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创伤性记忆是一个问题,但处理灵魂的空虚——不被需要、不被看见、不被允许说出真实的空虚——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父母看见你时从不感到高兴,你就很难体会到被爱和被珍惜的感觉。如果你的成长中充满了嫌弃和忽视,就很难发展出出内在的掌控感和自我价值。
由我和朱蒂·赫尔曼( Judy Herman )、克里斯·佩里( Chris Perry )共同进行的研究(见第 9 章)表明,如果人们在孩童时候感觉不到被需要,或者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安全的时刻,他们就不能充分地在传统的心理治疗中获益,因为他们不能联想到过去受到呵护的感受。
这一问题甚至在我那些最投入、表达最清晰的病人中都存在。即使他们在治疗中都付出了努力,与我分享他们在个人和专业的成就,他们还是无法忘怀童年时候的创伤,例如他们的母亲太抑郁而忽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希望他们从来没有出生过。显而易见,如果他们不能修改这些隐性假设,他们的生活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怎样才能做到呢?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他们在生活早年里欠缺的经验呢?
为了寻觅这个答案,我在 1994 年 6 月来到位于马萨诸塞州海岸、比佛利(Beverley)的一家小小的学院,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美国心身治疗研究会( the United States Association for Body Psychotherapy )的会议。讽刺的是,我当时被要求作为精神科治疗的主流,描述利用大脑扫描来观察精神状态的过程。但当我一走进走廊,和参会者聚集在一起喝早咖啡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和我常常参加的精神药物治疗会议或者心理治疗会议的参会者完全不同的一群人。他们互相之间谈话的方式、他们的姿势和手势,都散发出一种活力和投入——这种生理上的反馈是情感回应( attunement )的根本。
我很快被一个矮壮的前舞蹈家阿尔伯特·佩索( Albert Pesso )的对话震撼了。他以前在玛莎葛兰姆舞团跳舞( Martha Graham Dance Company )跳舞,但他现在已经 70 多岁了。在他长长的睫毛下,他的友善和自信通过他的眼神透露出来。他告诉我,他发现了一种可以彻底改变人们与他们的内在以及他们的肉体自我关系的方式。他充满了热情和感染力,但我不太确定,问他是否确定他可以改变人们的杏仁核。虽然没有任何人以科学的方式检验过他的方式,但他依然镇定而自信地向我保证这一点。
佩索正打算举行一个「PBSP 身心治疗」的工作坊,他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工作坊和我以往见过的小组完全不同。他坐在一张小矮凳上,坐在一个叫作南希的女士对面,他把她叫作「主角」(protagonist ),其他的参加者坐在小垫子上,围绕在他们的四周。他邀请南希讲讲她的苦恼,当南希中断叙述的时候,他不时描述他的「见证」,也就是他观察到的事情。例如「观察者可以看到,你在描述你父亲抛弃家庭时是如此垂头丧气」。我很惊讶于他是如何仔细地捕捉到那些情绪的非语言表述——微小的姿势变化、面部表情、语调和眼神——这些内容在身心治疗中叫作「微捕捉」(microtracking )。
每一次佩索做一次「观察者的陈述」,南希的脸和身体就更放松一些,就好像她因为被见证和被肯定而感到宽慰一样。佩索安静的陈述似乎令南希鼓起了的勇气,让她继续深入地剖析自己的感情。当南希开始哭泣时,佩索表示没有人应当独自负担着这样的痛苦,进而,她问南希是否愿意选择一个人坐在她旁边;他把这个人叫作「联系人」(contact person )。南希点头同意,然后仔细地扫视了整个房间,指着一个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女人。佩索问南希想让她的联系人坐在哪里。「这里。」南希指着一只在她右边的小垫子,确定地说。
我入迷了。人们依靠右脑来处理空间关系,而我们的神经影像研究也表明,创伤的印记也主要存在于右脑(见第 3 章)。关怀、否认和冷漠主要都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语调和肢体动作来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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