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都处在农闲的日子。比如端午节在缫丝之后、插秧之前,中秋节和重阳节在稻子孕穗的间隙,等到一年的农活忙完,人们就可以迎接冬至了。
和西方人六天劳作、一天礼拜一样,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为了恢复生产力创造的娱乐活动。而每年播种前长达十五天的春节,更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民间说春节的由来,是因为叫“年”的猛兽在腊月三十作怪。因为年兽怕响、怕红、怕光,人们就放鞭炮、穿红衣、挂灯笼把它驱逐。
撇开这神话的理想光环,春节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呢?
早在殷商的时候,中国就有在年头年尾祭祀的习惯。
因为当时生产力有限,青黄不接的冬天里麻衣不足以御寒、存粮不足以支撑南征北战,国与家的社会活动统统叫停,人人关门闭户把热量消耗降到最低——这叫“窝冬”。
等到白昼变长、天气回暖,大家为活着回到土地上耕种欢欣鼓舞,把小心储备了一冬的粮食拿出来祭拜天地神明、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然后大肆吃喝一场,以免陈粮腐坏。
在劫后余生和难得饱腹的喜悦里,春节成为希望的化身。这种大舒一口气的庆幸,没有担忧过匮乏的人大约很难体会。
不论是端午、中秋还是春节,都是只讲“农历”的时代流传下来的节日,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
传统中国靠农耕发家,有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外显特点。那么今天的春节,还留有乡土中国的哪些缩影呢?
01.
贴春联:东方人的祭祀与西方人的宗教
俗话说“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贴倒酉”,腊月底贴春联是春节的必备项目。
除了贴春联,接神、祭祖等民俗,都是乡土中国祭祀活动的再现。
祭祀活动,分为祭拜祖先和祭祀神明两类。前者为了传达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的尊敬、对宗族血缘关系的崇拜,后者源自对自然孕育力量的歌颂、对未知与强大的恐惧。
中国是多神崇拜的国家,靠天吃饭的农民赋予了息息相关的自然元素以神话色彩,使风、雷、雨、电都具象化为神明。
这些神明被赋予了人格,因而可以被蒙蔽,比如用麦芽糖封住灶神的嘴,玉皇大帝就听不到自家的丑事;他们也可以被贿赂,比如杀牲口献祭,就能祈求神明赐福消灾。
相较于宗教信仰,乡土中国的祭祀更接近民俗活动。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涉及到因果生死的世界观,教徒有济世救人的人生观。这些信仰产品对应到中国的落脚点,不是祭祀活动,而是一代代演变的儒学。
儒学教我们相信,解决人间的问题不能求诸鬼神,要“经世致用”、要“读得圣贤书,买与帝王家”;
如果一代达不成宏愿、看不尽真相,就教养子孙,或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立功,把经验交由后代传承。
在顶层思维上,西方哲学因为“耶稣之死”、“苏格拉底之死”——以一己之力传道失败的两大命题,而趋于悲观;
东方哲学同样承认“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但它依靠“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慰籍、“桃李满天下”的传承保持乐观。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尽管科技的极大发展,使祭祀神明趋于娱乐节目,但祭祀祖先的心情却不会褪色;
我们可能不谈“天人合一”,只谈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互助”,但我们不能不谈父母师长,因为我们为他们生养,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02.
团年饭:对团圆的执念与安土重迁的情怀
拜神祭祖之后,阖家成员要围在一起吃团年饭。儿孙不管身在何方、事务几繁,都要在除夕夜回到故乡,所以团年饭又叫“合家欢”。
《西游记》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象化金蝉”,这样描写玄奘辞行的场景:
太宗将一撮尘土弹入为玄奘鉴别的素酒,说道:“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玄奘感念陛下的捻土之意,饮尽此酒,方出关而去。
故土是宗庙、祖坟所在。子孙远游再久,也只有一个家的位置;城里人笑话乡下人“土气”,可土是中国人的命根。
安土重迁之情、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乡土社会鲜少与外界通货、通商、通婚,渐渐成为稳定、封闭的“孤岛”。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少有拓宽视野的机会;消息闭塞,经验靠口耳相传,以至于只知道家长里短,不事关自己不在乎秦亡汉兴。
对统治阶层来说,以农为本比发展商业的社会更稳定、更适合辽阔领土的管理。
因此历朝历代的掌权者,无论出身农耕还是游牧民族,一旦掌权便延续重农抑商的方针。
经过一代代地礼教、一代代地安稳,掌权者把“温良恭俭让”刻进子民的基因,把人变成过分“文明”的羔羊。
先秦时因为名誉、大义,暴起杀人或自尽的故事渐渐消失。到清末社会治安固若金汤,只是同一批人在外敌入侵时,也很难有拼个你死我活的狠劲。
人的文明程度,要尽可能和实力同步进步。文明、道德超过了实力的储备,难免受实力强的“外人”欺辱;
但实力超过了文明,又有毁灭自己的风险。譬如核弹、生化武器的出现,如果没有道德约束,就会发动比两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力的战争。
因此,文明与实力平衡发展,才是强大自己又不侵犯别人的万全之策。
03.
走亲戚:以父子关系为轴延展的社会关系
从初一到初五,是走亲访友、施礼道贺的日子。作揖道喜,传说是为了相互祝贺都没被年兽吃掉,可这其实是维系人情的表现。
乡土中国是关系社会,没有“个人”概念。一个人婚前是“某某家的”儿子或女儿,婚后是“某某家的”丈夫或妻子。
西方人一旦成年就要离开家庭,在他们看来这是权利问题;而中国人即使成家立业,也是对原有家庭的扩充,彼此扶持是人情问题。
和西方人对比,东方人讲休戚相关、有大局观念,但不讲“隐私”,不讲“独立人格”。
乡土中国的关系社会,由私人领域的小关系网,延伸到公共领域的大关系网构成。其中,最小的关系网是“父母子”的三角结构,也就是一个简单家庭。
以“父子”关系为中轴,简单家庭的关系网以父子关系为轴向外延展,组成“家族”。一个家族,一般包括五代以内统一祖宗的所有父系后代及其儿子。
家族的核心人物,是一家之主,而家主力量的强弱,决定了这个家族的势力范围。
乡土中国最大的家族莫过于皇家。皇帝有六宫嫔御、外戚无数,可谓“一表三千里”;其次大的是官宦,如《红楼梦》中的宁荣两府,五代主仆合计不下千人;再次大的是地主豪绅。
最小但数量最多的,是普通家族,大约有四到六名成员,包括夫妻、未成年子女和成年儿子家庭成员。
随着家族成员的扩充,如果家主无力维系势力范围内的和谐,就会面临“分家”,也就是对庞大家族力量的重新分配。
由于富裕家庭有能力支持“多子多福”的观念,数量繁多的子孙在分家时大大“稀释”了财富的集中程度;
而普通家庭会有意识的控制人口,荒年甚至用“杀婴”的方式避免口粮不足,因此普通家庭的分家对财富的分割,不如富裕家庭彻底。
这意味着伴随分家的,是整个社会人均财产拥有量趋于平衡。
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最大的关系网,它是对家庭关系的模拟:
“事君如事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拿“忠”比“孝”、拿“修身齐家”比“治国平天下”。
这些思想经由人民的意愿、统治阶层的利用、市场的偏好、思想家的修订、艺术家的美化,塑造了全体中国人的价值观,使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整体。
对个人来说,品行高尚者爱国如爱家;品行不那么高尚者,在国与家的利益冲突时优先牟取私利,在家与个人的利益冲突时明哲保身。
在同一种价值观的孕育下,何去何从全在个人修养。毕竟,人与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思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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