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收录的是4篇短文，原本是要为不同报刊撰写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刊出。但是，自家的破笤帚舍不得扔，回头再看似乎仍未过时，所以从杂乱的硬盘、优盘中拣出，略作修改，放在一起做个拼盘。每则短文主题不同，原先各有语境，全文乍看上去难免有凌乱散漫的感觉，但精神仍然是一以贯之的。
为什么说于丹胜过李零？
在 央视“百家讲坛”诸多讲演者中，讲解《论语》的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也许是最具争议的。我也同意许多批评者的意见，于丹的解读中确实存在不少学术上的硬 伤，需要纠正和改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于丹在传播乃至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反映了民众对于本土教化资源的强烈渴求。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对孔子圣人形象的 解构相比，在教化民众的意义上，于丹的解读方式其实更有价值，更值得重视。
据报道，2007年9月以来，甘肃省白银监狱将国学讲座引入服刑人员的日常教育，帮助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早日回归社会，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服刑人员参加了学习。我认为，这是充分挖掘本土思想资源，教化人心，建设和谐社会的善举。
说 到“教化”，大概许多人会立刻涌起反感，忍不住要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反启蒙的态度，不够“民主”和“平等”，而且是一种要不得的复古。其实，这完全是一种 误解。事实上，任何社会秩序的确立与延续，都需要对其成员进行不断的教化，福柯就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规训”；本土的传统资源更是任何社会的教化 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教化固然具有“规训”的性质，然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一定就是压抑个性，妨碍思想自由的。因为，民众实际上有一种自觉接受教化的内在 需求。今天社会上对于丹的由衷赞赏与狂热追捧，正是这一需求的市场表现。用自由主义者爱用的权利概念来说就是，民众有接受教化的神圣权利。
我 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思潮日甚一日，中国现代化进程却反而坎坷连连，欲速而不达。而更重视利用传统资源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则要平稳顺利得多。对于近代 西方的成功，人们一般只注意到了大学在引领观念革命方面的推动作用，却忽略了在大学之外教会坚持传统，保证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具有延续性的保 守作用。须知，保守与进步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味躁进，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急剧变化中，人们更需要传统来提供安定人 心、塑造人格。
从 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以来，学者们按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的框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体系割裂开来。传统文化丧失其有机联系，沦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资料和对 象，因而也失去了活生生的教化功能。其背后的假定是无视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地方性，将其当作衡量一切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标准。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非常流 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逻辑。
在 多年激进思潮退热之后，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形势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得到恢复，逐渐能以平和的心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尤其是民间自发地掀起了儿童经典 诵读学习的热潮。在认识国学资源的教化价值方面，个人觉得，与学院派的教授们相比，普通民众甚至有更加敏锐的直觉。不仅企业老总们愿付重金参加名校的国学 班学习，而且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诸如孟母堂之类的现代私塾教育机构的涌现。在目前义务教育广受批评的情况下，从尊重子女教育的父母选择权的角度上看，这种 新型的私塾教育其实不失为必要的补充，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
相 较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化尤其值得重视。中国的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全民九年义务教育也并未得到充分落实，尤其是缺乏发达的教会体系，如何为普通民 众提供必要的社会教化，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非常关键的问题。宋明理学曾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功地将教化范围从精英阶层扩展到普通民众，渗透到各地的乡规民 约乃至家训、习俗中，塑造了当时所需要的社会成员。其教化的内容，经过社会变迁，自然有调整的需要，但是有教无类、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值得今天的教育者 继承发扬的。像白银市弘扬国学教育研究会这样深入到监狱中，利用本土资源开展教化的活动，不仅深得传统教育的精髓，而且与塑造人格的现代教育理念若合符 契，值得赞赏与鼓励。
风水不“科学”才需要保护
因 为据说韩国准备将中国风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申报，一段时间关于风水的争论又在各种媒体上开展了。毫无新意的是，争论仍然集中在风水是否科学的问题上。其 实，风水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或者是包含迷信因素的科学？这个问题在学术层次上固然可以平心静气地开展研究，但它与风水是否需要进行遗产保护毫无关系。
韩 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做法往往让国人感到不爽，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常常不及他们的眼光和智慧。我认为，在风水问题上，不管韩 国人是否真的准备申请世界遗产，我们都应独立思考，无须跟风或者较劲。何况，申报文化遗产也未必是保护风水的首选之策。
说 起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这件事，扶弱不扶强，是典型的“反进化论”的思路。那些欣欣向荣的强势文化是完全不需保护的，要保护的向来都是日薄西山、处境不妙 的传统。因此，以当代社会主流的价值为标准，判断某种文化不合时宜，不够“科学”，从而反对其申请文化遗产保护，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就 算风水不是科学，也未尝不可以作为遗产来申报；就算联合国批准了风水作为世界遗产，也不能证明风水就是科学。否则，为什么没有人去将现代科学申报为世界文 化遗产？昆曲倒是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可谁会把它当作科学对待？以科学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一根筋！
国 际社会为什么要保护那些处境艰难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听任生存竞争将那些“落后”、“过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淘汰掉，让人类尽快走向“科学”、“理性”的 未来，早日告别这些不科学的“谬误”呢？显然，人类通过痛苦的经验认识到，那些过时、落伍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包含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因素，人类日常生活的自 发选择常常不足以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对文化遗产作特别的保护。这体现了现代人对时代局限性的充分认识，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可贵反省，对待传统的敬畏与审 慎。
拿 风水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堪舆与其他技艺一样，在文化上从未处于显赫的地位。然而，由于风水符合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适应古人 卜居择地的文化要求，体现了古人在环境生态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影响了古代生活的诸多方面；所以，即使它与现代科学的理念未必完全相合，也不失其作为传统文 化典型表现形式的研究价值。
更进一步，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中，中国古人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往往具有今天难以想象的敏感体验，风水作为这种超常体验的系统表达，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尤其 是今天人们受机械自然观的深重影响，往往将自然视作奴婢和寇仇，造成今天环境问题的严重恶化，对人类的持续发展和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代科学作为现代 自然观的表现形式，在这方面同样是存在着时代局限性的。
所以，风水术中存在着许多没有现代科学依据的信念，不足为奇，也未必是其不够“科学”的证据，因为现代科学并没有垄断真理，也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 反，引入中国古人对待环境和生态的不同思路，将有效地冲击我们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势，使我们保持可贵的批判精神，从而能够拓宽环境问题的思维空间。
著 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指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传统，只要获得了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变成强有力的对手，并暴露出科学的重大缺 陷。”文化遗产作为频临灭绝的文化基因，体现了古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经过不懈探索而收获的可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尤其是保护那些与今天主流观念截 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是在保护人类对变幻莫测的环境进行适应的备用方案，就是在保卫人类的未来。
“爱国贼”与“科学贼”
近 来国内自由主义逐渐深入人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正在成为共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爱国主义”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了。与中国不同， 在西方语境中，“爱国主义”一词往往带有贬义的色彩。英国文豪约翰逊曾说过“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样的名言。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指出：“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20世纪30年代美国报业大亨W. R. Hearst也曾经说过：“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
我 第一次看到这些说法时，是很受了震动的。谁不爱自己的国家？爱国主义岂不是天经地义正确的吗？但是，仔细一想也就释然了。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 列强欺辱，捍卫国家利益，外御强权，是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爱国与否是衡量一个人基本品格的大是大非问题，丝毫不容含混。“爱国主义” 一词指的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崇高品质。当然是值得推崇和赞赏的。
而 在西方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扩张，往往用抽象的民族、国家的利益欺骗人民勇作炮灰。在“爱国主义”口号下，弱小民族的独立、尊严，普通 民众的权利都会成为牺牲品。像法西斯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美国发动越南战争，都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识之士正是因为真正爱国，热爱和平与正义，才 对祸国殃民的“爱国主义”深恶痛绝的。既然“爱国主义”一词所指并不相同，意义褒贬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想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之”的名言。罗兰夫人这句临终感慨，道尽 人间可怕的真相：妖孽鬼魅总是要披上最美丽的外衣。最好的事物和概念总是会被用来包装罪恶。即使是在中国，爱国主义不是也常常被用来掩盖偏狭、无知和侵犯 人权吗？尤其是由于国人常有贵耳贱目，爱以口号判断的坏习惯，在动听口号下更是犯下了多少灾难深重的错误。因此，打着爱国旗号以售其奸的“爱国贼”就像人 人痛恨的“卖国贼”一样， 都是人渣。
以爱国的名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牺牲他人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同样打着“ 科学”的旗号，更可以剥夺他人思想和选择的权利。因为，否则你就是在反科学。在“反革命”的罪名不再流行之后，这个罪名的分量越发加重了。因为，政治问题 还可以有争议，伦理问题还可以有分歧，民族权利可以批评太狭隘；但是，“科学”，作为真理的化身，是绝对不可以怀疑的。
在“科学之上”的淫威下，甚至连梁启超、胡适这样提倡思想解放的启蒙者都曾放弃过自由思想和个人权利，成为不惜以撒谎、隐瞒事实来维护科学名声的“科奴”。（做“科奴”有意思吗？科学时报9月15日）模仿约翰逊的名言，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教条思想最后的庇护所”。
结果，以科学的名义，科学主义者以近代科学传统作为裁断真理的唯一标准，排斥各种合法宗教和传统文化，排斥久经检验的中医，甚至排斥包括哲学、伦理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而对科学进行理性研究的科学文化研究诸多学科（Science Studies），更是被科学主义者视为“反科学”的渊薮，进行科学传播的相关研究人士也被诬蔑为“反科学文化人”。在今天提倡多元文化的时代，这种罢黜百家、独尊科学、压制理性、禁锢反思的做法，居然还很有市场，真是咄咄怪事。
明 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我们这样一个民众科学素质相当低下的国度，盲目迷信科学、容不得揭示科学局限性的“科学主义”，为什么反而会大行其道？也会明白： 当年以“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等政治帽子来批判共振伦、基因论的急先锋，为什么今天摇身一变要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这些企图利用科学名义来压制异 议、垄断思想的人，不正是酷似“爱国贼”的“科学贼”吗？
为了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让我们珍爱理性和自由，像提防祸国殃民的“爱国贼”那样要时刻警惕蛊惑人心的“科学贼”。
科学主义的“河东”与“河西”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科学主义”由兴盛到超越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
改 革开放初期，为了突破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除了引用经典作家和领袖的权威论断之外，诉诸科学的权威是启蒙者们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主要以科学活动作为研 究对象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对于思想解放的贡献颇为突出，甚至在历史、政治等其他学科领域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输出源”。其实， 就学术本身而言，这些启蒙者倒未见得有多深的造诣；但他们向社会“输出”科学的理性、实证、怀疑和批评精神，挑战长期以来盛行的政治干预学术的陋习，为学术的自主发展和思想的理性探讨开拓了道路。
一 时间方法论大行其道，“科学主义”成为斩断意识形态束缚的利器，集结在《走向未来》丛书等周围的学者群，成为启蒙先锋。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波科学主义文化 运动，也存在着严谨不足，专业观念不强，学术与思想相混，激进有余、理性不足的缺陷。但那是一个顶住各种压力，不断突破禁区的“激动人心的年代”。改革开 放到今天，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与这场运动所推动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各种深层问题逐渐暴露，科学主义的弊端开始显现，原先的解放手段，转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束缚，逐渐蜕变为新的话语霸权。思想解放面临新的课题，科学主义成为第二次启蒙所批判的对象。
值 得注意的是，率先开始反思和批判科学主义的学者，往往正是当年以科学主义挑战僵化意识形态的那批年轻人，而当年以政治口号批判科学的人士，却摇身一变，开 始高举科学主义的旗帜。这一让人眼花缭乱的“乾坤大挪移”看似很“无厘头”，其实争论的真正焦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思想自由的多元化还是思想管制的“一根筋 ”，是臣服于外在权力的压制还是坚持思想的独立自主性。在基本精神上，第二次启蒙是第一次启蒙的继续和新的发展。
2002年 “科学文化宣言”刚出炉时，曾被批为“反科学宣言”，有关学者被扣上“反科学”的帽子。然而，通过关于“敬畏自然”、“废除中医”与“科普法废除反对伪科 学条款”等几次大讨论，认识到科学主义弊端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理念正在逐步由学界而扩散至官方，开始进入“主旋律”，科学主义开始退潮，主要标志就是2007年中国科学院颁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
对 科学活动坚持人文反思和批判的“科学文化人”，正在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科学及其技术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其他各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 传统同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不能将科学技术凌驾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文化之上。科学技术活动是双刃剑，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必须要接受伦理约束。科学技术工 作者必须要警惕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必要时应向公众发出警示，甚至要自觉暂停或限制带来风险的科学技术活动。在应用科学技术时，必须要注意生态保护， 尽可能减少对人类和动物受试者的伤害，人体实验应该得到受试者的知情同意等等。科学是可错的、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已经完成的、封闭的、单一模式的。
科 学技术活动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活动，其运作总是与权力、利益纠缠在一起，它不仅需要内部的监督，也需要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接受公众的外部监督。科学技 术知识的进步不仅需要内部的修正，也需要其他知识形式的补充与批判。因此，在民主社会中，科学技术活动不应成为社会批判的禁区。外行的普通公众，在与自己 利益相关的问题上，不能因为科学知识不足而被取消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科学传播不是科学知识和观念的单向灌输，而是科学在公共事务上获得公众授权认可的必 由之路。科学主义批判从学术领域进入科学传播的公共领域，单向灌输的、毫无批判的传统科普转化为双向互动的、反思批判的科学传播，恰逢中国创建公民社会的 关键时刻，意义重大。
超 越科学主义，使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数理科学传统，能够欣赏博物科学的智慧；不再将真理仅仅局限于西方近代科学，可以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的价值。改革开放以 来，在努力吸收国外优秀文化的同时，国人开始以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再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我们精神血脉的传统文化。超越科学主义，为 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
在 以“科学主义”作为批判武器的第一次启蒙中，人们大多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习惯，仍然渴望寻找唯一正确的标杆。而在超越科学主义的第二次启蒙中，思想和 文化多元化成为基本的努力目标，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步。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很难逆转；但是，第一次启蒙的某些参与者和支持者可能固步自封， 民众对“科学主义”认识尚需提高，第二次启蒙的道路坎坷艰难，需要我们展现出比第一次启蒙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见证了第一次启蒙的艰难和成功；再过三十年后，我们有机会欣然回顾第二次启蒙的成功吗？
江晓原，刘兵 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异域，235-243 |
发表于 2009-3-29 23:35:59