨身在华北的西北军余部——“对冯早应该处置，免生后患。当此千钧之际，岂能复用宋襄之仁，请面告汉兄（张学良）。”④这种决绝，或许与蒋对冯个人性情的理解有关。
图：中年丁文江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没有反应，倒是同为民间政论刊物的《时代公论》，站出来刊文批评丁文江，嘲讽他这个“假蒋介石”实在比“真蒋介石”更具雄才大略。⑤
《时代公论》是一本由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创办的政论杂志，杨公达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主要撰稿人包括萨孟武、雷震、阮毅成、朱家骅、董显光、董时进、向达、徐悲鸿、陶希圣、竺可桢、梅汝璈等人。大略言之，该刊聚集的学人，“是一个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体，囊括了诸多东南学人、范围较广的学术团体。”刊物的政治立场倾向于集权，呼唤强有力的元首制，认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应对来自日本的侵略。⑥
这种政治立场，是该刊不惧背上“蒋介石的机关报”的恶名，仍刊文批评丁文江的主要原因。
图：《时代公论》刊文批评丁文江
因丁文江与胡适可通过翁文灏、钱昌照等人，与蒋介石直接交流，这种批评对丁文江而言没有什么杀伤力。比如，1933年3月3日，热河沦陷前夕，丁、胡、翁三人商议，合拟了一份电报，由翁以密电码发给蒋介石。密电写道：
“热河危机，绝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蒋介石）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3月4日，蒋介石复电，表示将于3月5日亲自北上。
与蒋介石日记对照可知，当时蒋确实在考虑亲自北上，复电内容并非虚词搪塞丁、胡、翁三人——3月3日，蒋日记写道：“欲促汉卿赴热河支持战局，非由余北上不可，对内对外，似皆不能无此行。”4日暴雨大风，蒋日记写道：“气候太恶劣，妨碍行动不少。今日不能飞航，明日亦难北上，是天有意阻行。”5日大风雨雷雪，蒋日记写道：“此次北上，……以天气阻滞，又不能出发。”
蒋介石北上后，3月13日，丁文江、胡适、翁文灏曾一道前往保定，面见蒋介石。谈话中，蒋的坦诚与自责，给丁、胡等人留下了好印象：
“他（蒋介石）承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攻热河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而我们政府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万不料日本人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的实际情形）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⑦
查蒋日记，1933年1月16日，确曾写道：“余以为倭如不调其国内五师以上兵力，决不敢动手攻热。”2月12日又写道：“倭寇九日宣言攻热，其用八师兵力进取，未必能有把握。余当时预料其非由其本国再运八师之兵，不能来攻也。其或为扰乱渐进之法，则未可知也。总之，倭寇攻热，当在本月之内。”可知蒋对丁、胡等人提到的“估计日本攻热河须用六师团人”，确属事实。蒋没有用套话应付丁、胡等人。
不过，对丁、胡在谈话中所提出的具体抗日策略，蒋是不以为然的。在当天的日记中，蒋写道：“与丁、胡谈话，彼等理想皆不研究敌情，而以主观定策也。”与蒋相似，好友汤尔和也曾批评丁文江的文章《假如我是张学良》“逃不出纸上谈兵的公例”。⑧
丁虽然纸上谈兵，但却是学术上的实干者。也是这种实干，让他牺牲了性命。1935年底，鉴于华北沦陷后中国将出现煤炭短缺的危机，丁文江未雨绸缪，前往湖南考察煤矿资源。12月9日不慎煤气中毒，10日醒转，却不幸因庸医误诊导致胸脓溃裂，于1936年1月5日早逝，年仅49岁。胡适闻讯后沉痛写道：“在君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
图：1946年1月，赵则诚撰文《假如我是蒋主席》
注释
①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期（1933年1月）。
②郑友揆、张传洪/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P05。
③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依次见：1932年6月17日、1932年12月2日、1933年1月17日、18日、19日、20日。
④《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1933年1月14日、1933年3月3日~5日、1933年1月16日、2月12日、3月13日。
⑤陶彬，《真蒋介石与假蒋介石》，《时代公论》第49期（1933）。
⑥刘大禹，《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研究 1931-1937》，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P178~185。
⑦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14，P195~197。
⑧汤尔和致胡适，193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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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3 1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